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我姐姐，蒙娜和我免遭生活的痛苦——或者用他们自己的发音来说则是“疼苦”——我的父母争吵时改用了上海话，因为我们听不懂；有一天我父亲一把抓起一个铜做的花瓶从厨房的窗口扔了出去，我母亲则告诉我们说他只是不小心这么做了。
“不小心？”蒙娜说道。
我母亲正用刀把蘑菇的柄切下来。
“不小心？”蒙娜问道，“不小心？”
后来，我想跟她说，她不应该那样死缠着，但没有用。
“他干吗要扔东西呢？”她耸耸肩，“他怕是疯了。”
那就是我和蒙娜的区别：争吵对她而言只是争吵而已。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她着急，那就是她也许会太矮了，当不了芭蕾舞演员，不过那样的话，她可以去当钢琴演奏家。
我嘛，与她不同，要做一个殉道者。那个时候，我还是五年级的学生，正是那种整天瞎想遐想的女孩——就像是那种在天主教教会学校里的女孩，想得过多以致入魔，一心盼望着有一天被砍头或者是被活活冻死，但是到了晚上时又会因为这种想象做起噩梦而半夜惊醒一把抓起一个毛绒小熊不放。当然，我抓住的不是什么毛绒熊，而是一串三块孔雀石做成的念珠，那是有一天我在一个水沟旁的湿地里找到的。显然，只是一串项链的一部分，每个孔雀石上都有横竖条纹，稍稍向中心隆起，就像是海蜇一样，我的手握紧一点，它就会滑走，那样子还很漂亮，这让我很是喜爱——在那些个被噩梦纠缠的晚上——它给了抚慰，以前或者是自那以后还没有东西能够这样抚慰过我。这不是说我缺少需要抚慰的机会：尽管我母亲死了已经有四个月了，还是有一些晚上我整夜不眠，睡眠就像是一个得到了额外酬金的哨兵一样，时刻保持着警醒的状态。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我有孔雀石念珠在手，我只要抚摸的时间长一点，耐心一点，它会让我感觉好一点，当然也更加清醒，甚至脑子里还有特别的景象出现——想象着，就像我总是喜欢做的那样，我做的那些噩梦是与老天爷在交流呢，是为着我走向痛苦的人生命运做准备。我和派蒂·克里莫说起了这个事，她也有过向上帝允诺过她的人生之路这样的事，我把我的想象称为“近乎幻觉”；派蒂说，“我敢说，你到了七年级时就会有神迹在你身上发生了。”说这话时，派蒂的嘴巴里塞着三四个绿箭口香糖，她总是一次就嚼这么多。
神迹。如今，要是说起她曾为那些个神迹的到来激动过好一阵子，这会让派蒂笑坏了，她的注意力早已经转移到了那些个小地毯、插图和那些日式梳妆台上去了——她现在迷上了那些东西。
“一个好梳妆台可不是一般的梳妆台啊，”上次我们一次吃午饭时，我跟她解释说。“那可是生活的保障。告诉你吧，要是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让我深信不疑的话，就是那个看起来不值钱的东西，那可是钱啊，手伸出窗外就可以拿到。当然，当然，真是好东西——你要是生活有了麻烦，它可以变现为钱。不会有问题的。”
在五年级时，她可以相信别的事情的。
“神迹也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我告诉她，她摇摇头发蓬乱的头，眼神有点黯然。
“不会的，”她嚼着口香糖说道，“不过嘛，还行。我想要的东西嘛，祈祷祈祷还是会来的哦。”
“比方说？”
“比方说你记得那件，嗯，我喜欢的裙子？”
她说的是那件黄色的，带有十字形吊带。
“你猜猜，发生了什么？”
“你妈妈给你了。”
她笑了。“我可是只祈祷了一个星期哦，”她说。
相比而言，我还真盼望能够有力量演绎一两次神迹。让神迹发生吧！那可是我的不可或缺的营养品。它让我埋头做作业，认真接受圣餐；让我在练琴时敲响正确的音符，尽管是摆着一副苦脸，而我的那些同学们有打嗝的，也有把椅子弄得嘎吱嘎吱乱响的，一副无忧无虑的模样。但是从内心而言我还真不知道我要那个力量是为了什么。我是说，比如，一把装饰用的剑可以做收藏品，也可以防身用，可两者真可以这样结合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派蒂的父亲离开了她母亲出走。于是，这给了我第一次想做成一个神迹的机会。我真的非常想，我都能看到那是一个什么景象：把克里莫先生变成一个用唾沫揉皱成的纸球；用一根吸管把克里莫先生吹向空中，克里莫先生在空中散架，但又重新收拢回来，扑通一声落到派蒂家的门口。在克里莫先生降落的过程中，我本应该帮他清醒清醒脑子，刮刮胡子。我也会给他一盒花生软糖，盒子上系着一根丝带，让他给派蒂递上并送上一个吻。
但是，实际上，我所能做的只是试图告诉她他会回来的。
“他不会，他不会回来的！”她哭泣着说，“他坐船去了尼约了，[1]去了尼约了！”
我给了她一块口香糖，但她不要。
“他说他宁愿看河水也不愿看我妈的那张肥脸。他说他宁愿看河水也不愿看我一眼。”说着说着，她嚎啕大哭起来，双手紧紧抱在胸前，看那样子似乎两只手快把肋骨都要夹断了——看着她双手紧紧缠绕在胸前像蛇一样，这让我感到心绞痛。
我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臂。一头只剩一翼翅膀的鸽子从旁边蹒跚而过。
“他说我甚至都不是他的孩子，他说我是强尼叔叔的。他说我是垃圾，我妈妈和强尼叔叔都是。他说我不是他的孩子，他说我不是他的派蒂，他说我是强尼叔叔的！”
“你是你强尼叔叔的？”我傻乎乎地问道。
“是强尼叔叔的，”她哭着说道，“是强尼叔叔的！”
“他是那么说的？”
她只是一个劲地哭着。
我又试图安慰她：“哦，派蒂，别哭了，”我说道。过了一会儿，我又说道，“反正你那爹本来就是一个蠢货。”
那头鸽子拉下了一大泡黏黏的鸽粪。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的样子，派蒂总算安静了下来，我可以趁这个时候冲到女厕所给她拿一些纸擦眼泪，等我回来时她又在那儿哭开了，口里一遍又一遍地说道“去了，去”，就好像那句话梗塞在她的喉咙里了，她非要把它吐出来不可。眼看着我们先是错过了回家的日班公交车，后来又错过了晚班车，我不得不再次离开了她去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很火，直到我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后火气才下去。一会儿后，她开车过来把我们带上，还给我们一人一个巧克力奶油冰棒。
几天以后，派蒂和我开始了争取召唤她父亲回来的一个计划。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件非常认真的事情。我们额外多做了几次祷告，点燃了表示心愿的蜡烛。我把那串孔雀石珠系在校服肩带上，抚摸它们，就好像我是一个嬷嬷，而那几块孔雀石是一串真正的念珠。我们甚至还手挽着手在学校的教师楼里走进走出，这个行为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致我们学校的校长有一天风风火火地亲自过来把我们拉到一边。
“我必须得告诉你们，”她说道，带着很重很重的鼻腔音，“没有这个如此亲近的必要嘛，知道吗？啊？啊？”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这样做，并许下诺言一定要和上帝结婚，也向每个我们能够想到的圣人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先是停止了嚼口香糖，然后是口香糖加“苗条”腊肠小吃，再后来是口香糖和“苗条”腊肠小吃加冰激凌；当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发生效果后，我们又开始想出更加新颖的事来做。第一件做的事是看花。我们用两手遮住眼睛，就像马的眼罩一样，然后快速从旗杆边上的紫罗兰花旁跑过去。下一个做的是看男孩子们：派蒂停止了看有一双天使般眼睛的加米·哈劳蓝，而我则不再看体操明星安东尼·罗斯。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但是最后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一个月后克里莫先生回来了，尽管除了痢疾以外，他什么也没有带来，但是至少他很严重的病让他没有骂人的力气了。
接下去发生的事是，在和我父亲的战斗过程中，我母亲不知怎么地从卧室的窗户里掉了下来。
最近——因为想着到山里去度假也许会让我心情好一点——我把现在租的一个公寓房间又转租给了一对模样很俊但心情忧郁的夫妇，我后来发现他们对房子管理得非常负责，与我希望的分毫不差。他们甚至把我撒在花盆里做肥料用的鸡蛋壳碎片都清理干净，还留下了一把用银做的擦得油光锃亮的蛋糕夹和一张写有夏天的希望和打算的单子。这张单子被极其小心地用一颗大头钉钉在厨房的门上，单子的开头写着向上帝的炽热的恳求，希望能帮助他们在两三个星期内表达他们的结婚感恩致谢（你可以发现他们原来写的是“两个星期”，但是后来又擦掉了——在这个方面他们似乎并没有要求有神迹发生）。接下去写的是：
天国里的全知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让安妮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地点要在一个好的街区内，距离这个地方在半个小时的驱车时间内。
天国里的全知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让约翰找到一个工作，做什么都行只要不会让他的后背受伤，距离要在离这里半个小时的驱车时间内。
天国里的全知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弄到一辆车。
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学习法语。
全能的主啊，请帮助我们找到七张晚餐食谱，每次花钱不要超过六十美分，须在半个小时内完成。食谱中不能有土豆因为天上的你让约翰对土豆过敏。
主啊，请帮助我们，请不要在这个公寓住房里出现《天堂智慧里的你》这样的书，三天前（六月二日）你以天国的理由让约翰到处去找这本书，找得他好苦。
等等等等。
在单子的左面留边处他们记下了几十个说明他们的要求是如何被满足的注释，让人振奋的是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注有“成功！颂扬主！”（有时候则是简单的“谢主”），只有学习法语这个要求例外，在它的边上神秘地标注着：“没有成功！再再颂主。”
这个标注让我心生触动。看起来是那么古怪但又那么熟悉，似乎这就是我的一个表亲写的——一个一直待在家里长大的表亲，而我却到了国外去知晓那些让人痛苦的事情。当然，这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其实，我也是在家里长大的，就像所有的人一样。
但是那种知晓的过程确实让人痛苦。我一直不清楚很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我母亲一头扎向空中，我只是知道那个晚上风刮得很大，猛烈冲击着房子，他们的争吵就是因为屋顶的状况而引发的。上一个年头有人来修过，但是来的人不是专门修屋顶的，而是我父亲找来的一个人，他很肯定地说这个人同样可以干一手好活，但是只需十分之一的费用就行。也许那个人确实可以，如果他不是因为被木瓦底下的一块木板上凸出的结疤给绊了一跤，扭伤了他那个没有医疗保险的脚踝的话。那天木瓦又松动了，还有屋顶的绝缘板也早发霉了，我父亲说要把房子卖掉，他说房子原来是我母亲要买的，为的是她可以把房子的照片寄到她在中国的家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