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香港创作成就最大的作品，应当是《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朴实而生动地述说了自己的童年，展示那个单调而缺少生气的故乡小城——呼兰河小城的风貌。东北农村中种种丑恶的陋习，愚昧的迷信行为以及传统的习惯势力，扼杀了生机勃勃的青少年的身心，而当这些惨剧发生时，人们的心却显得那样冷漠。这些情形在小说中得到了冷峻的剖析。小说的父亲，就是根据萧红父亲的原型而塑造的，他的贪婪而丧失人性，使得作者把他当成一个对立阶级的代表人物来处理。从小说本身看，没有主角，也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和情节线索，因而每章几乎可独立成篇。然而，作者的艺术功力就在于，能够将一个个零碎的片断，以“含泪的微笑”的感情和直面惨淡人生的严肃思考的态度，连缀成一幅具有内在联系的东北小城的风情画。在结构上取得了统一性的和谐。作者甚至把短篇小说《后花园》中的磨官冯歪嘴的形象，也搬进了《呼兰河传》的第七章里。这个“生命力最强”的人物，是萧红童年记忆里最热爱、而笔下最“光明”的一个描写对象。因此有人以为“这个短篇，究竟是《呼兰河传》的试笔练习，还是修订重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研究课题”。
1946年，茅盾为《呼兰河传》撰写序言，认为这部小说有“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些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使你炫惑。”茅盾的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继《呼兰河传》之后，萧红又创作了《马伯乐》第一部和第二部。她在重病缠身、体质十分虚弱的情况下投入创作，1940年6月24日她在给华岗的信中说：“我来到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1941年1月，《马伯乐》第一部出版，第二部由1941年2月出版的（时代批评）第62期开始连载。
《马伯乐》是萧红生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马伯乐在抗战前夕为躲避战乱，携家眷从青岛逃到上海，又辗转松江、南京最后抵达汉口。马伯乐是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形象，胆小而怯懦，灵魂空虚，缺乏理想。一遇险情便六神无主，而危机一过，却又忘乎所以。逃难到汉口后，竟不顾自己是有家室的人，还想入非非地想同自幼认识而今在汉口邂逅的王小姐谈恋爱。小说的风格属于辛辣的讽刺意味，马伯乐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相当成功的形象，遗憾的是这部小说的第二部未能写完。因此刘以鬯在《萧红的〈马伯乐〉续稿》一文中认为，“青岛、上海、汉口与重庆，都是萧红熟悉的大城。萧红以这四座大城作为《马伯乐》一书的背景，是可以满意地表现出抗战前夕与抗战期间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的。如果萧红能够将《马伯乐》下篇也写出的话，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必定会对这部意义深长的讽刺予以较高的评价。”
1941年春，萧红病重，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茅盾、巴人、杨刚等都去看望她，端木蕻良和骆宾基更是在病房陪伴，悉心照料。然而，萧红终以喉瘤炎、肺病并发而不治，于1942年1月24日去世。萧红离世之际，香港刚刚沦入日军之手。
端木蕻良的创作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原籍辽宁昌图县。曾在天津念中学，“九·一八”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被学校除名。1932年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北平左联机关刊物《科学新闻》。1933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上海创作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八·一三”事变后去武汉，不久后又到山西、重庆等地任大学教授，并写了《风陵渡》。1940年1月偕萧红南下香港，协助周鲸文编辑《时代批评》杂志，而后自己主编《时代文学》杂志，并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时代》、《大江》、《新都花絮》等。
端木蕻良始终“是一个以政治为第一要素的作家。写小说，主要为政治服务”。他在香港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几乎都围绕抗日战争这一总主题，“在小说中贯彻的民族正义，不难看出他所作的努力——企图使作品与时代脉搏合拍时所作的努力”，然而，他的“趋时”，并不是忽视艺术技巧的“趋时”，相反，他十分注意锤炼作品的艺术语言。他“终究比萧军高明，懂得怎样让他的人物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他的小说中，“即使不能十分客观地叙述，最低限度巳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小说中的人物讲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大部分中国现代小说都没有做到”。除了语言艺术的创造外，他还善于用“极具生动感”的文字去表现人物和故事。因此读他的作品，“简直是文字的画，形象性凸出，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极富文学意味。他的文字，充满感情……”
萧乾的创作
萧乾（1910—1999），原名秉乾，生于北京一个蒙古族贫民家庭。1926年入北新书局当学徒，开始接触文艺。先后就读辅仁大学英文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1935年毕业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1939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记者，曾参加战地采访。1948年，参加香港《大公报》的起义。
萧乾是三40年代香港报刊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作为一名报人，同时作为一名记者，他的小说具有新闻的敏感性，在题材的捕捉上与时代精神十分合拍。发表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4期的《刘粹刚之死》，是一篇类似文艺通讯的小说。作品塑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为反抗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少尉飞行员刘粹刚的形象。刘粹刚在空中与入侵敌寇激战70多天，击落敌机10余架。回家休假，刚与久别的妻子团聚，便又接到紧急任务，驾机掩护我军攻打娘子关。返航途中，由于油料耗尽，他冒险迫降，保住了飞机，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小说在艺术上不够成熟，但透露了作家敏锐的新闻观察力。
夏衍的创作
夏衍（1900—1996），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原籍浙江杭州。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9年与郑伯奇等人组织艺术剧社。1930年任“左联”执行委员。1932年开始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公司编辑顾问。1936年发表历史剧本《赛金花》，接着创作了《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剧本及著名报告文学《包身工》，并创作和改编《狂流》、《春蚕》、《自由神》等10多部电影剧本。1941年2月初来到香港，参加《华商报》的领导工作。
1941年秋天起，夏衍应邹韬奋之约，为《大众生活》杂志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寒》，10月起在《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以1938年秋至1940年春广州陷落前后为背景，描写了知识青年徐璞、吴佩兰在抗战烽火笼罩下的一段曲折遭遇和爱情波折。吴佩兰是一位上海女青年，在广州和刚从日本返国的留学生徐璞相遇，便一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当日军攻陷广州时，徐、吴迁往粤北山区继续发动农民，成立了抗先队等抗日组织。国民党当局采用监视、威胁、解散团体以及抓人、枪杀等卑劣手段，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徐璞被捕入狱，吴佩兰电被软禁。后来，在爱国军人钟敏先的帮助下，吴佩兰才得以脱险。逃离虎口的吴佩兰这时也摆脱了个人感情的纠缠和干扰，继续深入到那个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继续磨炼自己。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片低垂的浓云之下，但作品并没有以感伤和迷惘的情调，带给人们压抑的感觉，而是使人们看到，严酷而尖锐的斗争，正是锤炼革命者意志的战场。小说借用吴佩兰的话说，“我不能用哀伤霉蚀自己！我要工作，生的意义是在工作中的！”充满了一种顽强斗争的勇气。
小说将吴佩兰这个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塑造得相当丰满，把她置身于一个恶劣的政治环境以及一场感情纠纷之中，着力刻画她在矛盾和苦闷中努力奋起，在逆境中决不消沉下去的性格。此外，小说对爱国知识分子徐璞、学者黄子瑜、爱国军人钟敏先等人物的刻画也是很成功的。夏衍擅长戏剧创作，《春寒》发挥了他在戏剧创作中善于组织矛盾冲突和设置曲折情节的优势，并吸取了戏剧的某些艺术技巧，使得作品高潮迭起，耐人寻味。
戴望舒及其他南下诗人的创作
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寀，又名戴梦鸥，笔名林泉居，原籍浙江杭州。20年代中叶就在诗坛初露头角，到了30年代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派”代表诗人。其早期诗作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较深，致力于在诗中表达某种意象。《雨巷》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语言的锤炼，象征词和比喻的运用上独树一帜。1938年5月，他从上海来到香港，居港长达11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才离港回内地，居港时间约占其生命历程的1/4。
戴望舒到香港后，由陆丹林介绍，主持了《星岛日报·星座》的编辑工作。他希望“星座”副刊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港岸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用”。确实，“星座”成为了群星汇聚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说，没有一位名家不在“星座”上发表文章。“星座”作为抗战文艺的重要阵地，为香港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星座”在他主持下坚持了三年半时间，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星座”易名为“战时生活”，由他和叶灵凤等合编。除了主持“星座”，1939年5月，他又与张光宇等合编《星岛周报》；7月，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徐迟、叶子健、冯亦代等合编英文月刊《中国作家》，是第一份向海外宣传的文艺刊物。1939年初，他与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等被文协推为香港分会筹备员，并于3月26日选为文协留港会员通讯处首届干事，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编辑委员，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分子。
1937年至1941年间，香港的政治气候特殊而微妙，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之下不断地有暗流涌出。戴望舒作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力量，在文艺界显得异常活跃，不时周旋在左右翼文艺界夹缝之中。他既热心地向居留在香港的内地文化人约稿，又为援助叶紫的遗族而四处募捐。形势的恶劣，使他从以往的诗的狭窄情调中走出来，面对民族的苦难，唱出了救亡的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