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受伤的心
在舆论的批评声中，西安那所给孩子戴绿领巾的小学，已经纠正了错误做法；包头那所给优秀学生穿红校服的学校，也叫停了红校服，这让人们见识了舆论监督力量的强大。学校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如果一所学校发生校园伤害事件，诸如踩踏，大家已有普遍的意识，应该在处理伤害事件时，注意对学生们的心理疏导，以避免事件对孩子们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然而，在上述这些事件发生后，却不见教育部门、学校有这样的安排，而舆论也似乎对此鲜有提及。
对于给差生戴绿领巾、给优生穿红校服，流传甚广的评价是这是一种“教育暴力”。那么，作为暴力的对象，学生无疑就是受害者。相比“有形”的校园伤害事件，这种“软暴力”给学生造成的伤害更为隐蔽，也可能更为长远，但却无形中被大家忽视了，以为学校改变了做法，对学生的影响也就烟消云散了。
忽视不良政策、管理给学生群体造成的心理伤害，这是近年来学校教育、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回顾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学校教育管理丑闻，都很难看到学校有什么行动，去关心被伤害者。比如，被学校安排在寒风中当礼仪先生、小姐迎接领导视察的学生，在媒体曝光之后，学校被批评，他们也成为具体事件的受害者，有谁去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内心呢？被学校以“顶岗实习”名义组织去做低廉劳动力的中职生，在学校事情败露，他们被安排回校之后，有谁引导他们公开面对问题，从而走出事件的阴影呢？在学校“竞选贫困生”的安排之下，走上讲台面对同学们演讲自己如何贫困的学生，在舆论批评学校的做法时，他们大多在独自消化这件事对自己的伤害。而就是眼下那些曾经穿红校服的学生，当初他们是按照学校的要求穿上红校服的，现在在一夜之间，又在学校安排之下脱下红校服，学校是否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他们能理解这种变化吗？
凡此种种，其实是粗暴教育管理方式的延续。不妨设想，如果学校管理充满人性化，尊重每个学生个体，那么，就不会有把学生分为差生和优秀生，并给其贴标签，公然歧视的做法在校园中出现；也不会不管学生有何权益，仅凭教育者、管理者的一厢情愿，就推出所谓创新管理方式，或者为了维护学校所谓的声誉，就限制学生的行为。而如果出现这样的不良做法，真正负责的教育者，除了反思检讨之外，还会考虑到这种做法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关注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调查显示，我国大中小学生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包括自卑、抑郁、焦虑等，这些心理问题甚至导致一些学生走向极端，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教育管理的不善，以及管理不善之后教育的进一步不作为而导致？现在，教育部门和学校快速改变错误做法，但问题并没有切割掉。如果这些学校能想到启动对孩子的心理辅导，才能看到真正改变的希望。
对此，肯定有人说我是异想天开。在我国的中小学里，有多少学校配有专职的心理咨询教师？就连大学，能做到这一点的，也不多。如果要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那也是班主任或者教导主任（辅导员）找学生谈话——这样的心理辅导，就变成了又一次思想品德教育，比没有可能还不济。
我承认这确实是现在学校的实情，但存在并不就合理，就如“绿领巾”受到批评一样。我国大中小学不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没有相关的心理课程，没有专职的心理咨询、辅导教师，这反映出教育的严重偏差，只关注学生的知识教育、所谓的“成功”，而对学生人格健全、身心健康普遍漠视，而恰是这种漠视，让各种“冷暴力”事件，频繁在校园里发生，学生成为“冷暴力”的受害者，身心和人格都受到影响。近年来，这一局面在少数学校得以改观，增设了心理选修或必修课，学校开设心理咨询室，班级配备了心理委员，也出现了心理社团，但更多的学校，这方面的教育还是空白。对于大家已经明显感知到的学生问题，诸如为人冷漠，缺乏责任心，往往只能采取应急措施，包括开讲座、搞一次活动，以及像北大象征性地将孝顺父母列为自主招生推荐条款，这当然起不到多大效果。
如果真正关注每个孩子的人格健全、心理健康，学校在出台任何管理措施时，都会思考这可能对学生人生成长产生的影响，从而在管理规则中体现教育和人文的理念。最近人们热议北大硕士家暴父母，大家把他与北大联系在一起，而出现他今天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北大一校的责任，所谓百年树人，他生长的环境，点点滴滴都在对他产生影响。基于此，学校教育者应倍感责任重大，因为每一个细小的教育举动，都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绝望的“问题学生”
寒冬季节冰冷刺骨的冷水浇在身上，尽管瑟瑟发抖但他们不能大声喊叫、不能反抗，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教官一顿棒打。到晚上了，仅穿内衣的女孩子被要求给教官洗脚、按摩，如果手法不娴熟、用力不对，教官就会让这些女孩子直接躺在冰冷的地砖上，甚至有时候还会被教官强暴……这不是电影的剧情，而是金华市浦江县“浙江警龙少年行为矫正教育学校”遭到学生控诉的场景。（《东方早报》2012年2月17日）
学生们控诉的问题是否属实，还需要调查。但类似这所少年行为矫正教育学校体罚、虐待学生的新闻，近年来并不鲜见。其中比较极端的是，2009年发生在广西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的教官体罚、殴打学员致死事件。与此前爆发的“黑培训班”、“魔鬼训练营”一样，舆论照例把问题指向政府的监管缺位，因为调查显示，这家学校并没有办学资质，可却开办了6年。同时，希望家长在选择培训机构时要理性，不要盲目。
追问政府部门的监管缺位，当然十分重要，期望家长理性，也是善意的建议。可在我看来，对于一些问题青少年的矫正、帮助，需要的不仅是政府监管社会机构，而是政府（以及学校）承担主导责任。如果政府不起主导责任，把问题学生简单地推给家长，六神无主的家长是完全可能病急乱投医的。
据报道，这所矫正学校目前共有9名学生，均因网瘾、厌学等原因被送至该校，分别来自宁波、义乌、温州、衢州和上海等地，而其家长为此每年需支付给学校高达5万元的学费。家长愿意出如此高的费用，可见其对孩子问题的焦虑。这种焦虑，与政府和学校把问题学生简单地推给家长有关，现实中，如果学生因网瘾逃课或者不爱学习，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叫来家长，叫家长好好教育，并警告不要带坏了其他学生，有的直接要求家长把孩子带回去。可问题是，这些家长并不懂得怎样教育孩子。事实上，孩子网瘾、厌学问题的形成，大多与家庭教育有关，父母平时与孩子交流太少，不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或者家庭教育方式不当，造成孩子出现行为偏差。对此，我们可以告诉家长改变家教方式，增加与孩子的交流，要有耐心。但有多少家长真能够做到？结果是，工作繁忙、缺乏耐心的家长，总希望有一个机构，能对孩子的行为起到立竿见影的转变作用。而当有机构打着有效矫正、拯救的旗号出现时，家长似乎就像找到了救星。
这就是魔鬼训练班、矫正学校生存的土壤。如果这一土壤不铲除，在政府高调监管一段时间后，类似机构必定重出江湖——问题学生存在，家长对其无能为力，就有矫正他们的需求。对此，政府部门该做的是，主动承担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引导责任。
以青少年网瘾问题同样比较严重的韩国为例，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网瘾，并为治疗网瘾买单，2009年，韩国政府设立了专门针对网络上瘾问题的治疗学校，有关机构希望，让孩子们把时间花在训练和集体活动上，可以有助于重新建立他们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从而协助他们戒除网瘾。2010年，韩国政府进一步决定“开放专门针对成年人的网瘾治疗中心，并将治疗范围扩展到学生和事业人员中”。如果家长身边就有政府设立的治疗网瘾的学校，以及公益机构帮助有网瘾孩子的家庭，家长们还会病急乱投医，在面对孩子的问题时感到孤立无援吗？
另外，我国目前的学校，存在“一刀切”问题，所有学校，不管教育对象如何，都采取一样的管理方式。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必须承认，在所有学生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学生，自律性差，自控能力弱，对于这些学生，就适合采取比较严格的教育管理方式。在美国，私立军事中学就采取对学生十分严格的管理方式，到了20世纪末，全美出现了第一所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公立高中——芝加哥军事学院，这所中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们统一穿军装，接受简单的军事训练，参加“军容风纪检查”和“点名”等活动，见到老师要敬军礼，还要称其为“长官”。一些教育专家认为，对那些在不和谐家庭里成长的孩子们来说，军事化的模式，似乎能对他们走向社会打下稳固的根基。对此，有人会担心国内高中采取军事化管理，会扼杀学生的个性，这又是“一刀切”的想法，学校的管理应该有不同，受教育者（家长）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面对乱像纷呈的矫正、拯救学校，政府部门当然要加强监管，但更重要的是，要为家长分忧，通过政府出资建立公益性的矫正、帮助机构（包括指导家长怎样进行家庭教育）；针对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设立采取严格管理措施的学校，供家长选择，这才是积极的作为。
“死了就不用写作业”
三名10岁左右的女生，相约跳楼后被送医院急救，谈起为什么要跳楼，她们称“死了就不用写作业”。
在幸福的“开学第一课”刚上完不久，就出现这么不幸福的事，三名学生的跳楼自杀，再一次激起大家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控诉，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些自然是理性的分析，但在不经意中，有的议论开始走调，三名悲情的女生，被莫名涂上反应试教育、反作业的英雄主义的色彩，就如大家当年对待高考零分试卷一样。这显然走向反面，不会是救孩子，而是会害孩子。
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学生因学习或生活上的问题走极端，都是十分错误的，是对生命的不珍惜，对自己和对家庭的不负责。这是讨论学生自杀事件的基本点，也是进一步教育、引导学生的基本点。为此，大家在分析制度之弊、教育缺失时，不能缺失了这一基本底线，否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么小，就做这么多作业，不逼死人才怪”，“这是孩子们在用生命控诉”，要是孩子听了，会恍惚觉得，死是一种解脱，或者抗争的手段。而生命教育则告诉我们，生命是第一位的。
批评教育制度，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引导学生以积极态度生活，在现实社会中变得很纠结。在多个讲座中，我都遇到类似的提问：你一直批评高考制度，为何还要对学生进行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你这样做，不是在为你批评的高考制度服务吗？这样的问题本不值得一辩，类似于你一直批评中国教育问题，为何还要送孩子读书一样。但是，从不少人对这问题十分感兴趣的样子，可以发现，这一问题还有一定普遍性。
批评高考制度，其用意是推进高考制度改革，为所有孩子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但这不意味着，如果高考制度不改革，就不让孩子参加高考——当前能有条件，在体制外选择教育的家庭并不多，更多的家庭，是需要面对国内高考的——对于这些学生，帮助他们了解身处的高考制度，掌握录取规则，避免出现低级的志愿填报失误，不是有助于他们在这一制度中做适合自己的学业规划吗？如果我给所有学生描述高考改革的愿景，并告诉他们完全不顾当前的规则，结果会是怎样的局面？
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日本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客观而言，日本的高考竞争比我国还要激烈，孩子的学业压力也很重，但是，与我国学业压力之下，学生们的吃苦精神不够、耐挫力弱不同，日本孩子的吃苦精神、意志力却很强，其中一个原因是，家长并不包办代替孩子的一切，不会把孩子的书包抢过来自己背，也不会说孩子你这样的学习太辛苦了，而是坚持让孩子自己背书包，告诉他这是你应该付出的努力。
我国孩子吃了那么多苦，学习压力那么沉重，可他们却没培养起吃苦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这不是一件很冤的事吗？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家庭和学校没有告诉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爸爸妈妈甚至年迈的爷爷奶奶背着书包，孩子空着手的景象，在我国随处可见，而大家对此也很理解：书包太重了。这种环境之下，对孩子们成长十分重要的两大教育——公民教育和生活教育，就逐渐远离。每个家庭每个孩子至少12年的痛苦学习、生活，得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少孩子连自主生活的能力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