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自己的房间[1]
一
不过，你们或许会问，我们请你来谈谈妇女与小说——可是，这与自己的房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会与大家说一说这其中的究竟。在我收到邀请，要我来谈谈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后，我坐在河边，开始琢磨这几个字眼的确切含意。或许，这几个字就是说，我可以点评一番范妮·伯尼[2]的小说，多说上几句简·奥斯汀，再称颂一下勃朗特姐妹，简单描述一下冰天雪地里的霍沃斯故居[3]。如若可能，再打趣一下米特福德小姐[4]，充满敬意地引上几句乔治·艾略特，还要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5]，这样，大概就可以收场了。可转念一想，这几个字似乎又另有深意。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大概是要谈一谈妇女和她们的形象——也许这才是你们的本意；不然，就大致是要说说妇女和她们所写的小说；或者，是妇女和那些描写妇女的小说。又或是，这三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而你们就是想请我从这一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这种方式似乎最为有趣，可一旦开始从这个角度思考，我很快便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我永远无法得出结论。我也无法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在我看来，站在这儿为你们做演讲，让你们在一个小时之后，能在笔记中记下方寸的真知，可以放在壁炉台上留作永久的纪念，才是我首要的责任。我所能做的，只是对一个次要问题跟大家谈谈我的看法：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而这种看法，正如你们会看到的一样，并未解决何谓妇女、何谓小说的重大问题。所以，我并不打算就这两个问题得出什么结论，在我看来，妇女与小说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不过为了稍作补偿，我打算尽己所能，向大家说明关于房间和钱的观点，我是从何得来的。我会把自己的思绪如何归结于此，原原本本、毫不掩饰地向诸位讲明。或许，只要我把这种说法背后的种种观点，或者说种种偏见，向大家一一道破，你们就会发现，这和妇女和小说都不无关系。不管怎么说，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但凡一个问题牵扯到性别便会如此——很难指望有谁能道出些真理来。我们能做的只是把自己何以得出某种观点，且不管这种观点是什么，如实地说出来。我们只能让我们的听众，在领略了演讲者的局限、偏见或是癖好之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跟事实相比，倒有可能包含更多的真理。所以，我打算充分发挥自己身为作家的自由和特权来跟大家谈谈，在我来这儿之前的两天里发生的故事——谈谈我自己，在知道了你们所赐的这个主题之后，是如何地不堪重负，如何地绞尽脑汁。在我日常生活的里里外外，都在为此伤脑筋。显而易见，我将要说的一切纯属虚构：牛桥大学只是杜撰，芬汉姆学院也是如此，而所谓的“我”也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的称谓，并非实有其人。我也会信口开河，但其中并非没有些许的真理，这就要你们来细心甄别、去伪存真，要你们来决定，是否也有些话值得牢记在心。倘若没有，你们大可把这些统统丢进废纸篓，把今天的一切统统抛在脑后。
接下来就说说一两周前的事，那是在十月的一个好天气里，我（姑且叫我玛丽·伯顿，玛丽·希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随便什么你们中意的名字——这无关紧要）坐在河边，陷入了沉思。刚刚说到我肩上的重负，就是妇女与小说这个主题，还要为这个一说起来就会引出各种成见和偏爱的主题下一个结论，这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在我的两旁，生长着一丛丛不知名的灌木，金黄与绯红的色彩，斑驳而闪亮，看上去仿佛燃烧跳跃的火焰。对岸，杨柳垂绦，随风拂动，在永恒的哀婉中轻声啜泣。河水随心所欲地将天空、桥，还有河边那燃烧的树丛映在自己的怀中。那位大学学子划船而过，倒影成了碎影，又合拢起来，一切如初，好像他从未经过。人们似乎可以从早到晚地坐在那儿，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思考——让我们不妨冠之以一个更加堂皇的名字——像鱼线投入到这涓涓的溪流之中，一分钟又一分钟，在倒影和水草间晃动，随波逐流，随之沉浮，直到——你们知道，就这么一拉——猛然间，线的另一头一沉，一团思想便上了钩。接下来，便要小心翼翼地收线，还要小心翼翼地将之理清排顺。哎呀，原来放在草地上，我的这么个思想，看上去不过是条无足轻重的小鱼，小到精明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好让它长得更大些，直到有一天，可以下锅上菜，让人大快朵颐。现在，我还不会拿这个思想来让你们伤脑筋，不过，如果你们留心，还是可以从我接下来的说辞中，察觉到它的存在。
但不管它有多小，都仍和它的同类一样，充满了神秘：一把它放回到脑海里，就变得那么令人激动，而且意义非凡了起来；它时而猛地一头扎进水底，时而东游西窜，搅起一阵阵思想的湍流，让人坐也坐不安宁。所以，我才不知不觉中就健步如飞地踏进了一块草坪。顷刻之间，一个男人的身影便站到了我的面前，截住了我的去路。一开始我也没能明白，这个身上套着件白天穿的燕尾服，里面搭了件配晚礼服穿的白衬衫，看上去稀奇古怪的家伙，原来是在冲我指手画脚。他一脸的恐慌和愤怒。幸亏直觉而不是理性提醒了我，他是个学监，我是个女人。这儿是草坪，而路在那边。只有研究员和学者可以踏上这里，碎石小路才是留给我的。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等我回到了那条小路上，学监的手才放了下来，脸色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草地是要比碎石小路好走得多，但在我也没有什么大碍。不管这里的研究员或是学者来自哪所学院，我唯一能对他们提出控诉的，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草皮，这片被踏在脚下有三百年之久的草皮，他们把我的小鱼吓得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竟让我如此大胆地擅闯禁地，现在我是记不起来了。心灵的安详就像云朵从天而落，要是这心灵的安详会落到什么地方去的话，那准是在十月的这个美好清晨，落到了牛桥那边的庭院和方形广场中。徜徉在几所学院里那一条条古老的走廊上，眼前的不快似乎也烟消云散。身体内仿佛藏着一个神奇的玻璃橱窗，没有声音能传进来，而心灵，也摆脱了事实的纠葛（除非你又闯入了那片草地），可以沉静下来，陷入到与此时此刻正相宜的任何一种沉思里去。不经意间，偶然记起的某篇旧文中提到的假日重游牛桥的经历，又让我想起了查尔斯·兰姆[6]——萨克雷把兰姆的一封信放在了额头上，称其为圣查尔斯。确实，在死去的先人中（我想到哪儿，就跟你们说到哪儿），兰姆是最和蔼可亲的一位，会让人想要对他说，“那么，告诉我你是如何写随笔的吧？”因为在我看来，他的随笔比马克斯·比尔博姆[7]写得还要好，虽然比尔博姆的随笔，每一篇也已尽善尽美，但他那狂野的想象力、行文之中时而迸发出的天才的灵光，为它们又添上了瑕疵与缺陷，不过，倒也处处闪现出诗意。兰姆大概是在一百年前来到了牛桥。当然，他写下了一篇随笔——名字我记不得了——记下他在这里看到了弥尔顿一首诗的手稿。那首诗大概是《黎西达斯》[8]，而兰姆写道，当他想到《黎西达斯》中的每一个字原本都可能并非像现在这样，不禁大吃了一惊。弥尔顿对这首诗进行了改动，在兰姆看来，这样的事情连想一想都是一种亵渎。而揣测一番哪个词大概被弥尔顿更改了，又是出于什么道理，在我却是乐趣，所以我也在脑海中回忆着这首诗。然后我便想到，那份兰姆看过的手稿近在几步之遥，倒可以追随着兰姆的足迹，穿过方形广场，到那座有名的图书馆，便可以一睹珍藏在那里的那件宝贝。而且，在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就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还保存着萨克雷的《艾斯芒德》[9]。评论家们常把《艾斯芒德》誉为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可在我的记忆里，这本书矫饰的文风，加上其对十八世纪写作风格的模仿，只会让人束手束脚，除非在萨克雷看来，十八世纪的风格真算得上自然——这要看一看手稿，看看萨克雷是修饰了文风、还是丰满了文意，也许就可以得到证实。可那要分得清什么是文风、什么是文意才可以，这个问题——不过，想到这儿，我已经站到了通往图书馆的大门前了。我一定是打开了那扇门，因为立刻便有一位银发苍苍、看似和善的先生不以为然地拦住了我，就像是一位守护天使堵住了我的去路，只是他张开的并非一双白翼，而是一袭黑袍。这位先生冲我挥了挥手，示意我回去，并且语带遗憾、声音低沉地告诉我，女士不得入内，除非有学院的研究员陪同或是能提供介绍信。
一个女人的诅咒，对一座有名气的图书馆来说，自然是无足轻重。它把宝贝全都紧紧锁在怀里，一副德高望重、若无其事的样子，志满意得地睡去了，而且对我而言，还将永远这么沉睡下去。我一边怒气冲冲地走下台阶，一边赌咒发誓，我永远不会来打扰它的清梦，永远不会再请求它的款待了。还要一个小时才该吃午饭，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在草地上散散步？到河边去坐坐？这当然是个秋高气爽的早晨，红叶飘落满地，散步或是坐坐，都不是什么苦事。不过一阵音乐声恰好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是在做礼拜或是正在举行什么庆典。当我走至门边，小教堂里的管风琴哀怨地奏响了恢宏的曲目。那基督门徒的哀悼，从如此安宁静谧中传来，更像来自记忆，而不是哀悼本身了。甚至那古老管风琴的哀鸣，也融入了这片恬静。我并不想推开门走进去，即使我有这样的权利，教堂的执事恐怕也会来把我拒之门外，向我索要受洗证明或是地方主教开具的介绍信了。不过这些宏伟建筑的外观之美与其内观相比，通常毫不逊色。何况，教众的集会看上去就够可笑，他们从小教堂的大门进进出出、忙个不停，就像一群蜜蜂拥在蜂巢的洞口。他们多数身披长袍、头戴方帽，一些肩上披着毛皮制成的穗带[10]，另一些被用轮椅推了进去。还有些，虽然人还未过中年，但脸上已起了褶子，为压力所迫，变成奇形怪状的一团，让人想起水族馆的沙滩上费尽力气爬上爬下的那一只只硕大的螃蟹和龙虾。我斜倚在墙上，眼中的大学确实像处庇护所，稀有物种尽在其中，要是把他们全丢在了斯特兰德大街[11]的人行道上任他们物竞天择，恐怕不久就全都要一命呜呼了。我又想起了那些老学究的陈年旧事，在我鼓起勇气吹响口哨之前——过去听人说，只消口哨一响，那些老教授立刻就会撒腿飞奔——这些可敬的教众早已进了教堂，只留下小教堂的外墙以供观瞻。你们也知道，那高高的穹顶和尖塔，每逢夜晚点亮了灯盏，几英里之外都可以看得分明，甚至连高山也挡不住，就像远处行驶着一艘航船，却从不靠岸。不妨设想一下，曾几何时，这块草坪齐整的方形广场，连同其宏伟的建筑和那座小教堂一起，不过是片沼泽地，也曾荒草萋萋，任由猪儿拱土刨食。我以为，想必有一队队的牛马从遥远的乡村拉来一车车的石头，然后又费了千辛万苦，自下而上一块挨一块地砌就，我才得以倚在这灰色的长石旁遮荫纳凉。还有画师携来玻璃装窗，泥瓦匠几百年来在穹顶上忙碌，带着泥刀铁铲，涂抹油灰水泥。每逢周六，必定有人从皮制的钱袋里把金币、银币倒进那些工匠们攥紧的手里，好让他们也能在酒水和九柱戏中换得一夜的快活。我想，那金币银币必定如流水般源源不断涌进这庭院里来，好让石头一车车运来，泥瓦工人一天天忙碌，平地、挖沟、掘地，还要凿渠。但那时还是信仰的年代，万贯的钱财滚滚而来，让这些石头根基深厚，而当长石砌成了石墙，又有银两从国王、王后以及王公贵族的腰包里流淌出来，以确保这里颂歌长传、诲人不倦。土地有人赏赐，俸禄有人供给。而当理性的时代[12]来临，信仰的时代一去不返，金币银币依然长流不息，既增设了研究员的位子，又添加了讲师一职，只是那掏腰包的，不再是国王，换作了商人和厂主，换作了，嗯，靠着工厂赚了大钱的人，他们立下遗嘱，分出大笔的钱财，添置了座椅、请来更多的讲师和研究员，当作对大学的回报，毕竟，他们是在这儿学到了本事。于是，便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便有了天文台，便有了昂贵而精密的部件组装成的优良设备，如今正放在玻璃架上。而这里，几百年前，也曾荒草萋萋，任由猪儿拱土刨食。我绕着这庭院信步走去，毋庸置疑，脚下金币与银币夯实的地基似乎已足够深厚，供人行走的路面也已结结实实地铺在了那荒草之上。头顶盘子的男人们匆匆忙忙地从一个楼梯走上另一个楼梯。窗口的花坛里，艳丽的花朵正在绽放。屋内传来留声机刺耳响亮的旋律。一切都不容得你不去沉思——且不管想到了什么，也只能到此为止了。钟声响了。到了该去吃午饭的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