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何时下定决心整治周扬和冯雪峰，不得而知，但最起码，在他针对《文艺报》在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语痛下批注时，他们的命运便已注定。面对一则非常客观的“编者按”，毛泽东却有那么大的火气，实际上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袁水拍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所说“这一讨论的实质”，亦“即反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唯心论观点，反对文艺界对于这种唯心论观点的容忍和依从甚至赞扬歌颂”云云，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其真正的原因，应该来自江青所受的“窝囊气”。
10月16日，盛怒中的毛泽东奋笔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正式下达了开展批判运动的命令。在他指定可读此信的28个人中，周扬、邓拓、何其芳、冯雪峰四人均与此事息息相关。毛泽东这样做，究竟是对他们提出警告，还是要看他们的表现？以理度之，后者的可能性当更大一些。他要批判其中的某些人，更需要另一些人“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积极配合自己的行动。
在毛泽东授意下，邓拓首先行动了起来。他按照江青转达的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迅速地组织了两篇稿子，并于10月23、24日在《人民日报》相继发表，正式拉开了“《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序幕；周扬稍微慢了一步，但也积极地行动了起来。10月24日，由他发起筹备的“《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在中国作家协会礼堂召开。在听取了与会代表们的发言以后，周扬一如既往地对毛泽东的意图作了权威性的阐释。他的镇静自若的态度和局外人一般的正常表现，可能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因此，他在相对短暂的一个时期内，还将让周扬吃到更大的苦头；在这次会议上，何其芳也积极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唯有冯雪峰，却始终无动于衷。当然，他所主持的《文艺报》是半月刊，不可能像邓拓主编的《人民日报》那样方便快捷地将自己已然转向的态度表现出来。
10月26日，江青再次天使般地降临人民日报社，秘密地向邓拓、袁水拍等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10月28日，袁水拍奉命撰写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重大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突袭战术，恰如晴空中忽然炸响一声霹雳，因大大出乎意料，周扬懵了，李希凡、蓝翎等人也都被震懵了。而首当其冲的冯雪峰则顿时陷入了困惑、惊慌、恐惧的汪洋大海之中。
自《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的第三天，亦即10月31日开始，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青年宫连续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对冯雪峰及《文艺报》的错误进行批判。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冯雪峰不得不违心地按照上面的指示进行检讨。会议期间，《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与另一个受到牵连的无辜者——《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一同做了冯雪峰的陪绑。在愤怒的批判者面前，他们已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甚至连虔诚而又深刻的自我批评，也难以获得那些“掌握着真理”的人们的谅解。据李希凡回忆，在批判会期间，老实巴交的陈翔鹤依然重复着他当日带领李希凡、蓝翎到冯雪峰家去时曾经对他们说过的那句话：“《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跟着老大哥走。”结果引得下面哄堂大笑。在此需要申明一点，这“哄堂大笑”并不是批判者们友好的善举，而是充溢着他们对被批判者的强烈不满。
会议期间，冯雪峰奉上级指示精神而写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相继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1954年第20期公开发表。这是他在困惑不解的处境中用痛苦和愤懑写出的一段血泪文字。在这份违心的《检讨书》中，他依然没有任何申辩的权利，无论《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如何强词夺理，冯雪峰都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它的正确性：“在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上袁水拍同志严厉地批评了《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中所采取的错误态度。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是把《文艺报》的这个错误的实质和严重性完全揭露出来了。”
直到此时，他才注意到“这个错误的实质和严重性”。虽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实质”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但他却不能也不敢实话实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
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中，袁水拍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冯雪峰，但作为主编以及引发此事的当事人之一，冯雪峰无论理解不理解，都必须“勇敢地”承担起这个责任：“这个错误完全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文艺报》的主编，而且那个错误的编者按语是我写的。”受到批判以后，他终于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当日江青要他“那样”，而他却毫不客气地说江青“不懂”，毫不通融地偏要“这样”，此时此刻，他会不会后悔自己应该“那样”而不应该“这样”呢？
接下来，冯雪峰就按照“上级指示”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了：“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直到今天，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仍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泛滥着、发展着，在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发展和胜利，——这现象，我也完全不认识。”请注意，这一段检讨，冯雪峰虽然基本上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而写出来的，但他一再强调“古典文学领域”，则将再次招致毛泽东的强烈反驳。
他虽然已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但在行文之时还是偶尔隐约地作了一些解释：“对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一些著作，我仅只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一些考据的东西，而完全不去注意其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例如袁水拍同志已经指出，在去年第9期《文艺报》《新书刊》栏中，就曾经发表了向读者推荐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文字，在发稿时我也只是把这本书当作单纯考据的作品的。”这无疑是对袁水拍指责他“向资产阶级唯心论投降”的具体事例做出了答辩。“看成是一些考据的东西”，“当作单纯考据的作品”，虽然实话实说，但又有谁会听信他的辩解呢？
因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而说假话，自然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更何况还是这种有损于自己的假话。然而，此时的冯雪峰却又不得不这样做：“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问题的严重更是在于当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向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唯心论开火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认识到这开火的意义重大，因而贬低了李、蓝两同志的文章的重要性，同时也就贬低了他们文章中的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尖锐性，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新生力量。这错误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里呢？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特别严重的是我长期地脱离群众，失去了对于新生事物的新鲜感觉，而对于文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确实是重视不够，并且有轻视的倾向的。”一番毫无根据的自我谴责，却完全化用了袁水拍的文章。这无异于袁水拍无理取闹边骂边冲着他大打耳光，而他自己还得说袁水拍骂得好打得好并不得不学着袁水拍的打骂方式自打自骂。
做过了违心的检讨之后，被扭曲了的心灵自然而然会出现反弹，因而即使在这样的处境中，冯雪峰仍然没有忘记实事求是地为自己鸣冤叫屈：“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当然，别人是要听他作检讨的，这样的话自然不能多说，略微点到之后，还必须接着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
在《检讨书》中，冯雪峰说出了自己刚刚受到批判时的困惑：“当我受到说我轻视新生力量的严厉批评时，我最初心里还迷惑，因为我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话虽如此说，此时难道就理解了？以理度之，恐怕他将永远感到“迷惑”！
不管“迷惑”不“迷惑”，还必须按照“上面”的口径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我在处理李、蓝文章的问题上，第一个错误是我没有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表现了我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投降。第二个错误，更严重的，是我贬低了他们文章的战斗意义和影响，同时又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生力量——也是文艺界的新生力量。”因此，“我感到责任的重大，感到深刻的犯罪感！”“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最后这两句话，已将问题的“实质”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岂不成了“阶级敌人”了？
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不久，很快便被全国许多报刊转载，大有纸贵神州之势。平心而论，这份检讨虽然大都是不得不说的违心之言，但冯雪峰的态度却是十分虔诚的。然而，即使如此，它却仍然不能取得已然对他十分反感的毛泽东的谅解。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毛泽东读到11月14日《南方日报》转载的这份检讨时，忍不住拿起笔来，再次愤怒地痛下批注。冯雪峰说自己对于“在古典文学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着的事实”“一向不加以注意”。毛泽东就反问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并针对“不加以注意”一语强调说：“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冯雪峰说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毛泽东却毫不让步，反驳说：“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雪峰说自己“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毛泽东则强调指出：“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冯雪峰说自己“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就义正词严地驳斥说：“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雪峰说自己“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就在“可以不自觉地”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说：“应是自觉的。”然后又在“在心底里存在着”一句旁划上竖线，反驳说：“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直到冯雪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时，毛泽东方才下了肯定的判语：“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冯雪峰虽然做了检讨，但却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宽恕。随着批判运动的深入发展，将在明里批判冯雪峰的同时，暗中也间接地打击着周扬。再过一段时间，毛泽东又将利用一直在努力争取转向的周扬，将冯雪峰与胡风这两个鲁迅晚年最器重的“学生”一同打倒。只不过冯雪峰与胡风的不同之处是：冯雪峰没有一下子彻底倒下，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饱受凌辱。他的遭遇，恰似行驶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总是接连不断地经受着惊涛骇浪的无情冲击；胡风则如海边行走的游人突遇海啸，一下子就陷入了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四、引发批判运动的第一必然性因素：“胡适思想”批判
“《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的爆发，除以上所述三大偶然性因素外，还有两大必然性因素，而这两大必然性因素，又与开国领袖毛泽东息息相关。笔者在拙著《红学：1954》中曾说：“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表面看来虽然是由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所引发，但实际上毛泽东的矛头指向却是冲着胡适来的。如果说俞平伯的遭受批判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因素，那么胡适的被批判却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树大招风，‘胡适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普及的最大障碍，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应是胡适的立场、观点及其后期的具体表现，已然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极大反感。1945年以后，胡适居然旗帜鲜明地倒向了蒋介石，并在北平被围时心甘情愿地被国民党的专机‘抢运’到南京，且最终漂洋过海去了美国。胡适在关键时刻的这一抉择，以及他在逃离北平后的种种反共言行，注定了他在大陆遭受政治清算的命运。”
实际上，对于胡适，毛泽东也有一个由崇拜到反感乃至必欲对其思想进行彻底批判的渐变过程。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于胡适，毛泽东是由衷崇拜的。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