在读书人、书写者的世界，一直有所谓薄今厚古之类的说法，但这不全然是正确的，也通常只是浮泛的。较深刻的是，我们对同代人常有一种自自然然的重视和宽容，这来自于一种站在共同处境的体认，我们一起承受着同一个沉甸甸的时代，以及对这个当下看不到边界大世界的种种疑惧和茫然。也因此，由于某个难以言喻的但恰恰好的机缘，我们会认准同一时代同一历史命运里某些年岁稍长的、先行一步的、我们可依循他的路走进这个令人畏怯世界的秀异之人，并对他油然生出一份极特殊的、他人难解的钦慕感激之情，这尤其多发生于我们世路多歧的年少启蒙时日。此事无关日后总的历史评价，这是个人当时一个私密的、准准如击中一个点的确确实实需要。我们寸心自知，这是一个帮你开门的人，一个领路的人和陪伴的人，也许就只能是那么一截一段路而且几年后仍得告别，但就像《神曲》里但丁靠维吉尔引着才得以走进去并走出来地狱和净界这趟不可能再有的旅程一样，稍后，但丁自己（换另一个引路人，贝亚特丽斯）仍得上升到天堂并看向最高天，那是维吉尔因为历史命运注定（不是能力限制）去不了的地方。我们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许是更好的小说家，但这无改于也不妨碍当时豁然打开《百年孤独》、教他懂了怎么处理时间的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此一事实，这事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年后亲口说出，是他一生难忘那正正好的一刻。日后不再年轻的孔子，也许这里那里都越过了子产并且有能力批评他至少质疑某句话某些事，但孔子没这么做，他只赞誉子产（所以说人成长哪里非弒父不可，那其实是程度蛮差的人才坚持做的事）；我们看着的是日后“完成”的孔子，只有孔子深深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
启蒙，真正的形状是一个针尖也似的点；启蒙者，也因此不必是一整个人，更多时候他只是几句话、一次作为、一个判断或一个选择，乃至于只是一个正确无误的表情和身姿，或仅仅就是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在那里、存在于那里而已。
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子产这其实是颇危险的一句话，证诸我们只太多不会太少的历史经验——如果语调是偏向抒情的，如果说话时忍不住多点悲愤，让内心热度陡然冲高，多生出那种孤注一掷的神圣感，这反倒很容易让说此话的人变得太自由太放纵，让暴力合理，如荣格说的，成为暴力的上层结构。
英语世界有这么句话：“这家伙冷得跟一条黄瓜似的。”——整个春秋热腾腾的、时时召唤人本能冲动的这两百年，我们不敢说子产是最冷静的一个人，但至少整部《左传》看下来，我们再找不出有谁比子产更平静不波，也看不到子产在哪一刻、哪件事上曾激亢过快意过。我们可以这么说，对子产而言，郑国的生存与否，并不是一次危机、一个赌注，而是一种根本处境，所以只能是一个连续的、日复一日的极精密工作，子产曾以农耕来比喻：“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其中最有趣的是“行无越思”这句，行为行动谨慎地跟从思维，所做的事一定先想过，意思是无比的耐心，不可超前也无法超前，心再急都一样，而最要紧是不犯错，乃至于别进入到一种容易犯错的心思状态。
子产崛起于鲁襄公十年郑国的那一次大型内乱，他的父亲子国（时为郑国司马）被杀，盗贼还攻入公宫，在这样深仇大恨又间不容发的大考验时刻，我们来看，彼时还很年轻的子产做了什么？——他有条不紊地一样一样来，精密地拆解开汹汹成一团而又稍纵即逝的时间，如同《庄子》书里解牛的庖丁，看起来很从容，完全不像个父亲刚刚被杀的年轻人：“为门者”（布置守门卫士），“庀群司”（分配好职务并找出负责的人），“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做完这一切才稳稳地发兵攻贼；乱事平靖之后，取得执政大权的子孔要追杀所有附贼的共犯，斩草除根，被子产一番说理挡了下来（“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这里，最见子产本色的是他毫不客气指出子孔正是最大获利者，够了吧。事实上，子孔确实事先知情，默许内乱发生，本来就打算趁乱取利），子产还说服子孔公开烧掉所有犯罪证据的相关文书资料让人心安定，一刀切下，到此为止，包括他父亲的死和仇恨。
这仿佛预演了日后子产的执政一生，理性，心思安定澄明，提前想事情，任何细节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对他而言，似乎没有突如其来的事，再暴烈袭来的事都可以“抽出那一条线”，如卡尔维诺说的，建立起因果逻辑和工作顺序；这是随时专注、随时先想事情、随时盯着现实变化微调自己想法做法的人才拥有的一张时间表，包括对未来（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的先一步穿透和掌握，这让他耐心而且坚持。据此，子产可以不放事情发展到险境需要一赌，可以把是非对错弄得清清楚楚但知道何时该止于何处、暂时实现到哪儿。子产也不真的靠权力工作（靠权力工作是一种快速、粗糙、不用多想的工作方式），倒是在各式权力的交错缝隙中找出来人可以认真讲道理、具说服力的空间，这非常非常重要，否则你如何能对外应付权力更具毁灭性、总是挟着兵车而来的晋国和楚国呢？
所以，如果真要选一个单词来说，我不会讲子产“冷静”，而是“准确”——郑国的生存纵深不大，不是一个太失误得起的国家，甚至还不是一个太能穷究是非善恶到底的国家。子产动人的冷静，只是他事事寻求准确无误的需要，也是他生于这样一种国家对自己的苛厉要求。
准确、精密、把事物分解到某种微粒状态，很自然会让人感觉严格、感觉无情，子产的执政因此很容易招来误解，不止叔向一人。我相信这也包含于他自己的考量之中，人们的误解也是可预期的，还是该纳入计算的，只要误解不大到排山倒海让事情不成，那就无妨或说应该承受。子产一生，被后世引述最多的可能是这件事，记在鲁襄公三十年，当时孔子应该才九岁大——相传子产执政第一年，郑国民间歌谣唱的是，谁来帮我把子产这家伙给宰了，我所有的田地衣裳全送给他；三年后，歌词改了，我有小孩子产帮我教养，我有田地子产让它增产，万一万一子产死掉了，有谁能继承他呢？
如果我们以为这是Happy Ending，大家从此误会冰释和乐融融那就错了，《左传》是现实历史不是通俗小说；而且多工匠、多商贾并早已形成某种有力量团体的郑国人民，也远比周公的鲁国这边桀骜不驯。又五年后，子产作丘赋，也就是改制增税，这回郑国人民话更难听了，说他父亲已不得好死，如今他又像根毒蝎子尾巴一样四下刺人害人，郑国大夫浑罕劝谏不成，撂下这句优雅的狠话：“国氏其先亡乎？”意思是子产这一脉会先郑国诸家一步灭亡，或直接白话翻译为绝子绝孙，这是睿智的预言还是诅咒？
真正从头到尾没怀疑过子产的可能就只孔子一人，孔子自己也是个准确而时时显得严厉的人，他不附带指出缺点的人并不多。孔子称子产“爱”和“仁”，都是柔软的、宽阔的、有温度的，而且恰恰好和冷静严酷云云背反的用词，也是孔子心中最美丽的、最舍不得用于人的珍贵之词——子产死时，孔子（三十岁了）流着泪说他是“古之遗爱也”；之前则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后面这一句是辩护的语气，接在郑国的乡校问题后头。郑国乡校，就像我们今天的大学，很自然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热血之人聚集批判时政的火药中心，大夫然明建议干脆关闭掉乡校，如往后两千年不少执政者做的那样，但子产不许，他以为舆论是健康的，也是必要的，尽管当时被骂最惨的一定就是他。教学和时政批判，这几乎就是孔子一生最主要做着的事，这段往事，一开始可能是孔子当时辩护解释子产时举用的例证，而这两句赞词正是结论。
仔细一点读《左传》，我们应该会同意孔子看到了更完整的事实，诸如此类的子产事迹在《左传》里一件又一件，总是始于严正止于宽容，一个一个放过连我们都觉得该惩罚的人。宽容不是讨好，不是手段，深刻来说，宽容才是目标，因为宽容是人的空间、是人认真找出来的最大可能。根本的事实是，子产的执政超过二十年，但他自始至终不是郑国真正的第一号权力人物（最多只死前那几年），这二十几年，郑国的正卿是子展、子皮父子两代，从实际位阶到家族实力。子产的好运气，是子展子皮如此（逐渐地）信任他或说愈来愈听得懂他的话，有人愿意听而且听懂话当然是运气，人年纪愈大愈知道这是天大的运气没错；但这其实也意味着，子产执政并没有取用不竭的权力，事实上他有几次还险些出奔流亡，他的力量来自于，并累积于正确而且可验证的道理，以及正确可执行可化为事实的作为（所以子皮比他父亲子展更服气、累积更多次信任他的理由）。更多时候，子产是抗衡、周旋、制服权力而不是只使用权力；不只这样，这样的道理和作为还得出门面对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和一般人民往往比掌权者更不讲理更不好说服，在进入现实世界时还得再减损打折一次。也就是，光是道理上、逻辑上正确无误仍远远不够，更困难的正确是时间抉选的正确，你还得更精确找到（以及等到）时间不驻留的、但不能早也不能晚的准准那一个点出手才行，这是人最容易感觉孤单并沮丧的部分，让人知道自己一生能做的事其实更少。
子产始终知道自己是严厉的，人自觉严厉意味着这里头有超过自己心性、硬生生做出来的部分。子产临终前，对接任他执政的子大叔说，只有真正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服人，我们不得不严厉一些，像火一样让人因此避开危险，而不是像水一样仿佛狎昵可亲，溺死的人远多于烧死的人不是吗？
子产大约猜到了子大叔不真的就相信他的嘱咐，郑国果然也因此在他死后乱了好一阵子。我们大致可以这么说，不论是来自对历史走向和郑国未来命运的判断，或是对自己能耐和他人不敢心存侥幸的理解，子产是很苦涩的，他得勤勉地、时时用足全身力气才堪堪拉得住这个理应不断下坠的国家、这个时代，但也只能做到这样；也是说，他的历史判断和他的作为是逆向的。而他终究得松手，郑国加上你再减去你，你留存于这个国家的这一力量不会延续太久，不会及于子孙，他心知肚明。
不再有小国家的世界
然而，子产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典型，或更具体有益的，可以因为他这样一个人，开始一种思维，一条有意思的历史之路，很可惜（该不该可惜呢？），这在中国日后的历史并没有发生。
简单说，中国的历史走向另一条路，那就是一统，一个单一大国——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必”字有实然的无奈部分，却也有人意识形态的应然积极部分。基本上，此一中国人一直相信的历史规律，其实是把合看成常态，分是变局是动乱是得熬过去的不幸历史时刻，是“暂时的”，这极可能是现实的“倒置”，现实里，分才是自然状态，合是人的主张和成就，因此，这片广大土地，这一悠悠历史，往后并不真的存在小国家了，只剩逐鹿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东西，也吸收生养着完全不一样的人及其思维作为。和子产农耕者的自况不同，逐鹿者是狩猎团体，真正的核心是武力，它不恋栈既有土地，不和某一方土地发展千丝万缕并且稳定的关系，既不承认有其他“国家”存在，其实也不当自身是个国家，因此消灭别人是正当的，被人消灭尽管凄惨却也无话可说愿赌服输，这是大家共同服膺的游戏规则，能计较的不过是输赢里、杀戮中那一点点人道和气度。
很长一段时日，台湾也曾把自己想成是这样逐鹿中原的狩猎团体，侯孝贤的《童年往事》电影中，记述父亲不愿意安家落户于南国台湾，家具买的都是竹制品，便宜轻灵容易朽坏容易抛弃，时候一到，该走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