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涌出人流，年轻观众大声评价演员和服装谁美谁不美。小伙子三两结伴，肩挎着双喇叭三用机，大声争论歌手和歌曲谁美谁不美。俩姑娘站在玻璃橱窗前，大声挑剔着高傲兀立的模特儿身上的艳丽时装，哪件美哪件不美。
人们终于不害怕爱美说美，美终于获得了它在生活中理应占据的那一角位置。
每逢见到这些场景，我会回忆起在一个小县城的更小的汽车站，用一小桶水洗干净一大辆车的青年姑娘和她的恋人。
那年我出远差，搭乘长途客车，连日在黔东北高原上盘旋。时值新秋，松杉兀自苍翠欲滴，柿叶却已开始燃点火炬。我们穿峡谷，越丘陵，正好饱看斑斓秋光；但车厢内溽暑蒸腾如屉笼，乘客很快都销声敛笑，低眉合眼。连后座那位饶舌家，也中断了蝉鸣般无休无歇的刻薄话。我同倦怠进行着搏斗，昏昏然睡去又醒来，醒来又睡去，冷落了画屏般的青山绿水。
保持着清醒的，除了老司机，只有我前面的一号座上小伙子。他总在目不转睛地观察老司机上坡下坡、转弯变速的操作。每逢乘客上下，他就跨过引擎箱，收钱付票，或是下去照料装卸行李。汽车停在井泉边加水，总是他抢先拎起红漆小铁桶。显然，他不是司机助手就是见习驾驶员。
客舍一夜听风雨，清晨动身，公路已成了泥沼。车轮下时常发出油条落锅时的那种响声。中途下车者吊在车门口，皱眉啧嘴，下好大决心才踩进烂泥去。刚上车的乘客带着两腿泥，叫沿过道而坐的人躲闪不迭。
过午，汽车驶进半山腰的一个小站。隔窗眺望，对坡高高矮矮一片鱼鳞似的白脊黑瓦，就是县城了。
正想向小伙子打听打听，他已经把上半身探出窗口，向什么人打招呼。接着，下面飞来一声清脆的叱咤，小伙子倏地缩回身来。我听出，那是在警告他不要靠在肮脏的车窗上。
我望望窗外，不觉眼睛一亮：泥地里站着个大姑娘，高挑个，短发，洗得发白的劳动服，露出两撇明艳的花领，脚下是高筒雨鞋，黑缎似的映出她的影子。在泥泞中，在阴沉的天幕下，纯净、新鲜、窈窕而挺拔，像沿途那些无风也萧萧轻响的白杨树。
姑娘扛着长柄的棕刷，拎着一只红漆小铁桶。她盯着车说：“嗨哟，比你还脏！”小伙子立刻跳下车，接过小桶，宣布旅客下车休息，他要冲洗车身。
饶舌家远远站着，大声道：“小同志，水留着洗辫子吧。这点水还不够涮棕刷哩……”他那三位女听众咕咕轻笑起来。我一路讨厌这几位下江口音的同车人，但看看车，看看桶：一个是黄泥裹带的庞然大物，一个是可怜巴巴的小红点，也确是杯水车薪，不成比例。
两个年轻人不答话，青年一手拎着小桶，轻捷地攀上车尾小铁梯，很快就出现在车顶行李架上。
旅客们不觉停止了谈笑，要看两个年轻人如何洗车。
小伙子半蹲在车沿边，倾斜小桶，倒出一股麻绳粗细的清水。姑娘用棕刷把水堵在车沿，控制着它往下走。车身立刻现出了一道蓝颜色，像乌云中绽露一角晴空，仿佛听得到披着泥甲的汽车轻轻透了一口气。
一道又一道，车身不急不慢地现出悦目的本色。姑娘不急不慢地挥动棕刷，从上到下，从上到下，绝不重复，绝不逆向。修长的双臂在富于节奏地挥动，柔韧的腰肢微微曲直。小伙子同她保持着间不容发的配合，一点水也没浪费。我觉得他俩像在跳舞，跳《宝莲灯》里三圣母和刘彦昌的对舞。观望的人们嗡嗡议论。姑娘充耳不闻地挥着刷柄，一刷，一刷，不重复，不乱向。大泥猪最后变回了大客车，清清爽爽站在雨后晴天里。
一小桶水真洗干净了一辆大汽车。
姑娘用手背揩揩额上的汗，顺便瞥了我们这边一眼，带着小伙子向站房走去。重新在站房门外出现时，旅客们已经忘记了这事，在听饶舌家讲一桩旅舍奇闻。我看见姑娘甩着湿手，伸小指勾出衣袋里的手绢递给青年，小伙子却已在衣襟上把手擦干了。姑娘瞪他一眼，径自走开。小伙子快步追上，并肩走远。
这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那姑娘忽然出现，忽然消失，如惊鸿之一瞥。偶尔回忆起来，就会想起两位作家对美所下的定义。契诃夫说：做一件事，动作最少的就是美。杜甫仁科说：人在做体力劳动的时候最美。我已不记得那姑娘和小伙的模样，只记得他俩那一举手，一投足，一个飘闪的对视，一丝若无若有的微笑，以及那严丝合缝的默契配合。
（一九八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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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一：我一九五六年参加工作，在贵州省中苏友好协会编内刊和宣传品。一九六〇年前后两国交恶，这个单位名存实亡，我们参加省委宣传部宣传处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经常下农村。本文是写及这段生活的唯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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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二：文中那位饶舌家，不仅是个喜剧人物，而且有喜剧情节。他与那三位女士并非一行，因同在最后面的座位，又同是下江口音，大同乡，自然格外投契。他就一路卖弄口才和见多识广，几乎没停过嘴，挑着刻薄话引三位女士发笑。五十年代从上海一带内迁不少单位到贵州，职工大都自伤身世，视山民如无物，又认为土人听不懂他们的话，往往当面嘲骂毫无顾忌。山民秉性粗豪，又不大看得惯大城市人的精细。这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现象。当时车上，包括我在内都厌恶至极，但又无可奈何。那天车还没开到投宿点，天已入夜，车里闷热不堪，那三位女士要开窗透气，怎么也打不开。那窗实际是固定的。饶舌家挺身而出，使出神力，把窗玻璃弄破了。他悻然骂了两句罢手，老司机也没吭声。次日洗车后入县城进站，站里人上车查看后索赔。饶舌家反复申辩，并请女士们作证，但三人此时一言不发了。争论多时，旅客们纷纷抱怨，饶舌家终于松口认赔。一问赔多少，脸都青了。我记得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饶舌家苦着脸向女士们告借，都说没有。纠缠半天，只好带到站里解决。我们则带着幸灾乐祸的快意下车，各奔前程。《红楼梦》有条回目说“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这是我亲见的一例。贵州民谚则说“天‘作’有雨，人‘作’有祸”。“作”有时说为“躁作”，指反常的言行举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