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妙复轩，生卒年不详。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的不多，据他的朋友介绍，张新之是“落拓江湖，一穷人也”[4]他性格豪爽，旷放不羁，学识渊博，善谈好饮，“十三经二十一史，滔滔然，渊渊然，……而其谐可喜，其戆可畏也”。[5]张新之好交游，嗜酒如命，喝醉了就睡，因而他的朋友既佩服他的见识和学问，又对他“逸喜游，嗜酒多睡”影响了《红楼梦》评点早日完成而感到惋惜，[6]他的另一位朋友铭东屏曾打趣他为“张颠”，说：“花拈一笑，名悟三生，不嫌曼倩滑稽，且赏张颠醉趣。”并劝他“专望于公余闲暇，少吃些酒，少睡些觉，将百二十回全行批出”[7]。可见，张新之醉酒是出了名，“张颠醉趣”很形象地反映出张新之的性格。
张新之的一辈子似乎一直在走路，短书长剑，走南闯北，游了不少地方。道光八年（1828，戊子）张新之到过黑龙江，不知去干什么，只知道他于这一年在黑龙江开始写《红楼梦》评点。三年后，张新之回到北京，已有评点二十回。第二年的夏天，他在北京认识了铭东屏，两人一见如故，谈起《红楼梦》十分投机。促膝畅谈似还不够解渴，铭东屏又将张新之写的二十回评点借去，看了三个月，张新之再三索要，回信说丢了。这使张新之十分痛心，三年的心血竟这样不明不白地付之东流，张新之多年后谈到此事仍十分动情，说：“原评二十回，从此不知所终，心目悬悬，无非石头变现也。”[8]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张新之开始南游，一路历览山川名胜，舟中马上，《红楼梦》始终带在身边。道光二十一年秋（1841，辛丑），张新之来到福建莆田，在这里碰到了五桂山人。这位五桂山人原本不欣赏《红楼梦》，认为小说都没有好东西，尤其《红楼梦》淫靡烦芜，是该烧的书。张新之与其争执，硬是说服了五桂山人，“遂因新之之所好而好之”，这次争论可能激发了张新之评点《红楼梦》的兴趣，他重新拿起笔继续评点《红楼梦》，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已评得五十回。次年张新之回到北京。四年后，张新之第二次来到福建莆田时，已评完了八十五回。张新之大约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与五桂山人同到台湾，在朋友的督促下，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于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八月，全部完成了百二十回的评点。算起来，张新之自道光八年开始写评，至道光三十年完成，经历二十余年，计三十万字，可谓呕心沥血。在“既衰且病”之年，总算偿还了夙愿，为此，张新之也是感慨万分，他在“评《石头记》成，作七律三章以志喜”，其第三章诗中道：“心血于焉用斗量，笔花生彩墨生香：独燃一炬成秦火，横扫浮云见太阳。著论不随无鬼没，问年原比炼都长，老身杯酒同诗祭。事业欣欣托渺茫。”
张新之道光三十年（1850）完成《红楼梦》一百二十回评点，但整整过了三十年，即到光绪七年（1881）才由湖南卧云山馆刊印，名为《绣像石头记红楼梦》。据孙桐生说，他是同治五年（1866）在北京从友人刘铨福那里得到妙复轩《石头记》评本，原评本未抄录正文，孙桐生“逐句疏栉，细加排比”，前前后后用了近十年时间才排比、抄录完毕。光绪二年竣事，光绪七年孙献、孙嶙校刊，卧云山馆刊印，从此扩大了张新之评语在学术界的影响。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与上海广宋斋几乎同时将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语汇集刊印出版。但广宋斋铅印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只录了太平闲人读法及补遗、订误。评本以王希廉、姚燮的评语为主。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则是以张新之评语为主，回末有太平闲人评、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正文中又有太平闲人的双行夹评，这标志着张新之在清代三大评点家中地位的确立。
张新之批点，在清代评价很高。紫琅山人在《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中说：“先生于此书，如梦游先天后天图中，氤氲化生，一以贯之，头头是道，著之于书，俾见者闻者，恍然神山之上，巨石洞开，睹列仙真面目，向之所见为瓦砾泥沙，颠倒而玩弄之者，一变而为宝藏光气，悚然以敬，怡然以解，心目皆快，渣滓去，嗜欲清，明善复初，见天地之心。此其时乎！盖反不经而为经，则经正而邪灭，因以挽天下后世文人学士之心于狂澜之既倒，功不在昌黎下。”有的把张新之称之为《红楼梦》作者的“千古第一知己”，把他的评点比作汉儒注《易》，甚至还把他看得比金圣叹批《三国》、《水浒》、《西厢》还高，说：“然太平闲人乃正于此中得间，为一二拈出，经以《大学》，纬以《周易》，较之金圣叹评《三国》、《水浒》、《西厢记》，似圣叹尚为其易，而闲人独为其难。何也？圣叹之评，但评其文字之绝妙而已；闲人之评，并能括出命意所在。”[9]这些评价不无吹捧之处，但多少能看出一些他的评点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张新之评点《红楼梦》，在形式上同其他评点派没什么不同。首有一篇《红楼梦读法》，正文有夹批，每回有回末批。《红楼梦读法》如同一篇“总评”，集中表达了张新之对《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看法。他认为：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贾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
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记》、《乐记》融会其中。
《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这几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无须多作解释。在张新之看来《红楼梦》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一部宣扬四书五经的性理之书，满篇无非是《易》道，他十分感叹人们看不出《红楼梦》这一真正命意所在，甚至目为淫书，所以他要评点《红楼梦》，“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一齐涌现，夫然后闻之足戒，言者无罪，岂不大妙”。孙桐生说得更清楚，就是因为《红楼梦》这部书，“六十年来，无真能读真能解者，甚有耳食目为淫书，亦大负作者立言救世苦心矣得太平闲人发其聩，振其聋，俾书中奥义微言，昭然若解……”，总之，张新之评点《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红楼梦》是“有功名教之书，有裨学问之书，有关世道人心之书”，是一部阐发《易》道之书，这个基本观点贯穿张新之全部评点之中。鲁迅先生所批评的“经学家看见《易》”，大约指的就是这位太平闲人了。
张新之是怎样从《红楼梦》中看到《易》的呢？在《红楼梦读法》中，张新之曾以刘姥姥为例，做了一次十分具体的分析。他说开始读《红楼梦》的时候，以为书中写刘姥姥，如同戏中的丑角插科打诨，使全书不枯燥不寂寞，继而深思又觉得不对，如果说刘姥姥的作用仅是插科打诨，那么她第三次进荣国府，正值贾府丧乱，根本用不上她来插科打诨，由此张新之起了疑问。再详读《留余庆》曲文，再看第六回又重新特提刘姥姥，并原原本本叙亲叙族，历及数代，显然写刘姥姥并不只是让她插科打诨，因而张新之更加怀疑。“于是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细细玩玩”，这样花了三年的工夫，才看出其中“是《易》道”。他指出：“刘姥姥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生于七月七日，七少阳之数也。然阴不遽阴。从一阴始，一阴起于下，在卦为《姤》三三，以宝玉纯阳之体而初试云雨，则进初爻一阴而为《姤》矣，故紧接曰‘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故入手寻头绪曰‘小小一个人家’、‘小小之家姓王’、‘小小京官’，‘小小’字凡三见，计六‘小’字，悉有妙义。《乾》三即王字之三横，加一直破之则为而成《坤》。其断自下而上，初爻断为《巽》三，巽为长女，故为长女，故为母居女家……狗儿一《艮》，王成亦即《艮》，《艮》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故曰成。东北为春冬之交，故生子名板儿。板文木反，水令退，木令反矣。又生一女名青儿，青乃木之色，由北生东，是即老阴生少阳也。”这一大篇占卦术怕是多数人无法理解的，人不可想象这位太平闲人竟是这样地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上，看到了《易》，看到了《坤》《姤》《艮》，哪里是评论小说，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不过，我们只要耐心地看看他的这些“占卦术”，就会对太平闲人的评点有一个基本了解，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瞎猜胡扯，比索隐派的猜谜更为荒唐可笑。
在张新之看来，《红楼梦》的故事只是一种表面文章，全书真正的意旨是《易》道，是“隐演”四书五经。刘姥姥是这样，全书人物无不如此，如书中的男女主角宝玉、黛玉演“明德”，“以黛玉演物染，一红一黑，分合一心，天人性道，无不包举”；又如贾政、王夫人，“政字演《书》，王字演《易》，合政王字演《国风》。”还认为“贾赦之赦，邢氏之邢，则演《春秋》之斧钺也”。并认为，只有这样看，“是书本意，自然洞澈”。
很显然，张新之在阐述《红楼梦》一书旨意时，他并没有把《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而看作是“演性理之书”，这是他的根本失误。因而他只能从书中看到《易》，看到“隐演”的《四书》、《五经》，而看不到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
如果撇开张新之有关性理之书的枯燥说教和玄奥的占卦术，他对《红楼梦》艺术、人物的一些评价，还是有可取之处。
张新之十分注意《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名著的密切联系。他认为：“是书叙事，取法《战国策》、《史记》、三苏文处居多。”这话不无道理。《红楼梦》语言的凝练生动，的确继承了《史记》以来散文大家的优秀传统。张新之还认为《红楼梦》与《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的关系不同一般，说：“《石头记》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搜神在《水浒传》。”“《石头记》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石头记》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又说：“《金瓶梅》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梅》演财色，此书亦财色。”《红楼梦》与其他古典名作的关系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更大，从结构到语言无不看到《金瓶梅》的影响，但把《红楼梦》看作如同《金瓶梅》一样，演冷热演财色，则歪曲了《红楼梦》的本旨，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成就上，《红楼梦》在《金瓶梅》的基础大大向前发展了。
张新之对《红楼梦》艺术上的评点不是很多，但评价比较高，有些评语也比较精彩，看得出张新之于艺术分析并不外行。他认为《红楼梦》上的文字是古文中不多见的文字，《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也是少见的，他说：“今日小说，闲人止取其二：一《聊斋志异》一《石头记》。《聊斋》以简见长，《石头》以烦见长。《聊斋》是散段，百学之或可肖其一；《石头》是整段，则无从学步，……此书自足千古。”又说：“写底里正义，《西游记》优为之，而面子非僧即魔。犹易能也。写面子，状声口，肖情形，《水浒》能之，而无底里可顾。挟势利，绘淫荡，《金瓶》能之，亦无底里可顾。此书后来居上。”这些评语都是很有见解的。看来，张新之对中国的古典小说是相当熟悉，他能准确地道出每部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并通过比较，对《红楼梦》作出了“自足千古”的高度评价。
张新之还指出《红楼梦》诗词姓名的隐寓，也比较中肯。他说：“书中诗词，各有隐义，若谜语然，口说这里，眼看那里。其优劣都是各随本人，按头制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喝，不比他小说，先有几首诗，然后以人硬嵌上的。”又说：“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有正用，有反用，有庄言，有戏言；有照应全部，有隐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来，从无随口杂凑者。可谓妙手灵心，指麾如意。”
对《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张新之也十分赞赏，在谈到第四回时他曾形象地说：“此回文字，步步收缩，步步生发，平整中有突兀峰峦，乃大结构处。作者通身力量在此。如善打拳及人身即回，断不致命。而致命即在此拳。”他对《红楼梦》善写世故人情更是赞叹不已，说：“一人有一人口气，一事有一事光景。即今百年阅历，处处留心，而有必非所见，必非所闻者，竟亦凿凿道出，真是神工鬼斧。”
张新之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谈得比较少，相对比较，对宝钗黛玉谈得略多一点，他认为：“是书钗、黛为比肩，袭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这个观点显然受到涂瀛“影子说”的影响。他还认为钗黛是一对仇敌，“一部大书写一钗一黛相为仇敌而已”他对黛玉的评价比较好一些，对宝钗十分厌恶。说“黛玉是意淫之主”，而宝钗是大奸雄的化身，认为“本书造一宝钗，为古今惩阴恶立传”，又说《红楼梦》是借《金瓶梅》中的吴月娘、《水浒传》中的宋江为蓝本来写薛宝钗的，他甚至认为薛宝钗为了争夺贾宝玉，而对黛玉暗刀杀之。对黛玉他也有所批评，认为“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致蹈杀机而不觉”。因而林黛玉、薛宝钗这两种人都做不得。总的说来，张新之左钗右黛，观点偏激，对书中两个女主人公的评价缺少艺术的具体分析。
如果说张新之对钗黛的评价不足取的话，他对尤三姐的评价则引人注目，他在第六十五回的评点中说：“书至中幅，另开生面，文字亦另开生面写一尤三姐，真是生龙活虎，吾不知作者有多大力量。”对凤姐的评语也是比较精彩的，说：“下半回写风姐，真是生龙活虎，通身解数，令人笑，令人恐，令人喜，令人惜。”这都是有眼光的分析。
张新之三十万字的评点，花费了三十年心血，功夫下得很大，但成就则不高。根本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把《红楼梦》当作小说，他看到的尽是《易》道与《四书》、《五经》的哲理，而不见活生生的人物与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因而他越是下功夫，离《红楼梦》真正的旨意就越远。当然，张新之的评点并非一无可取，他在艺术上的一些见解还是有些眼光的。太平闲人张新之的评点在晚清影响很大。这种现象也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