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三姐觉得礼太贵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象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2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写情书，用《知音》风格，哄小舅子，《故事会》足以。到民国年间逆袭女神，很容易吧。
再说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给张兆和写信，请二姐张允和代他向张父提亲。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看，故意混淆口气，连“爸爸”都叫上了。张父生性豁达，也了解沈从文的为人，答应了婚事，张允和羞涩地给沈从文发了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自此，沈从文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追求过程，开始与张兆和恋爱。
大户人家的女儿基本上都有丰厚的嫁妆，爱上的只可能是沈的才华，所以钱不是什么问题。1933年9月9日，沈张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张兆和穿了一件浅豆沙色普通旗袍，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都是张家大姐张元和为他们准备的。婚礼的参加人是张家大姐张元和、小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张兆和的三叔一家，以及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他们的新房中，唯一显出办喜事气氛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的床单。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看，有这样一支笔，走在民国，您还担心什么呢？
玩文字的潜规则
杂志的诀窍
民国年间，文人们都比较热衷于办报纸杂志，一可开启民智，二来过过手瘾，三则赚点小钱。最有名的应该是陈独秀、胡适等人鼓捣的《新青年》，此刊风靡全国，在无数热血青年当中引起共鸣，一度洛阳纸贵。
杂志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玩的，在民国想做好一份杂志，必须达到三个标准：一，有高水准的撰稿人；二，有凌厉的风格；三，有大学做后盾。
为什么呢？
您想想，在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掏钱买书的主要都是些什么人？
肯定是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的集中地在哪里呢？
当然是大学。
这些青年都会崇拜哪些人呢？
有个性的新派教授。
陈独秀在北大创办《新青年》，笼络了一大批教授，使此刊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人齐齐亮相，掀起文学革命，以雷霆之威对青年读者狂轰滥炸，引起极大反响。
时为北大学生的杨振声先生回忆道：“《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发生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也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正是教授们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弘扬国学的《学衡》派对此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如梅光迪指出：“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
《新青年》借助北大教授扬威，教授们何尝不因此刊而扬名呢？大师们对思想文化的贡献咱就不多说了，咱说点俗的：单道这些腕儿的一个月的稿费，就能抵平民家庭一年的收入！
陈独秀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摸透了玩杂志的三大要素：专业教授撰稿、文学革命话题、北大学术氛围。
很可惜的是，陈独秀忽略了第四个要素，就是旧派文人的反扑。
以国学大师林纾为首的顽固派动用各种关系，让政府对北大施压，校长蔡元培扛不住，只得让陈独秀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编辑部启事》，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陈独秀试图缓和，对方却不依不饶。1919年3月间，小报登出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独秀）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1935年12月28日胡适日记）
嫖妓还抓伤了妓女的下体，一时把陈独秀推上了风口浪尖。虽然蔡元培“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迫于舆论，还是不得不于4月10日的教授会议上，宣布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陈独秀离开北大，不仅对于《新青年》是个损失，在胡适看来，甚至影响到了此后中国的命运：“……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之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指上文所言3月26之事）”，“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年的政治与思想分野。”
政治上的分歧咱不讨论了，单说办杂志，陈独秀能成功，其他人不一定能。少了笔者之前提出的几大硬性条件，即便您再牛气，也不一定能成功。
别还不信。
1922年6月，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郁达夫等人在上海弄了本杂志，叫做《创造季刊》。这些人组成的“创造社”，在近现代文学江湖上也颇有地位。开山立派的时候，哥几个的日子并不好过。某日郭沫若和郁达夫二人到四马路的书局去，顺便问问《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道：“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两人无限伤感，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最后喝得醉醺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行走。突然郁达夫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吓得酒醒了一半，急忙将他拉回来。
单说创造社，您也许并不服，那么咱再说说新月社。
新月社的掌门人您可能听说过，没错，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其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梁启超、林语堂、林徽音、陆小曼等等，冲着这些名字您就想支持，是吧。
估计这些人也这样想，结果是您跟他们都错了。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次年创办《新月》月刊，根据闻一多先生的后人闻黎明在《闻一多传》中介绍说，“董事长为胡适，经理兼编辑主任为余上沅，闻一多与徐志摩、梁实秋、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胡适、余上沅11人为董事。书店股本2000元，出于节制资本，每人一股，大股100元，小股50元……”
两千元的资本，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据相关资料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60市斤）10.2银圆，也就是每斤大米6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2角钱，1银圆可以买5斤猪肉。这笔启动资金在当时也不少了。
胡适、徐志摩等人的志向是远大的，计划是宏伟的。他们准备出版50种的《现代文艺丛书》、100种的《英文名著丛书》以及《现代文艺丛书》，结果因为销路不好，经济难以为继，很多做出预告的书都没能出。
文学评论家瞿光熙先生曾撰文指责新月书店“在预告书目上，如在一九二七年就预告‘在校印中’的余上沅的《可敬的克莱登》、陆小曼译的《海市蜃楼》、陈衡哲的诗集《梦与希望》等书，有的过了很久才出版，有的迟迟未见出书。他们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中预告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的书目，整整五十种，着译者姓名之上都加了博士、硕士、教授、系主任、院长、大学校长的头衔，但后来见到书的只有十种左右。《英文名著百种丛书》，在一九二九年开始出三本书时就用红纸登了大幅广告，公布了十二种的书名和译者，除已出三种外，其他九种‘正在印刷或翻译中’，译者是胡适、饶孟侃、徐志摩、梁实秋这批人，直到一九三三年书店关闭为止，一共似乎只出了几种。”
如果有钱赚的话，胡适和徐志摩这类爱惜羽毛的人，会自食其言么？肯定不会，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