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非同寻常，闷热难当。那年夏天，他们用电刑处死了卢森堡夫妇[1]，而我，根本不明白自己来纽约干什么。对处决，我一无所知，想到电刑就直犯恶心。然而，整天报纸里读到的都是这件事——每个街角，每个冒着陈腐之气，散发花生味儿的地铁口，总有报纸的头版鼓起眼睛瞪着我。这件事跟我毫无关系，可我忍不住要琢磨电刑——活生生地，沿着你的神经一路烧过去，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我想，人世间没什么比这更惨的了。
纽约已经够惨的。暗夜弥散一股假冒乡村湿气的清新之意，刚到早晨九点便蒸发殆尽，犹如一场美梦的小尾巴。街道两旁，花岗石大厦林立，状若道道峡谷，而那谷底在阳光下热气蒸腾，灰蒙蒙犹如海市蜃楼。汽车车顶被烤得吱吱作响，发出闪光。煤渣般的烟尘，干巴巴扑进我的眼睛，钻下我的喉咙。
电台老在播送卢森堡夫妇的事，办公室里，同事们也议论不休。结果我无法把这夫妻俩从脑海中清除出去。头一回看到尸体之后，我也是如此。接连数星期，那具尸体的脑袋——准确地说，是那脑袋的残余部分——总漂浮在早餐煎蛋和火腿的后头，在巴迪·威拉德的脸后头，让我目睹那尸体就怪他。不久，我便觉得自己身上牵着条绳子，绳上系着那具尸体的脑袋，活像个黑黢黢、没鼻子的气球，散发着一股醋酸味儿。
我知道那个夏天自己不对劲。因为满脑子都在琢磨卢森堡那一对儿，琢磨自己当时该有多傻，才会买那么多价格昂贵，穿起来却难受的衣裳。这些衣裳挂在我的衣橱里，活像一条条死鱼。我悔恨交加，自己欢欢喜喜在大学里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小成功，怎么就在麦迪孙大街两侧一溜儿的大理石和厚玻璃墙外，咝咝地烧成了一场空！
照常理，我本该兴高采烈地享受这段时光。
照常理，我正被全美成千上万跟我一样的大学女生们妒忌眼红。她们满心只想跟我一样，在午餐时间去布鲁明戴尔百货[2]买一双7码的黑漆皮鞋，再搭配一条黑漆皮带、一只黑漆皮包，在纽约城里四处招摇。我们十二个人实习的杂志刊登了我的照片——照片上，我啜着马蒂尼鸡尾酒，上身是件袒胸露臂的银线仿缎紧身衣，下身是条蓬松犹如大团白云的白纱裙，站在什么星光大厅[3]，被好几个无名小伙围在中间。他们都长着典型骨感的美国脸，或被雇用，或被借来，专为参加拍摄——谁看到这照片，都会以为我正心花怒放。
瞧瞧这个国家发生的奇迹吧，人家会说。一个穷丫头，偏远乡下生活十九年，穷得连本杂志都买不起。可倏忽之间，荣获奖学金念大学，这儿得个奖，那儿得个奖，终于有一天，居然玩转了纽约城，仿佛这座城市就是她的私人座驾似的。
其实，我什么都没玩转，连自己都玩不转了。只知闷头从酒店去上班，再赶着去参加聚会。从聚会回到酒店，再去上班，麻木往复，好似一辆无轨电车。我本该跟多数其他女孩子一样欢天喜地，可就是兴奋不起来。我内心死寂空虚，如同龙卷风的风眼，四周喧嚣迭起，而我无可奈何，死气沉沉跟着转。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都住在这家酒店里。
我们都在一家时尚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中获奖。我们撰写散文、短篇小说、诗歌与时尚广告参赛。作为奖品，人家给了我们在纽约实习一个月的机会，包揽了所有开销，还提供一堆又一堆的免费福利，比如芭蕾舞演出的门票啦，时装秀的入场券啦，在一家昂贵的明星发廊里做头发啦，还安排我们与自己心仪行业里的知名人士见面，还指点我们如何根据肤色来打扮自己。
他们当时派送的彩妆盒，我至今还留着。这一盒专为褐色眼睛、褐色头发的人设计：一支方形的褐色睫毛膏，小小的刷头；圆圆的一小块蓝色眼影，刚够指尖轻轻一蘸；还有从粉到红的三色唇膏，都排在小小的镀金盒子里，盒子内侧还有镜子。我还留着一个白色塑料的墨镜盒，上面缀满彩色的贝壳、亮片和一个绿色的塑料海星。
我们收到的礼物堆积如山，只因为这是给生产公司免费打广告。我意识到了这点，但也没什么好愤世嫉俗的。天上掉下这么多不要钱的礼物，手舞足蹈还来不及呢。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它们都珍藏起来。再后来，病好了，我又把它们拿出来，至今屋子里还四处摆着。我偶尔也还用用那些口红，上周还把墨镜盒上的塑料海星剪了下来给孩子玩。
是的，我们一共十二个人，都住在酒店里。住在同一侧翼、同一层上的单人间里，一间挨一间，让人联想到大学的宿舍。这不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酒店——真正的酒店，应该是不分男女混住同一层。
这家酒店叫“亚马孙”，只接待女宾。其中多数是年龄跟我不相上下的女孩子，她们的父母财大气粗，却担心女儿会受男人的诱骗，就把她们送到这儿来。这些姑娘要么在凯蒂·吉布斯学院那种时髦高级的秘书学校上学，进课堂还得戴帽子、穿丝袜和戴手套；要么就刚从凯蒂·吉布斯学院那种地方毕业，给公司总裁们当秘书，在纽约无所事事混日子，伺机以待，好嫁个飞黄腾达的男人。
我觉得这些姑娘们个个百无聊赖。我看到她们在露台上，边打呵欠边涂指甲油，努力保持在百慕大度假时皮肤晒出的小麦色，似乎对一切都腻味透顶。我跟她们中的一个闲聊过，她口口声声自己腻味游艇，腻味乘飞机到处飞，腻味圣诞假期去瑞士滑雪，也腻味了巴西的男人们。
这样的女孩子至今让我恶心。我说不出地嫉妒她们。活了十九年，除了这次来纽约，我还从未踏出过新英格兰一步。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好机会，我却坐着干等，任它像流水般穿过我的指缝。
我想，众多烦心事里，多琳得算一宗。
我从没结交过多琳这样的姑娘。她来自南部的一所专门培养社交名媛的大学，一头淡金色的蓬松长发，宛若一团棉花糖，萦绕着她的脑袋。一对蓝眼睛犹如透明的玛瑙，坚硬明亮，坚不可摧。而嘴边永远挂着一丝冷笑。我说的可不是那种尖酸的冷笑，而是一种开心的冷笑，难以捉摸，仿佛她身边的一干人等，个个笨头笨脑，只要她乐意，随时可以拿人家寻开心。
多琳一眼就把我挑了出来。她让我感觉自己比其他人聪明得多，而她的确幽默机灵。开会时她总坐在我旁边，到访的名人滔滔不绝时，她就悄悄压低嗓门，俏皮话、挖苦话，接二连三。
她说她的学校特别看重穿衣打扮，所有女生都专门挑选和连衣裙一样的料子来定做手袋，这样，每换一身行头，就都有合适的包包来配。这类细节让我大为震撼。从这里，我窥见了从不间断的奇妙精致的奢靡生活，这份奢靡，磁石一般吸引着我。
多琳只为了一件事对我恶语相向：我太舍得下苦功，总在期限前交稿子。
“这有什么好拼死拼活的？”多琳懒洋洋地躺在我的床上，她身披一件浅粉色的丝绸晨衣，用小砂锉打磨着自己被香烟熏黄了的长手指甲，而我正忙着打印一篇对一位畅销小说家的访谈稿。
这是我的另一宗烦心事——我们其他人都只穿浆过的棉布夏季睡裙、絮棉的家居便服，或者也能当泳装罩衣穿的厚绒布长袍。可是多琳，总穿着半透明的尼龙和蕾丝长睡裙，披着裸色的晨衣，晨衣还起静电，包裹着她的身体。她散发着一种难以名状、略带汗味的气息，让我联想起被撕下来揉碎后，香蕨木扇形叶子在指尖的留香。
“你晓得的，老杰伊·茜才不在乎你那稿子是明天交还是周一交呢。”多琳点起一支烟，缓缓翕动着鼻孔，烟雾弥漫，遮蔽了她的眼睛。“杰伊·茜丑得简直像犯罪。”多琳冷冰冰地说，“她那老丈夫靠近她之前，肯定先得把灯都给关了，不然绝对要吐。”
杰伊·茜是我老板，无论多琳如何贬损，我还是很喜欢她。杰伊跟那些贴着假睫毛，珠光宝气，招摇虚伪的时尚杂志编辑不同，她有真本事，脑筋灵光，长得虽不中看，却无伤大雅。她懂得好几种语言，认识圈子里每一位作家高手。
我试图想象杰伊·茜脱下刻板的套装，摘下午餐会必戴的帽子，光着身子和她肥胖的老公同床共枕的模样，可实在想不出。每逢想象男女同床的情景，我就彻底傻掉。
杰伊·茜想给我指点，认识的每一个老太太都想给我指点，但我突然觉得，她们没啥好指点我的。我把罩子合上打字机，“啪”的一声关上。
多琳咧嘴一笑：“真是个聪明姑娘。”
有人敲门。
“谁啊？”我懒得起身开门。
“是我，贝特西。你去不去酒会？”
“大概去吧。”我还是没开门。
他们直接把贝特西拉到了纽约，从乡土气息十足的堪萨斯州。她，还有她那把晃荡过来晃荡过去的金发马尾辫，以及那张甜美的大众情人脸。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她被一个下巴刮得发青的电视制作人叫到办公室，那人身穿细条纹西装，想看看从我们身上能不能挖掘些素材做节目。贝特西便扯起了堪萨斯的雄株玉米、雌株玉米，越说越起劲，那制作人听得都要哭了。可惜啊，他说，这些他做节目都用不上。
后来，《美人儿》杂志的编辑，劝说贝特西把头发剪短，还让她当了回封面女郎。我还不时看到她出镜，扮成家庭主妇，给B.H.雷格牌成衣打广告。
贝特西总问我想不想和她，还有别的姑娘一道，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出手相救似的。可她从没邀请过多琳。私底下，多琳叫她“马大哈女牛仔”。
“你跟我们一起打车走吗？”贝特西的声音从门那边传过来。
多琳摇摇头。
“不用啦，贝特西，”我说，“我跟多琳一块儿走。”
“那好吧。”我能听到贝特西脚步轻轻远去。
“我们去酒会上露个脸，待够了就走。”多琳边对我说着，边在我床边台灯的底座上拧灭了香烟，“然后去城里玩玩。他们安排的那些酒会，和学校体育馆里老气横秋的舞会没什么两样。他们干吗老找一帮耶鲁的男生来？那些男生蠢到家了！”
巴迪·威拉德在耶鲁念书，可我现在一想，他之所以不对头，就因为他蠢。哦，他考试成绩是不错，在科德角海滨度假时，还和一个讨人嫌的女招待眉来眼去，那女的叫格莱迪丝。可巴迪头脑不灵光，一点儿直觉都没有。多琳的直觉就很好。她每说一句话，都像我骨头里的一个神秘声音在发声。
我们被堵在了去剧院看戏的高峰车流里。我坐的出租车车头正挤在贝特西的车尾上，我后头则是其他四个女孩坐的车，整条街上寸步难移。
多琳真是美极了。她穿一条白色无肩带的蕾丝裙，裙子上半部的紧身胸衣收紧了她的腰，突显曲线，突显她丰满的胸和臀，夺人眼球。在苍白散粉之下，她的皮肤散发着古铜色的光泽。
我穿的一条山东绸紧身裙，花了四十美元。当时听说自己有幸入选去纽约，我就大手大脚，疯狂购物。这条裙子剪裁别出心裁，里头无法穿胸罩，不过无所谓。我瘦骨伶仃，像个男孩子，胸部几乎无甚隆起。炎热的夏夜，我也喜欢这近乎赤裸的感觉。[4]。当时听说自己有幸入选去纽约，我就大手大脚，疯狂购物。这条裙子剪裁别出心裁，里头无法穿胸罩，不过无所谓。我瘦骨伶仃，像个男孩子，胸部几乎无甚隆起。炎热的夏夜，我也喜欢这近乎赤裸的感觉。
不过，纽约城褪去了我皮肤上的日晒颜色。我皮肤发黄，简直像个华人。我老是因为裙子和自己奇怪的肤色紧张不安，可和多琳在一起，我就全然放松，一派自以为是，冷眼旁观的派头。
那个身穿蓝色格子棉衬衫、黑色便装长裤，脚踏刻花马靴的男人，一直朝我们的车里张望，他闲步从酒吧的条纹遮阳篷下朝我们走过来。无法自欺，我很清楚他是冲着多琳来的。他在堵塞的车辆之中穿行而过，倚到我们敞开着的车窗旁，魅力十足。
“我说，夜色这么美好，两位美人儿干吗孤零零坐在出租车里？”
他嘴巴大大咧开，牙齿雪白，笑得宛如牙膏广告。
“我们在去酒会的路上。”我脱口而出，而多琳忽然像根木头，一言不发，漫不经心抚弄着手包表面覆盖的白色蕾丝。
“听起来真没劲。”男人说，“不如跟我去那边的酒吧喝几杯怎么样？我还有几个朋友一道呢。”
他朝遮阳篷下几个衣着随便、懒散站立的男人点头示意。那几个人一直在观望这边，见那男人回头，立刻哄笑。
那笑声本该让我警觉的——猥猥琐琐，玩世不恭，充满讥讽。可车堵得毫无移动的迹象，我知道，假如不做反应，眨眼工夫我就会对错失探索纽约的良机而懊恼。我所见到的纽约，一直有板有眼，遵循杂志工作人员的精心安排。
“你觉得呢，多琳？”我说。
“你觉得呢，多琳？”男人咧着嘴，笑说。直到今日，我都想不起他不笑的时候到底什么样。他大概总在笑吧，笑成那样，对他来说，大概天经地义。
“好吧，也行。”多琳对我说。我打开车门。我们刚下车往酒吧的方向走，车流便开始向前挪动。
刹车尖厉地嘶鸣，接着是沉闷的碰撞声。
“嘿，你们两个！”出租车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气得脸都绿了，“你们想跑？”
他刹车刹得太急，后头那辆出租车轰隆擂了上去。我们看到车里的四个女孩手臂乱舞，挣扎着直起身。
我们站在马路边，而男人笑着回身走到车边，递给司机一张钞票，四下喇叭声震耳欲聋，还有人粗着嗓子叫喊。我们目睹杂志的同事们接连前行，出租车鱼贯而过，仿佛一条仅有伴娘的婚礼车队。
“来吧，弗兰基。”男人朝人群中的一个朋友说。这人小个子，一脸不开心，走过来和我们一起进了酒吧。
这种类型的男人我真受不了。穿上高跟鞋，我身高足有1.78米。跟小个男人站在一起，我就得稍稍弓着腰，屁股也撅得一高一低，好让自己矮一点。我尴尬难看，缩手缩脚，像给拉去出演滑稽戏似的。
刹那间，我做着美梦，盼望我们会按身高来配对。那样的话，我就能和起初搭讪的那个男人搭档，他身高超过1.8米。然而，他跟多琳并肩走了，瞧都没瞧我一眼。弗兰基贴着我的胳膊，我装作没注意，在多琳的身旁坐下，紧挨着她。
酒吧灯光昏暗，除开多琳，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淡金色的头发、白裙子，她仿佛是银子做的，吧台那边的霓虹灯也反射在她身上。我则觉得自己渐渐融入阴影之中，变成照片底片上从未谋面的某个人。
“我们喝点什么？”满脸笑容的男人问。
“给我来杯古典鸡尾酒[5]好了。”多琳对着我说。
点酒总让我晕头转向。威士忌和杜松子酒我都分不清，没有哪次能点到自己喜欢的。巴迪·威拉德和其他我认识的大学男生们，要么没钱买高度酒喝，要么对喝酒嗤之以鼻。那么多男生都不抽烟，不喝酒，真令人大跌眼镜。而我认识的似乎都属这一类。
跟我一起的时候，巴迪·威拉德买过一瓶杜邦内甜葡萄酒，这是他喝过的最出格的东西了。他这么做，不过为了显示自己尽管学医，但仍有美感，有鉴赏力。
“我要杯伏特加。”我说。
男人打量起我来：“里头加什么吗？”
“纯伏特加就好。”我说，“我从来只喝纯的。”
我想，要是说加冰，或加杜松子酒什么的，肯定显得傻气。以前见过一张伏特加酒的广告，雪堆之中放着一满杯伏特加，沐浴着蓝蓝的光。那杯酒清澈纯净，宛若冰泉。所以，我觉得喝杯纯的不会有事。那时候，我做梦都期盼，何时能点到一杯美味绝伦的酒。
侍者走过来，男人帮我们四个人都叫了酒水。这个酒吧都市气息十足，而这男人一身农场行头，举手投足轻松自在，我猜多半是个名人。
多琳一直不说话，摆弄着桌上木屑压制成的杯垫，过了一会儿，点燃一支香烟。那男人不以为意，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她——人们去动物园观赏罕见的白色金刚鹦鹉，也是这副模样，巴巴地盼那鸟突然开口，说句人话。
酒送上来了，我的那杯看上去当真清澈纯净，和广告上的别无二致。
沉默在我四周疯长，如同林中密集的野草。“你是做什么的？”我问那男人，试图打破沉默，“你在纽约做什么？”
男人缓缓地把目光从多琳的肩上移开，似乎煞费气力。“我是电台DJ，”他说，“你肯定听过我的名字——莱尼·谢泼德。”
“我知道你。”多琳忽然开口。
“那我真高兴，宝贝儿。”男人爆发大笑，“认识我，对你有好处。我名气大着呢。”
莱尼·谢泼德深深地看了弗兰基一眼。
“嘿，你是哪里人？”弗兰基猛然坐直，“你叫什么名字？”
“坐在这儿的是多琳。”莱尼的手揽过多琳光溜溜的臂膀，在上头捏了一把。
多琳仿佛完全没察觉，不见她有任何反应，我大为吃惊。她一味神情忧郁地坐着，一袭白裙，像个被漂白了的金发黑人女子，小口啜着她的酒。
“我叫艾丽·希金博特姆。”我回答，“从芝加哥来。”说完这句话，我沉着多了。我可不愿那一晚说的话、做的事牵扯到自己，也不愿说出我的真名和故乡波士顿。
“嘿，艾丽，我们跳个舞怎么样？”
这小矮子男人脚踩橙色的麂皮内增高鞋，身上的T恤小得出奇，还罩了一件松松垮垮的蓝运动外套——想到和他一块儿跳舞，我直发笑。要说我有什么看不入眼的，就数穿蓝色衣服的男人。黑色、灰色都好，就连棕色也过得去。蓝色，看着就想笑。
“我没情绪。”我冷冷一句，把身子侧过去背对着他，还把椅子往多琳和莱尼那边移了移。
而这两个人，此刻已亲热得如同老相识。多琳手持细长银勺，从玻璃杯底舀水果块吃。每次她把勺子移向唇边，莱尼又是埋怨低吼，又是猛烈咆哮，好似一头乞食的狗，想吃勺子上的水果。多琳咯咯笑着，只顾继续打捞水果。
我渐渐感觉，伏特加正中下怀。它味道寡淡，却直插胃部，犹如吞剑表演者手中的利剑，为我注满神一般的力量。
“我还是走吧。”弗兰基边说边站起来。
酒吧里头太暗，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却发觉他的声音又高又尖又滑稽。谁都没有理会他。“嘿，莱尼，你还欠我钱呢。记得吗，莱尼，你不是欠我的钱吗，莱尼？”
当着我们两个陌生人的面，弗兰基催着莱尼还钱，岂非怪事？可弗兰基站着不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讨账，莱尼只好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大卷绿色的钞票，从里头抽出一张给了弗兰基。大概是十美元。
“闭嘴吧你，快滚！”
一时间，我还以为莱尼这话也是冲我来的。可我听到多琳说：“艾丽不去的话，我也不去。”她说我的假名字说得自自然然，我真佩服。
“艾丽会去的吧？对不对，艾丽？”莱尼对我眨眨眼。
“我当然去。”我说。反正弗兰基已消失在夜幕中，我宁愿跟着多琳，尽量长长见识。
我喜欢观察特殊时刻的人们。交通事故也好，街头械斗也好，实验室罐子里漂浮着的婴儿标本也好，我都会停下脚步，死命看，直到牢记得地老天荒。
就这样，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要是没有这个习惯，很多事可能与我失之交臂。哪怕眼前的景象使我吃惊，弄得我难受，我也从来不动声色，死命硬挺，假装自己一贯见多识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