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廷的军区制
拜占廷军区制又称塞姆制，是7至12世纪在拜占廷帝国境内推行的一种军事和行政制度，即按军区、师、团、营等军队序列管理帝国各级行政区域。这种军政兼容、兵农合一的制度促进了拜占廷农兵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对加强拜占廷国防力量，稳定社会经济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拜占廷军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试行和推行两个阶段。7世纪中期以前，军区制还仅在拜占廷个别地区试行，此后便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行。
军区制是由6世纪末拜占廷的“总督区”演变而来。当时，帝国大部分地区推行省区管理，仅有迦太基和拉文纳两城由总督统辖。这两个总督区是拜占廷中央政府控制西地中海霸权的立足点和重要的贸易港口。
早在4世纪，迦太基即发展成为仅决于罗马的西地中诲第二大城市。公元533年，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该城以后，它更一跃成为非洲大政区的首府和当地谷物出口的集散地。而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拉文纳在4、5世纪日耳曼各部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战乱中逐步取代罗马和米兰的地位，成为意大利首府和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前哨站。公元540年，拜占廷军队重新控制拉文纳之后，更确定了该城在西地中海的重要地位。由于两城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们都于6世纪中期被确定为总督区。其管理上的特征是军政权力合一，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这种体制有别于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廷地方军政权力分离的省区管理。
总督区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军区，并在拜占廷全境广泛推行，其原因在于当时拜占廷帝国面临周边民族军事入侵的巨大威胁、边关吃紧等各种不利形势。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拜占廷边疆地区，特别是东部边境便遭到外族不断入侵。查士丁尼一世死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当时，波斯军队从东面侵入拜占廷帝国的亚洲属地，先后夺取了叙利亚、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等重镇，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部落从北面大举南下，侵入帝国腹地。西哥特人则在西面夺取了拜占廷帝国的西班牙属地，伦巴德人也迫使拜占廷人在意大利的势力仅限于拉文纳城内。
7世纪中期，随着阿拉伯人的兴起和扩张，拜占廷帝国的东部局势更加紧张，四面告急，战事不绝，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终日。在当时的情形下，人们以为“世界末日来临了”。
正是在这紧急情况下，皇帝伊拉克略一世（610～641年在位）开始逐步建立军区。最先建立的军区有亚洲领土上的亚美尼亚和奥普西金军区，其后，基维莱奥冬、阿纳多利亚、色雷斯等军区也分别建立。上述几个亚洲军区在反击波斯人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屯兵东征、最终击败波斯人的基地。
自7世纪中期，军区制在帝国境内逐步推行。至8世纪中期，拜占廷大部分国土均被置于军区制管理之下，全国共建立六大军区，即除了上述五个军区外，还有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军区。此后不久，又逐步组建起海上军区，用以管辖爱琴海上大小岛屿。
拜占廷军区制的推行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仅仅是通过皇帝的一道命令完成的，它是经历了摸索和试行的过程。军区制在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优势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为统治集团所认识。当时，拜占廷帝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原驻守北非、两河流域、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和意大利的军队纷纷撤向帝国腹地。这就促使帝国必然对其京城附近地区的驻军和防务重新进行部署，军区制的推行由此孕育而生。
同时，7世纪前半期的边疆危机和拜占廷帝国在北非、西亚和巴尔干部分领土的丧失，也使拜占廷帝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仅作为国家税收和兵力主要来源的小农大量破产，小农经济全面衰退，而且作为国家统治阶级基础的贵族及其大地产也遭到毁灭性打击。
因此，军区制的推行同时还意味着拜占廷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拜占廷王朝采取了三项重要步骤，最终确立了军区制，也完成了社会经济的调整。
第一，各地区分别建立新军区。
第二，建立军区内部组织系统，理顺军事等级关系。
第三，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进而形成农兵。这一步骤是军区制最终形成的关键，因为军役土地制造就了一个农兵阶层，他们成为军区制的基础。
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廷帝国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的疆域逐步稳定，国力有所恢复，不仅在对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且迫使已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臣服，成为拜占廷帝国的臣民。同时，拜占廷人凭借逐步恢复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活动，实现了与阿瓦尔人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和平。以此为起点，拜占廷帝国在其中期历史中获得多次重要的军事胜利。
拜占廷军区制从其出现到瓦解共经历了大约50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军区制对拜占廷历史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军区制适应拜占廷帝国对外战争频繁、边防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的国情，通过地方统治机构军事化，部分地解决了兵源和财源枯竭的困难，缓和了外族入侵的危机，为拜占廷军事力量的复兴创造了条件。
7世纪，拜占廷军队击败波斯人，打垮阿瓦尔人，征服斯拉夫人，并将处于极盛时期的阿拉伯大军扩张的势头阻止在小亚细亚和东地中海一线，使危如累卵的形势发生根本好转。这一系列军事上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军区制的推行。不仅如此，以7世纪的胜利为基础，拜占廷军事力量得到调整和加强，因而，8、9世纪期间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获得多次重要胜利。同时，拜占廷军队在防御斯拉夫人入侵和征服保加利亚人的长期战争中也屡屡获胜，并最终击垮称雄一时的保加利亚王国。
第二，军区制的推行促使小农经济勃兴，国家税收增加，有力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军区制带来的安定局面又为以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为中心的工商业的繁荣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小农经济是拜占廷国家的基础经济部门和税收主要来源，学者们估计，拜占廷国家收入的95％来自农业，仅5％来自城市工商业。纵观拜占廷历史，国家年收入的数量时有起伏，但以军区制推广的几百年为收入最高的时期。在拜占廷历史的早期，税收是以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税收直到拜占廷帝国末期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征收的形式有所变化。作为国家主要纳税人的小农除定期缴纳土地税和人头税外，还负担各种不定期征收的非常规税。军区制促进了小农生产率的提高，使他们有能力完成苛捐杂税。在年景不利的时候，连保制也能帮助经营不善的农民渡过难关。军区制的推行使拜占廷帝国在较小的领土上获得了较多的收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军区制对拜占廷农业经济产生了有利影响。
军区制的推行对拜占廷工商业发展也起了间接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小农经济的复兴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拜占廷农村与帝国境内大小城镇均保持密切联系，小农经济不仅从城镇市场上获得必需的手工业品，而且为城市手工业者提供农副产品。小农经济的复兴意味着城乡间更频繁的物资交流，同时也意味着工商业获得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军区制下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拜占廷工商业在8世纪以后趋于繁荣，城市发展更加迅速，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特拉比仲德等城市都名列中世纪欧洲最大城市之列。特别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由于其工商业投资环境得到改善，这座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桥梁充分发挥出它的地理优势，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一时间，君士坦丁堡百业俱兴，商贾云集。到9、10世纪，商业活动处于鼎盛。
第三，军区制通过推行军役土地制和屯田稳定了拜占廷社会各阶层，使人口流动中的无组织状态得到控制，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廷政府便采取措施限制人口流动，以稳定社会各阶层。《查士丁尼法典》严格规定军人的后代只能当兵，农民的子孙必须从耕，并以削夺隶农迁徙自由的方式将他们固着于土地。但是，这一政策并未奏效，破产的小农大量逃亡，或涌入城市寻求生路，或避走山林结草为寇，或铤而走险聚众起义，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当时规模最大，几乎推翻查士丁尼一世统治的“尼卡”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以来自各地的破产农民。类似的大规模起义和暴动在当时史不绝书。军区制则通过军事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使农民有地可种，有家可归，在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这一制度从解决小农生计和加强地方管理入手，重新调整了拜占廷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如果6世纪中期以后，斯拉夫人各部落从多瑙河一线南下巴尔干半岛也被视为一种盲目的人口流动的话，那么，拜占廷政府采取的移民政策便是将这种无组织的人口流动重新组织于军区中，并通过保留和推行斯拉夫人的农村公社制，因势利导地化解了由斯拉夫人大规模流动引起的社会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军区制不是以严酷的立法实现社会各阶层和居民职业的固定化，而是通过制度的创新改革，着重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生存环境问题，从而为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军区制的推行必然会造成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兴起，他们形成了与中央集权抗衡的地方分裂势力，甚至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左右朝政或改朝换代。这是军区制对拜占廷政治生活产生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大地主对小农土地的侵吞是小农经济衰败的重要因素，但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同时也刺激了大地主的发展。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在10世纪的拜占廷政治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一些皇帝认识到保护小农对于维持统治的重要意义，因此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的扩张。他们往往以小农保护者的形象出现，斥责大地主“像瘟疫和坏疽一样降临到不幸的村庄，吞食土地，侵入村庄的肌体，将它们逼近死亡的边缘”。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统治者不可能会由衷地为了农民的利益疾呼，他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一矛盾不可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公元922年的法令明确规定，小农及其所在公社享有优先购买、租用田产和农舍的权利，严禁大地主以任何方式，包括遗赠、捐赠、购买和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还规定，过去30年期间以任何方式得自于农兵之手的军役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来的主人。
公元996年，拜占廷政府再次颁布类似的法令。从表面看来，是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实际上，这些法令具有瓦解地方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意义。然而，拜占廷统治者未能真正采取措施打击大地主，一方面，皇帝们要借重大军事贵族的政治势力，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打击大军事贵族意味着削弱军区制，小农经济也难保存。特别是在大地产贵族势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对他们的真正打击就等于取消军区制，以农兵为主的小农亦将走向同归于尽的道路。
因此，上述立法并未真正贯彻，而皇帝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也是不可阻档。他们对小农处境的恶化听之任之，只是发布几项立法而己，并没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小农的地位未能加强，他们在各种灾变动乱的打击下，处于随时被吞并的境地，即便法令暂时为他们提供种种优先权，这些似乎都形同虚设，最后他们也只能将土地自动放弃或转让给大地主。
大军事贵族凭借经济实力拥兵自重，直接参与皇室内讧，有的甚至爬上皇帝宝座。自10世纪末，军事贵族便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央政府的官僚势力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这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就构成了拜占廷帝国晚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线。10世纪末，羽翼已丰的军事贵族就以小亚细亚军区为基地发动叛乱，其中又以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的“两瓦尔扎斯叛乱”影响最大。
11世纪期间，军事贵族的叛乱愈演愈烈，他们不仅兵临首都城下，而且推翻当朝皇帝，自立为帝。在这一时期，至少有五位皇帝是以哗变的方式爬上皇位的军事贵族。
拜占廷帝国末代王朝统治时期，最有实力的军事贵族约翰·坎塔库震努斯（1347～1354年在位）左右朝政数十年，他曾以其雄厚的家资帮助安德罗尼库斯三世（1328～1341年在位）在王朝内战中击败老皇帝，登上帝位。
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他重金雇用土耳其人，击败对手，自立为皇帝。
显然，以大地产为基础的军事贵族对中央集权的削弱是晚期拜占廷帝国内乱不断、最终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军区制是拜占廷帝国经历其早期历史中长期动荡，军事和政治经济管理制度演化的结果，是拜占廷统治阶级通过种种尝试而渐臻成熟的成功改革。军区制适合当时帝国的形势发展，缓解了紧迫的危机，成为此后数百年拜占廷强盛的基础。
军区制给拜占廷带来一系列社会稳定发展的显著效果，所以很快便成为推行于全国的管理方式。但是，军区制的发展也有助于以大地产为后盾的军事贵族的产生，这种侵蚀小农经济、与中央集权相对抗的武装割据势力的兴起是推行军区制的必然副产品。因此，军区制从其形成之初自身就孕育着深刻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