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接受渠道是德国和英美，就是张君劢、夏浮筠、罗家伦、张东荪等。相对日本的接受渠道，这个传播过程更为直接，但接受者却以哲学家为主。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在物理学家中，吴有训是最早接触相对论的。到了30年代以后，才有周培源、束星北、胡宁等专业物理学家的研究出现。[23]可以说，中国早期关于相对论的传播以翻译和介绍为主，着眼点并不在相对论本身，而在于相对论在哲学上的意义。所以，大体可以说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不是科学的传播，而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传播。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早期关注相对论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原因。张申府晚年回忆中说：“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24]
直到30年代中期前，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主要译文和介绍，常常主要不是发表在专业学术杂志上，而是发在与哲学研究相关的杂志上。[25]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时有一位名为薛学潜的人，用中国易学思想研究相对论。他写成一本《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书前有桐城张鸿鼎一篇序言，对作者这样评价：“著《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一书，附图式至详案。易卦方阵演变之定律，推而列之。引西儒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希鲁汀格及达尔文各方程式，证明易方阵精明广大。凡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皆能与易方阵定律相契合无间，更由此达哲学境域，思精而例具，有物有则，取述而不作义，包罗万象，虽创见亦信其不诬。”本书意在用“易方阵”的思维方式，验证已知的科学定律，虽然思路怪异，但看得出来作者具有现代物理学知识。[26]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20世纪20年代初传入中国，在两年时间内广为传播。到了20年代中期稍后，已广为人知。当时一般出版的科学、哲学辞典及相关的普及读物中，都收有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词条以及他本人的照片，这些已成为普通常识。[27]
罗忠恕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期间，1946年至1948年于欧美各国考察讲学，1947年曾与爱因斯坦当面就人类关心的共同问题进行交流，他们的谈话曾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发表，这可能是1949年前当面与爱因斯坦进行过深入交谈的最后一位中国人。[28]
二 科玄论战源于相对论的传播
张申府晚年回忆他在20世纪初期的思想变化时曾说过，那时他受到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影响。张申府是这样，其他知识分子大概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个判断很令人深思。以往人们在考察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时，似乎较少提到相对论的影响。但实际上相对论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相当深刻，它改变了部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方法，使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普遍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主要体现在张君劢引出的科玄论战中，而张君劢思想中明显有相对论对他产生的影响。在关于张君劢哲学思想研究中，注意较多的是德国哲学家倭铿、柏格森、杜里舒（Hans Driesch）和康德对他的影响，对相对论在他思想中的作用少有提及。[29]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各种思想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就有不同的评价：“假如有一种学说或主义，灌输到现在的中国来，真可谓所向无前。因为不论哪一个文明国家，有新学说新主义在那边传播，迟早总会有人加以批评，唯有中国不然。杜威、罗素、杜里舒、山额夫人，等等，都来了，莫不轰动一时，以为他们所说的话，句句是金科玉律。”[30]相对论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传播的。
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相对论的时间大体在同一个时期，无论是中华学艺社成员还是中国科学社成员，比较集中接触相对论，是在1919年左右相对论被证实以后。[31]张君劢接触相对论就在这一时期，他曾说：“我于物理学为门外汉，微爱因斯坦之名之催眠，虽至今足不涉物理学之藩篱或焉。1919年、1920年之交，适居欧陆，报纸之所载相对论焉，学者之聚讼相对论焉，乃至政谭之会，社交之地，三五人纵谭，必及相对论。我为好奇心所驱遣，乃从事研究。时友人夏君浮筠，同寓柏林，每见则持相对论一书相质证。继复就柏林大学助教乌君往还讲习者数月。唯我乏高深数理之素养，故所得殊浅薄。杜里舒之东来也，讲题本以生物学及哲学为限，唯其新版秩序论中有评相对论文字一段，抨击爱氏至猛，若不两立者。窃以学理不贵一尊，有反方之文，则正方之理，或因而尤显。尝以此意商诸尚志学会林宰平先生，宰平先生然其说，乃恳杜氏发表其反对之意见，此则杜氏作此文之由来也。”[32]
张君劢在文章中还指出，相对论的发明，为物理学史上之大事，不仅物理学，哲学界受它的影响更大。他特别提到了1921年在牛津召开的国际哲学会上讨论相对论问题的情况。他说：“故研究题目之相同，而其方面异。物理学家所重者在物理方面，哲学家所重者在哲学方面。以吾与物理学渺不相涉之身，于此问题若须臾不能去怀者，其动机在是。”[33]他还专门引述哈尔顿（Lord Haldane）的话说：“此问题为双方之交界处，为科学家与玄学家相逢处。科学家之需要玄学家，与玄学家之需要科学家，正复相同。以此原则非科学家所得而独占也。”张君劢说他自己所以敢于谈论相对论在哲学上的得失，是因为：“顾数年来遍求国中一二文字评相对论在哲学上是非者，而不可得。”张君劢比较了牛顿、爱因斯坦和康德的时空观后评价道：“然以我观之，苟划清康氏与爱氏所谓时空之定义，则两说不妨两利俱存。虽谓并无冲突，无不可焉。”他当时就意识到“唯科学家中每好以证明为唯一标准。凡不能证明者，即不认其有此物”。
张君劢介绍了当时英美哲学界的主要思潮（实证主义、新康德派、新唯实派、杜里舒与现象学派）后评价说：“以上五家之言与反对者，现象学派也；绝对赞成者，实证派唯实派也。其介于二者间者则为新康德派。反对者，谓如爱氏言，则自然界之认识将无绝对之标准矣。绝对赞成者，以经验为唯一标准，不认经验外别有所谓绝对标准也。诚如赞成者之经验主义，谓所测量之时空外，不认有其他之所谓时空。今测量中之时空既属相对，则尚何绝对标准可言。虽然，以我读爱氏怀氏书，彼辈固不信时空之绝对，然未尝无所谓绝对者以为之准，依怀氏言，点事（Point-event）是也；依爱氏言，间事（Interval）是也。两家之言如此，可以见人类之认识，必有其共同者在，必有其绝对者在。若无此共同者或绝对者，则认识且不能，尚何学术之可言？故有爱氏之相对论，而不至陷于无标准者，其原因在此。”[34]
张君劢翻译的杜里舒关于相对论的书虽然出版于1924年，但他接触相对论的时间却在这之前。林徽因在《悼志摩》一文中说徐志摩：“曾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言论，并且在1922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知识还是从我徐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过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35]徐志摩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名为《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36]徐志摩关于爱因斯坦的接受则来源于张君劢。
徐志摩在文章一开始就说：“吾秋天过巴黎的时候君劢送我一本安斯坦自著的《相对主义浅说》，告诉我要是有辰光，不妨研究一下。我离开巴黎就在路上看了一遍，字是一个个都认得的，比喻也觉得很浅显的，不过看过之后，似乎同没有看差不多。我可也并不着急，因为一则我自己科学的根底本来极浅，二则安斯坦之说素，原不是容易了解之东西。到了英国，我又把那本书复看一下，结果还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不懂’。于是我想要懂总得请人指导。谁知问了许多人，大家都很客气，一样地说不懂。吾同住有位元学工程的，算学物理都很精明，我就同他谈起，我问他你看安斯坦的学理怎么样，他回答说他不管。他气哄哄地说，你要听他可糟了，时间也不绝对了，空间也不绝对了，地心吸力也变样儿了，那还成世界吗？我碰了一个钉子，倒发了一个狠，说难道就此罢了不成，他的学理无非要解释宇宙间的现象，奈端（按：牛顿）的深浅阔狭，我多少理会一点。难道见了安斯坦就此束手。我也不再请教人了，自己去瞎翻。另外看了几本书几篇杂志文字。结果可不能说完全失败，虽然因为缺乏高深数学的缘故，不能了解他‘所以然’的道理，不过我至少知道了那是什么一回事。”[37]
据徐志摩介绍，1920年秋天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开年会的时候，任鸿隽在会上讲一篇爱因斯坦的“相对说”，同时饶毓泰也在年会上讲同一题目。徐志摩说：“任、饶两位当然是完全明白，不过听他们的人，有没有听懂，可又是一件事。这一回罗素到南京科学会里又讲安斯坦。我看见那篇译文，听实说除非有过研究的人，否则一席之谈决不会有多大的效力。”[38]
徐志摩这篇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只是一般的介绍，大体可以说是一篇普及性的文字。但徐志摩对“相对论”的认识却是值得注意的。徐志摩说：“安斯坦在物理界的革命，已经当代科学家认可……无论如何他发动了这样一件大事业，应该引起全世界注意，不但是爱科学的人当然研究，就是只求常识的人，既然明白奈端的身份，就不可不知道安斯坦的价值。”除了科学价值外，徐志摩还认识到“这相对学说对于哲学也有极大的贡献”。他进一步指出：“有人反对‘相对说’，说它无非是一种玄思，并没有科学的真义。照现在莫名其妙的哲学派别之多，也怪不得人家起那样的疑心。不过说‘相对说’决计不是无聊的玄思，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相对说’是科学试验的结果，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且随时可用科学方法来复验的。第二，‘相对说’根本没有玄思的意味，因为它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种，是纯粹唯物的性质。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了以人心解释自然，相对说是彻底彻面抛开人间世的理念。我们人类一部知识史是发源于以个人为宇宙中心，一直到放弃个人观念，这‘相对说’可算最后的一期。此是‘自然法’的最后胜利，其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曾梦见。”[39]徐志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只要跟着科学走，总错不到哪里去。”
1920年10月罗素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的演讲题目是《爱恩斯坦引力新说》。赵元任做翻译。12月21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这个演讲。罗素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要了解爱因斯坦，要看爱丁顿的书，并认为“爱恩氏所得，要为实验证实之科学大胜利。谓为牛顿后第一人，不为过也”。[40]
罗素在这个演讲中特别提道：“相对论的起源，它的一部分本来也是由一种相对的哲学态度而来，等到相对论今天告成，它的许多深有兴趣的物理的成绩也似乎有些哲学的结果。但是相对论虽然发达得如此之快，算起来究竟还是一个几岁的科学婴孩。所以对于它在哲学上的影响我们却不可以抱太奢的希望。因为曾经有过许多很普遍的哲学的思想做过相对论的物理的研究和观察的精神的鼓动力，但是后来相对论渐渐地证实过后，它的内容虽然更加丰富而坚固，可是反不如哲理家所愿望的那样概括和普遍，现在除非还是物理学的门外汉，才会还相信那些说过头的概论。”[41]
三 简短结论
1922年爱因斯坦到上海时，张君劢曾见过他。爱因斯坦在上海演讲时，张君劢问他对当时国际流行的“心灵学”研究有什么看法，爱因斯坦说这是不足道的。[42]这个细节说明张君劢除了关心科学的发展外，更关心人生问题，他后来在清华演讲的思路，与他对爱因斯坦所提问题，之间或许有些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