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对新月书局无能为力，曾一度请出金屋书店的老板、富二代邵洵美，希望邵能创造奇迹，但奇迹并没发生。又不幸的是，这年11月，徐志摩意外坠机丧命，徐的死更加速了新月书店的消亡。在这种情况下，书店只得关门。多年后，梁实秋在文章《忆〈新月〉》中仍充满伤感：“胡先生有一次途经青岛时便对我们说起结束新月的事，我们当然也赞成，后来便由胡先生出面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商洽，由商务出一笔钱（大约是七八千元）给新月书店，有这一笔款弥补亏空新月才关得上门，新月所出的书籍一律转移到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一律送给商务，新月宣布解散。”
没有大学做依托，缺乏青年学生这类庞大的市场，想靠着经营文化来获利，肯定有一定难度系数。
如果您除了能写点字，实在没别的特长，又想在民国年间过上好日子，有没其他的路子呢？当然有，办报纸。
报纸的风险
民国年间办报纸容易，用报纸换钱却比较难，起码您得让群众自甘掏钱购买不是？您若只是想捞点小钱用用，建议两条路可选，一是搞好跟政府部门的关系，每月获得“赞助”；二是走通俗路线，做花边八卦，满足人民群众越来越低级的精神文化需要。
要是您有文化人的通病，坚持铁肩担道义，又不想穷困潦倒，那么能做的只有一点：犀利！
在北洋当权的时候，北京城有份《公言报》，主笔林白水是个妙人。此公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与黄兴有过命的交情，民初又当过袁世凯的顾问，故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北洋派，都有不少故交。因看不惯官场污秽，他辞官隐于市，玩起了报纸。
曾在官场历练过，加上有一支生花妙笔，林白水很快在北京舆论界占了一席之地。
1918年，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许世英贪赃，林白水通过官场故友得知此事，立即报道出来，引起一片哗然，最后导致两总长锒铛入狱。时隔不久，又有政客舞弊，被林白水独家揭露出来，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老百姓就喜欢看达官贵人出丑，短短几个月，市井之间到处流传《公言报》，林白水名利双收，多年后仍无不自得：“我还记得段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弟兄，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查办。……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辞了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给他特赦出来。”
瞧人家这嘚瑟劲儿。
林白水文笔辛辣，动辄拿权贵开涮，老百姓特爱看。他也需要银子来维持局面，每月抽大烟要钱，一大家人养活要钱，出席各种聚会排场要钱，他一介书生，哪来那么多进账门路？一个字：骂。
军阀们的隐私、政客们的陋习，都拿来戏谑，要是知趣送上大洋，那就和解；如果不识相，给弄个连载，谁不头疼？
林白水性子一来，连故友也不放过，他有个同事张弧，二人交情匪浅。后来张弧做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长，林白水请拨点银子，对方没答应肯，他便在报纸上讽刺：“今之财长张弧懂得什么财政，他只熟悉一本赌经，说起这个人，令人想到他面部恍惚有个十字格，四角时现有幺二三四而已。”张有个方形长脸，好赌，这样写来，读者无不捧腹。张弧本人无奈，只得送上几百大洋，请他笔下留情。因好戏谑，林白水还被当局关了几天，不过北洋军阀们对文化人还算是礼敬，此公后来再次创办《社会日报》，笑骂如故。
林白水好歹在官场呆过，有门路。如果您只是一介平民，又该如何操作呢？同样是那个词儿：犀利。
1918年，原《申报》记者邵飘萍在北京开创《京报》，自任社长和主笔，其报社宗旨是“必使政府听民意”。《京报》一开张，就曝光北洋军阀为控制舆论给在京各报社赠送津贴费的丑行，举起新闻媒体坚持正义、爱国保民的旗帜，赢得广大读者的支持。创刊不久，《京报》的销量从最初的300多份，一跃上升到4000多份，成为京城的一家名报。
五四运动那阵子，《京报》不吝版面，大肆宣传，名声暴涨，后被北洋当局封杀。到1920年春，《京报》复刊，鲁迅、钱玄同、孙伏园等大批正直学者齐捧，声势惊人。
只要报纸做出了影响，自有钱来。
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界提供一笔经常性的“津贴”，各报社、通信社依政府划定之等级，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资金，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被列入最高一级。这是政府补贴，谈不上贿赂。但重要部门，如财政、外交等部，还会以自己的名义针对特定的媒体发放“津贴”，有“掩口费”的意思。
总的说来，政府给的钱，没法跟各地军阀给的钱比，而军阀给钱之多少，就跟本身实力大小有关了。
如东北的张作霖出手就特别阔绰，给京城报馆和通讯社都发了“宣传费”，并将其分为“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社会日报》和《京报》属于“超等者”之列，每月有津贴三百大洋。
每月三百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的北京城，鲁迅先生曾买了一个小四合院，才800大洋……说到这儿，您大概了解报社社长林白水和邵飘萍的个人收入了。
林白水的女儿回忆：家中佣人最多时有10人，家庭教师有5位，房子有四五个院子、三四十间，父亲酷爱金石砚台，经常收买各种名砚……
邵飘萍更是潇洒，一妻一妾尽享齐人之福，他在北京出席各种场合都是风度翩翩，还经常到花街柳巷一掷千金。友人章士钊曾回忆：飘萍好抽雪茄，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邵飘萍字振青）四个字，珍贵的很。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小小的一根烟都是“特制”，其他生活用品更不用谈了。
办报纸能赚钱，但在言辞上也得注意分寸。什么人能骂，什么人不能骂，您心里得有杆称，军阀如袁世凯、段祺瑞、曹锟都能骂，这些人做事还有点章法，注意个人形象，所以顶多封您的报社，把您赶出北京城，但胡子就千万别惹。
邵飘萍和林白水就不小心惹了土匪。
1926年春，冯玉祥和奉军将领郭松龄联合起来，要打倒张作霖。邵飘萍站到了冯玉祥这边，张作霖为拉拢《京报》令人汇款30万元相赠。30万元在当时办几千份报纸都够了。可是令张感到意外的是，邵没收钱，给退了回来。邵飘萍铁心站在了冯玉祥这边，一是冯对邵的馈赠也不少，二是冯、邵政见接近，因此邵骂张氏也算常情。张作霖在东北读到这张报纸，不禁电问：“我们常帮你的忙，一直都送钱你，何以这样不客气？”邵飘萍回电答：“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是两码事”。
张作霖可不是一般军阀，他是马贼。得罪军阀不要紧，得罪马贼就严重了。
冯玉祥被打败之后，邵飘萍很快被抓。当时北京报界同仁十几个代表赶到张学良的住处求救，张学良说逮捕邵是因为他“宣传赤化”，事实上北京的报纸普遍刊登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并不是只有《京报》一家，所谓“赤化”只个借口。最后张学良借口要参加某军事会议，脱身走了，还跟身边卫士说：“邵飘萍收了我们的钱不办事，不值得救。”
适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方兴未艾，北伐军势如破竹，奉军内部人心惶惶，到处抓“赤色分子”，北京城舆论界万马齐喑。其他人都隐忍不发，《社会日报》的社长林白水却不信邪，在头版发表《敬告奉直当局》：“吾人敢断定讨赤事业必无结果，徒使人民涂炭，丧国家元气，糜费无数国帑，牺牲战士生命，甚为不值！”
倘若只是清谈一二，呼吁和平，也没多大危险，这林老夫子下笔就收不住，居然发了篇雄文《官僚之运气》，招致了杀身之祸。
在林白水一生中最后的文章中，他讽刺了两个不能得罪的混球：“长腿将军”张宗昌，市侩政客潘复。
张宗昌，山东人，土匪出身，部队无甚战斗力，逃跑飞快。潘复，早年混迹北京政界，因贪污被人举报，去山东投靠了张宗昌，被当做“智囊”。奉军占据北京城后，潘复想当个总长，可张作霖不待见这家伙，给了个河道督办。林白水得知后，在报纸上大肆讽刺“某君者，人皆号称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累赘，终日悬于腿间也。……表面炎炎赫赫之某肾囊，由总长降格求为督办，据说主管河道……与肾囊管尿道，基本一样……”
文章将潘复比做“长腿将军”张宗昌胯下的“肾囊”，连“河道督办”也给弄成了“尿道督办”，引得两人大怒。这俩混球一合计，就给林白水定了个“通赤”的罪名，抓起来枪毙了。
开罪君子无妨，开罪小人就危险了。邵、林二人一身学识，结局却如此悲戚。直到1928年北伐军进了北京，国民政府才为两人举行了千人追悼大会，会场高悬一联，把两人的名字嵌入其中，满是悲惋痛悼之意：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毕竟身死名去，浮事皆空，在一个混乱的年代，玩笔杆子还是得悠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