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0世纪30年代，叶青等人在上海办辛垦书店，同时出版《二十世纪》杂志和《科学论丛》，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科学著作。其中有爱丁顿的《物理世界之本质》（谭辅之译，1934年）、《星与原子》（张微夫译，1934年），蒲郎克的《科学到何处去》（皮仲和译，1934年，该书序言为爱因斯坦所写），王特夫的《物理学概论》（1934年）。同时出版的《科学论丛》几乎每期都有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有关的内容。如第一集的爱斯坦《相对性理论》、第二集《论理论物理学之方法》、第三集的《场之新旧理论》，莘农根据日本石原纯译文译出。（辛垦书店，1934年）郭颖颐对这个群体的评价是：对科学抱有极高的热情，但对科学缺乏真正的理解。（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页）另外参见（英）勒脱：《相对论浅说》，晚苕译，载《哲学评论》第1卷第3期，上海：北京尚志学会，1927年，第126页。恩斯坦：《伊太与相对论》，载《哲学评论》第1卷第6期，1928年，第153页。爱斯坦：《几何学与经验》，孟昭英译，载《哲学评论》第2卷第2期，1928年，第85页。
[26]薛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上海：中国科学公司经售，1937年，第3页。此书现藏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第3章为《相对论之基本议程式》，第24章为《易说与相对论》，第25章为《易说与相对论（续）》，第27章为《易说与万有引力电力磁力》。早期中国学者从《易经》思维来谈相对论的并不少见。如1921年，梁漱溟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时就说：“相对待固是相反而即是相成，一切事物都成立于此相反相成之调和的关系之上；纯粹的单是没有的，真正的极端是无其事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凡中国式思想的人所共有的；似乎他方也偶有一点，不过我记不清；我只记得从前看到一本书叫做相对原理（Principle of Relativity），是美国人卡鲁士（Carus）著的，他讲安斯坦的相对论，其间有好多话惹我注意。他所有的话都是根据‘宇宙是大流’的意思而说，一切东西都在这大流中彼此相互关系。其最要紧的话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自己在那里存在的东西。”（第124页）1944年，陈立夫著《生之原理》（重庆：正中书局，1944年）时也认为：“时间空间互为体用，相依而不离，空间三进向而时间一进向，所以闵可夫斯基·爱因斯坦说：宇宙是四进向的连续体。但是这种宇宙是四进向的连续体之说，我们的时空论所自出的中国《易经》早含蕴此种主张。《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正所以表状此四进向的连续体的宇宙中之各种运动的形态。”（第42页）
[27]（日）田边元《最近自然科学》（周昌寿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4章第4节专讲“相对性原理”。朱经农、唐钺和高觉敷主编的《教育大辞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已重点列出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条目。本辞书的编委主要由当时中国留日和留学欧美的学生组成。早年在中国介绍相对论的几位重要学者都列为编委，如高鲁、任鸿隽、段育华、郑贞文、周昌寿等。王星拱在《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一书中曾附录介绍了“时间与空间之相对观”。他说：“这一篇叙述，就是从《爱因斯坦的相对之理论》——一本通俗的小书，和此种叙述之散见于其他书籍中者，节录下来的。”（第29页）汤姆生《科学大纲》（胡明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册第32篇《爱因斯坦之学说》，由当时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段育华译，书中附有爱因斯坦的照片，并说明：“精深远到，世界仅见之科学学说创造家。”张国仁《世界文化史大纲》下册（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专设一章《现代科学之革新家——爱恩斯坦》，对他的评价是：“从此爱恩斯坦的理论遂为科学界一致的崇拜。”陈范予1933年根据英文翻译柏恩黑第·巴乌应克（Bernhard Bavink）的《现代科学的分析》上册（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其中第11章是《相对论与力场通论》。1935年，陶行知主编的通俗知识杂志《生活教育》第2卷连续介绍过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作者均署名白桃。如《质量、能和爱因斯坦》（第3期）、《爱因斯坦的学说又得一证明》（第9期）、《爱因斯坦最近宣布的新学说》（第14期）。在发表《爱因斯坦的论说对吗》（第23期）一文时，还配发了一张爱因斯坦讲课的照片，并说明：“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他是世界有名的大科学家。现在被希特勒驱出德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教书。他正在对学生们讲大道理。写在黑板上的方程式，是他常用的话语。”Grove Wilson《世界科学名人传》（曾宝施编译，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第28章，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的学术贡献，并附爱因斯坦拉小提琴的照片，认为相对论：“实际上对于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这种理论是无用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则这理论非常重要了。这当然不是对于宇宙一种最后的解释。最后的解释，还是要追根于那最小的原子、电子。一切研究都是要有赖于这个原子世界，也是要有赖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L·Lnfrl的《科学在今日》（秦仲实译，北平，1935年）是一本介绍现代物理学的通俗读物，书前有爱因斯坦的序言一篇。霍登的《近代科学与宗教思想》（应远涛译，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中多次提到爱因斯坦。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严鸿瑶译，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皮仲和的《世界科学家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有爱因斯坦的传记。1935年8月27日，北平《晨报》发表周金《论近人讲惠施及其他辩者（二）》一文，其中谈道：“我们知道，自从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之后，哲学上许多唯心论的区别，是曾经如何地企图来解释爱氏的相对论，企图借此来否定空间时间的客观存在，否定这空间时间的两个客观区别的范畴。事实上，爱氏相对论否定了绝对的空间和绝对的时间，填平了空间和时间不可过渡的鸿沟，可并不否认了空间时间的客观存在。空间与时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但这种相对的区别，是在客观存在（‘实有’），而非主观的‘错觉’，却又是绝对的。这是相对论真谛。”据陈晓农说，周金是陈伯达的笔名（《陈伯达——最后回忆与口述》稿本第371页）。吉松虎畅的《科学界的伟人》（张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有《提倡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一章，专门介绍爱因斯坦，并附爱因斯坦讲课的照片。李书华等：《科学院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石兆棠《科学概论》（桂林：文化供应社印行，1942年）第18章即为《爱因斯坦方法论的基础》。卢于道《科学概论》（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1945年）中也提到爱因斯坦。W.C.D Dampier-Whetham的《科学与科学发展思想史》（任鸿隽、李珩、吴学周合译，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章《物理学中的新时代》，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陈鸿恩等编译的《五十科学伟人》（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有爱因斯坦的传记。1945年刘佛年翻译出版了爱因斯坦和茵菲尔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一书。刘佛年在译序中说：“这本《物理学的进化》在1938年由剑桥大学印书馆出版。那一年我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看见报纸杂志上都热烈地介绍这一本书，便也买了来看，果然觉得好得很。间与研究物理学的朋友们谈起这本书，莫不交口称赞，便存了一个翻译的念头。次年在法国，看见法文的译本也已经出版了。近三年来在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得暇的时候便翻译一点，时作时辍，直到最近才完成。”许思园《相对论驳议》在1942年以法文正式印行，后又被作者亲自译成英文。1944年，许思园到达普林斯顿，随即出版了《相对论驳议》的英文本。许多学者纷纷来信，对论文发表意见。1945年6月7日，经爱森哈德引荐，爱因斯坦邀请许思园到家中做客，两人就时局、宗教和中国哲学等问题进行广泛交谈。许思园把《相对论驳议》送给爱因斯坦，爱氏随手翻阅后，谦逊地表示他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一直心存疑义。临别时，他请许思园写一摘要给他。不久，许思园写就短文《与爱因斯坦教授讨论两个问题》，寄给爱氏。此文后译成中文，发表于《东方与西方》杂志（1947年8月）。（见胥弋：《许思园：一位“奇怪学者”的生平际遇》，http：//wenxue.beelink.com.cn）
[28]罗忠恕：《与爱因士坦先生的谈话》，载《观察》第5卷第20期，上海：观察周刊社，1948年，第14页。罗忠恕（1903—1985）曾任华西协和大文学院院长，1942年发动成立东西文化学社，与李约瑟有较多来往。
[29]刘义林、罗庆丰：《张君劢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吕希晨、陈莹：《张君劢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郑大华：《张君劢评传》，中华书局，1997年。
[30]陈兼善：《进化论纲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
[31]《科学》杂志最早提到爱因斯坦是在1919年。杨铨：《科学与研究》，载《科学》第5卷第7期，北京：中国科学社，1919年。另载《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1934年，第215页。
[32]杜里舒：《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张君劢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页。
[33]杜里舒：《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张君劢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页。
[34]杜里舒：《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张君劢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9页。
[35]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页。
[36]本文完成于1920年，正式发表于1921年4月15日出版的《改造》杂志第3卷第8期。论文前面用英文列出论文所依据的科学文献，分别是：①爱因斯坦《相对论：广义和狭义的理论》，伦敦麦修恩有限公司，1920年。②A.S.爱丁顿《空间时间与万有引力：狭义相对论概说》，剑桥大学出版社，1920年。③哈罗《从牛顿到爱因斯坦》。④福来恩·西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论基础》，剑桥大学出版社，1920年。⑤休·爱略特《相对论原理》，载《爱丁堡评论》，1920年10月，第316—331页。⑥威尔登·卡尔《相对论原理：哲学与历史和取向》，伦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0年。（参见《徐志摩全集》第4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9、30页。原文中科学文献的翻译者为傅光明）
[37]《徐志摩全集》，第30页。任鸿隽认为：“二百余年以来，牛顿的万有引力说，已为学者认为‘人智能及之最大限度’，不意20世纪以来，又有安斯坦（Einstein）的引力新说发明，比较牛顿的引力说更为普遍而精确。所以我们若是要把行星系统的发明做一个‘完全的叙述’，应该以安斯坦的引力新说为止。”（任鸿隽：《科学概论》上篇，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60页）
[38]《徐志摩全集》，第31页。
[39]《徐志摩全集》，第46页。
[40]袁刚：《罗素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页。12月21日罗素在北京大学讲《物的分析》。这是专业性演讲，后由任鸿隽和赵元任译出。
[41]《罗素在华讲演集》，第243页。
[42]《爱因斯坦在中国》。
[43]《科学通论》。
[44]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45]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46]傅统先：《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1页。张东荪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自胡适之先生作了一二次演讲，主张科学将来可以代替哲学以后，国人在思想上似乎有些人因此遂误会以为哲学与科学是相冲突的。最明显的是所谓科玄论战。凡站在科学一方面攻击玄学的人在隐隐约约中至少总是示人以科学与哲学是相反的。”本书第3章《时空问题在相对论之解决》，专门研究相对论在哲学上的贡献。
[47]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