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纪的人观看历史题材电视剧，往往会觉得太戏剧化，真实情况要平淡得多。但是，当我听从办报朋友的建议，粗略回忆贵阳解放前后的亲身经历时，却发现电视剧里的那些情节居然应有尽有。
当时我在花溪上私立清华中学。最先让我们感觉巨变将至的，是公园里出现了一批反共标语，什么“××来了，家破人亡”之类吓人的话，用斗大黑字写在刷白了的墙上。校园里窃窃私语，说是来了许多特务，在贵大、清中一带游荡，动不动就会抓人甚至黑杀，大家不要再去公园闲逛。说也凑巧，就在这种氛围里，我的好友魏运贤的一支派克钢笔，被王姓同学借用遗失了。他非常着急，对一个小孩，这是很贵重的财产。我们也帮着乱侦察，随即得了个线索：有一个同学嫌疑最大。于是商量了一个方案，晚饭后约那个同学一起到公园散步，以探明情况。参加的除运贤和王同学两位当事人，还有提供线索的同学，我，以及那位受怀疑的同学。我们一直爬到麟山，坐在亭子里，才开始谈那件事。运贤好言启发，王同学诉苦，那位同学矢口否认，谈了十来分钟，没有进展。却发现一个穿风衣戴鸭舌帽的中年人也爬上山来，站在亭子边，一边四顾观景，一边掩饰不住地打量我们。那位提供线索的同学小声说，从进公园起，这人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们一听，心里明白，真的是“那话儿”来了。运贤一向比我们干练，就提高声音说：这支钢笔很贵（当时值十二块大洋，在大十字亨得利眼镜行买的），我弄掉了要遭大人打，王××也不敢跟大人要钱赔我，请你再好好想想，如果在你那儿，希望还给我们，大家都好。说完下山回校，幸亏那人也就没有再跟着，想是见我们年纪小，不像会参加政治的高班学生。多年后读《红岩》，有两个学生散步误经中美合作所附近，被抓去终身监禁的情节，不禁联想起麟山这一幕。当时做梦也不会梦到国家大事会跟我们小孩扯上干系。
这期间，还接连发生过几件大事：一是贵大学生的“反饥饿大游行”，从花溪一直游行到省政府。一是贵大进步学生史健被暗杀，他是去安顺参加好友范永发的婚礼，被跟踪的特务下手的。有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听说特务深夜突袭我校，梁燕老师和几位大同学已然消失了，而把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肖醒球抓了去，大家惊惧莫名。十多天后肖老师保释回到学校，全班举行欢迎会，他轻声唱了一首狱中学来的歌，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话”。
以上几件事的准确日期和先后顺序我都记不清楚了。清华中学校史室里，现在陈列着这段历史的有关图片和说明文字。这次深夜抓人，与此前不久的一次文娱晚会似有直接关系。晚会上有一个节目叫《茶馆小唱》，以一个茶馆为场景，陆续上场的茶客们各唱着一首讽刺抨击国民党统治的进步歌曲，如《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薪水歌》等等，开场和收场则用《茶馆小唱》的首尾作框架。茶客们唱完了，茶馆老板出来打躬作揖，唱道：“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是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是容易发牢骚，引起烦恼你我都糟糕！”我接着看了两三个小节目后想睡觉，就回寝室了。第二天听同学们议论，昨晚演出这个节目后，还演了一个针锋相对地表现“党国人士”抓共产党的节目，津津乐道地议论一个行动前集体“对表”（即统一时间）的细节。排演这个自创节目的同学，父亲是当时省市的高官。又说这两个政治味很浓的节目引起训导主任大发脾气，说是“一群大混蛋带着一群小混蛋胡闹”。近年读到老学长们的回忆文字，谈到地下组织排演这个节目实为一次幼稚病的错误决策，于大局无丝毫意义，只起了暴露自己的作用。
至于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的进展，也由隐蔽的学长们悄悄传播到同学中间。都知道改天换地的一天就要到了。大约是十月初中旬吧，一个周末，我坐马车进城。走到老贵惠路口（河滨公园大门附近）的小坡时，眼前的景象和心里的反应，至今清晰得像昨天的经历。大街成了一条浊流滚滚的河床，浊流就是热锅蚂蚁般东突西钻的市民。抗战时期难民汹涌的画面又出现了。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要是能有一颗什么星球向地球撞过来，大家一起消灭，那就好了。我害怕会打巷战，觉得那会比立刻死掉还可怕。走到文化路附近，又见街边张贴着刘伯龙署名的大幅告示，开头是“查黔东并无严重匪情发生，本司令坐镇在此，凡尔军民人等，务须……”，下面文字记不准，是安抚之后列举了种种立即处死的罪名：造谣惑众、扰乱市容、妨碍执法等一大串。说不清刘伯龙的官衔全称，但都听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这种水浒传式的告示，更令人心惊胆战。
这时我父母家人都在安顺。大姐明端和我来省城上学，落脚处是中华南路中段，科学路与市场路之间的表姨家。这幢三进老屋是我父亲的产业，原驻新业公司，公司结束后，除了姨母家和明端的住屋，其余空房租给几户人家居住。我进城就与表兄刘诗一在门脸房三楼上打一晚地铺。两个铺面，靠北一间租给一家电器店，靠南一间由姨父与人合伙开了个香烟店。我这次回来，大姐说什么也不放我回花溪了，担心打起仗来失散了，无法向父母交代。我们学校多为省内各地来的学生，时局乱成这样，自动辍学回家也不算个问题。我于是夜夜打地铺。白天则听姨父和表哥他们成年人谈时局。没人谈时，我就看《东周列国志》。有一位金老先生，上海人，三天两头来找姨父聊天。他似乎渊博得很，国共两党、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无所不通，一切胸有成竹，侃侃而谈。我们也都很愿意听一些眼看即将来临的新奇事物，对他佩服得不得了。但表哥私下对我说，他请教什么是“辩证法”，金先生说就是问答式，根本不对。可见老金也不那么有学问。我听了怅然若有所失。另有一位不速之客，姓郑，是姨父的堂妹夫、安徽老乡。黑瘦矮小，很和气。接连来过四五天。表哥悄悄告诉我，郑叔是工兵，此行是奉命去黄平炸毁重安江索桥，这几天就是在贵阳待命。但郑叔突然不来了。表哥说，计划取消了，那桥不炸了。从近些年陆续发表的回忆文字看，当时的贵州当局确实奉有破坏多项重要设施的命令，但除了刘伯龙对贵阳的一些局部破坏，其余都没有实行。
接着到了所谓的“真空时期”，即国民党军政机构撤离一空，而解放军尚未到达的几天。随即成立了由耆宿士绅出面组织的市民自保团体，叫临时治安委员会。四条大街上的店铺每家都要牵出一盏电灯来照明，并有一人轮流坐守。那时中华路和中山西路的店铺，都是过街楼。深夜我跟着表哥坐在宽宽的街廊下，看着空旷无人而灯光逶迤的街道，感觉非常奇特。一天早晨，听说临时治安委员会的主持人，著名的辛亥革命老人卢焘先生被刘伯龙杀害了。我和表哥挤在成群结队的人流中，到卢家“慈母园”去看现场。地址好像就是后来的妇幼保健院。看到的只是有名的卢老太君（卢焘之母）坟，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那样，每块墓石都刻着赠献者的姓名和官衔。卢老先生被害处是在二桥附近，现在立了个小碑亭，以为标识。当晚传闻解放军已到南郊驻扎。第二天，准确的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傍晚，听说解放军要进城，商铺都把空空的货架尽可能装满，店门大开。大约九点钟以后，大军列队进城。在灿然的灯光中，见得军容非常整齐严肃，口令声不时起伏。街两边挤满了市民，肃然瞻仰，一点私语声咳嗽声都没有。我只见到队伍从大南门方向往北行进，不知道进城的总体线路。
贵阳的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这一页之前和这一页之后的差异太大了！真正的改天换地，一个社会的整体转型。如要说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之前离芸芸众生远天遥地的政治，之后成为同衣食住行一样，甚至更加切身的人生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