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苏联文坛上曾经起了一次大风波。这场风波的主要人物是皮力涅克（Boris Pilniak）和柴妙金（Eugene Zamiatine）。
在两三年前，皮力涅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红树》（KranoieDerevo），一部有反革命倾向的小说，对于党和政府对农民的政策发了反对的论调。起初他将稿子送到Krasnaia Nov（《赤荒土》）去，被退了回来。他便把稿子送到柏林去。去年春天，这部《红树》便在柏林的“比得洛保里斯书店”（Petropolis）出版了。这消息一传到莫斯科，便出事了。Literatonrnaia Gazeta（《文学报》）第一个起来向皮力涅克投石，接着大家也群起而攻之了。皮力涅克辩说他不过将他的原稿寄给一个住在柏林的朋友，长久没有得到消息。“比得洛保里斯书店”将那本书出版是并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他是决不会为那些“侨民”卖力的。但是这种饰辞是不能使人满意的。苏联作家协会便于去年九月七日将他除名，并加以猛烈的攻击。
至于柴妙金，那是因为他在泊拉格（Praque）的一种社会革命党的杂志Volia Rossii，一本反对布尔塞维克的杂志上发表他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原故。
这两件事件不过是导火线，皮力涅克和柴妙金，以及其他的在柏林出版受苏联禁止的书的“同路人”作家，如爱伦堡（Ehrenbourg），赛甫琳娜（Seifoulina）等，是早已为人们所不满了，这次不过是将积郁着的气吐出来罢了。
在这次的风波中，被卷入旋涡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同路人”，如爱伦堡，赛甫琳娜，巴别尔（Babel），罗曼诺夫（Romanov）等等。这种对于“同路人”的攻击，在伏林（Voline）的一篇论文上说得很明白，他宣说要整顿一九二五年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而那些“同路人”却有了腐化或反动的倾向。而奥尔霍微（Olkhovy）也在Isvestia上大略这样说，苏联是处于一个困难的重建时代中，阶级斗争在国内成为更剧烈，资本主义的分子还在城市中乡村中蠢动着……所以，诸作家应该和一切苏维埃的好公民一道帮助着政府克服无产阶级的敌人，使社会主义得以胜利。在“文艺战线”上，正如在一切别的战线上一样，是应该完全服从的。一切违反的人们就是“资产阶级者”，而被当作资产阶级者对待。
高尔基也夹进这场混战中去，他不敢明目张胆地拥护皮力涅克，他只为他解辩。他说皮力涅克是一个好名之人，他希望他的作品译成各国的文字，在这种名誉的贪求中，他便犯了过错。他说人们对皮力涅克的处罚是太严了，“好像把他对于苏维埃文学的一切服务都归之乌有”，应该要宽一些。他说现代人才很少，那能供给出良好的作品的人们是不应该加以驱逐的。
现在，这场风波忽然平静下来了。这是党对于“同路人”的政策的改变吗？我们还没有知道，只能在下次再报告读者诸君了。
（载《新文艺》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