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一大早，小雪从外地回来，见家里井井有条，不禁大吃一惊：“大懒猫，你什么时候变勤快了，竟然还养起了花。”
我跟妻子说了父亲托我养花的事，妻子说：“爸要是知道买的是假君子兰，不定会多难受呢，要不，我们去买盆真的君子兰，放进这个花盆里养！”
我和妻子来到花市，但转了一大圈也没见卖君子兰的，一连问了几家，都说，咱们这是小县城，谁种那么名贵的花？要买君子兰，得上省城。
既然买不到君子兰，那就好好养这盆朱顶红吧。
“爸今儿高兴”
又过了一个多月，这天中午，我到外边办了点事，回家时，老远便见父亲站在家门外，我连忙开门把他让进屋。
父亲进来就四处瞅瞅，脸上笑嘻嘻的，我几次想张口跟他说花的事，但他只是瞄了一眼，似乎并不在意。
我见他心情挺好，便叫了几碟熟食，摆出一瓶白酒，一起喝了起来。
几杯下肚后，我问父亲：“爸，你买那盆君子兰花了多少钱？”
父亲喝了个满面红光，他一边抹着头顶上的汗珠，一边说：“我的傻小子，你真以为那是君子兰啊？我买的是朱顶红。”
这下轮到我疑惑了：把朱顶红送人，能办事吗？
“来，小子，喝酒，爸今儿高兴，咱爷俩好好喝几杯！”
父亲又是几杯下肚，舌头有些打卷了：“小子，爸买这盆花，其实不是送人家老肖的，我是送给你的！你眼瞅着三十，也算个男子汉了，爸明白你的心思。你打小就性子强，现在吃老婆的工资，你觉着憋屈、窝囊。后来你买了电脑，开始写稿子挣钱，可你写稿子的那股拼命劲儿，都把自己弄成啥样子了？小雪平时又不在你身边，没人照顾你，你年轻，不把身体当回事儿，这怎么行！为这，你妈没少掉眼泪，总算你老爸我脑子好使，才想到弄盆花给你侍弄侍弄，兴许你的生活就能规律些。这不，买不到君子兰，就说成君子兰，让你觉着金贵，又扯出你弟弟的前途，这样你就不能不用心了。哈哈哈，小子，我知道你嫌我唠叨，我还是要说，挣钱要紧，身体也要紧！你平常要多运动，少抽烟，尽量不熬夜，写不出来的时候，别逼自己。”
“爸——您别说了”我几乎是带着哭腔说，“来，咱喝酒！”
父亲终于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他微微打着鼾，脸上是笑嘻嘻的表情，睡得很香！
我为父亲盖上毛巾被，悄悄走到阳台上，跑到花盆前，捧着朱顶红那绿绿的叶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马强）
手语爱情
大学生活是浪漫的，但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一切海誓山盟似乎都了无踪影。我和女朋友林倩心里都明白，她心里有她的王子，我心中有我的公主，因此，毕业前，林倩对我说：“阿姜，我们好聚好散吧。”我听了十分坦然，大方地和她握手，并祝她幸福。
其实我心中的人，不是公主，而是一个丫头，一个傻丫头。丫头是她的绰号，不过班里的男生似乎没有叫过她的真名，丫头平日寡言少语，从不在男生面前献殷勤，总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看书写东西。开头的一年，除了我，几乎没人注意到丫头。我承认，我是一个能疯能闹的男孩，事事爱出头，但心里喜欢的，是丫头那样沉稳的人。
丫头这个名字就是我给她起的，后来，大家都约定俗成，这样喊开了。丫头开始引人注意是在大二，那时她的一首诗在校刊上发表，简直让人刮目相看。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聊，说别看这人不言不语的，心里不知爱着谁呢！但分析下来，又都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她跟男生说话，没有超过三句的。后来，有意无意中，我和丫头的交往多了起来，文艺主持人索要台词，我主动跑去请求她帮忙；班上的活动安排，我又主动询问她。每次我找到她，她都只是点一点头，算是应了下来，但第二天，就不声不响地交给我。
同宿舍的哥儿们觉察出了味儿，他们为我和丫头安排了一场电影，那是部爱情片，丫头就呆呆地坐在我身边，散场后，我对她说：“我送你吧！”
本来回宿舍的林荫路很长，但那天却好像特别短，转眼就到了，我对她说：“我走了。”
她点点头，我尽可能慢地往回走，终于，她在背后说话了：“阿姜！”
我回过头，丫头先是站着，随后做了一连串奇怪的动作：双手点太阳穴，然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最后又伸向我，然后就跑开了，简直是落荒而逃。
回到寝室，室友们都问我怎么样，我没说话就睡下了，他们也就不吱声了。
第二天，我悄悄委托一位女生，向丫头打听，那手势是什么意思。女生回来告诉我，丫头说，是“对不起”的意思。那一阵子，我心情很不好，一个丫头，居然。
就在这时，林倩出现了，她是系里有名的靓女，也很浪漫，她每天都约我一起在校园里散步，朋友们都说，她对你多好啊，也为我们安排了一场电影，是部爱情片，散场后，林倩对我说：“我爱你。”
我一听，泪都差点儿掉下来了，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
我注意到，丫头还是一个人，仿佛一个孤独的守望者。毕业前的一天，我在林荫路上和丫头走了个对面，像普通同学那样点了点头。擦肩而过时，我看到她的嘴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
毕业后，我选择了一家酒店做公关企划，成了所谓的“白领”，每天忙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一天，我刚刚忙完一个公益广告的文字企划，坐在座椅上休息，内线电话响了，是部门经理打来的，她也是我们大学毕业的，高我四届。电话里，她把我刚交给她的文稿批得体无完肤，最后关照道：“以后要注意啊，小师弟！”
挂了电话，我朝经理办公室看了看，百叶窗没关，经理在看着我，我连忙双手点太阳穴，然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最后又朝她伸了伸手，做了个丫头式的“对不起”手语。我看到经理笑了，她马上给我打电话，说：“好你个阿姜，不愧是学文科的，居然知道中文系女生的传统手语，不过，你干吗说‘我爱你’，你应该说‘对不起’才对啊？”
我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回答经理的，只记得那天下午，全在回忆着丫头，回忆着丫头的手语：她在说“我爱你”，在说她爱我啊！
也许，六年前的一些女孩子，都像丫头那样表现深沉，只能用手语来表达自己的爱，而丫头的同龄人，如林倩和林倩们，却急不可待地用口舌来表白，于是传统手语失传了，丫头成了中文系最后一个使用手语表达爱情的人，而我也因此失去了爱丫头的机会。
丫头现在在哪里？我幻想着她的手语再次出现。
（潇潇精灵）
叫他一声哥
自打两个星期以前，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全家就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妈妈不知是哭还是笑，不时地用手揉眼睛。通知书没到，她总担心我考不上；如今通知书到了，她又念叨着我路上咋走。我对妈说没事，我大了，自己能走的。妈叫我别犟，说不是叫黑娃送，就是叫他爸送，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
没办法，最后我只好妥协了，同意让黑娃送。
黑娃是谁？按理说，我要叫他哥。自从我爸去世后，后爸爷儿俩，就从甘肃老家一起到我们家来。他们一来，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眼睛鼻子都碍事，总不想看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说话。每天天一亮，我就上学，天黑透了，才回家。一天三顿饭，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我讨厌看到那两双眼睛，更讨厌后爸那黑黑的手，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他每次夹给我的菜，我都偷偷地丢到桌下边喂猫吃。我知道，我这样做，妈心里是很难过的，她很希望我跟他们好，跟他们说话，叫声爸，叫声哥。可是，我办不到，怎么努力，也办不到。看到他们爷俩，总觉得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数字，多余。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跟他们住一起。
有道是苦日子长，甜日子短，两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妈说今夜要跟我睡会儿。可妈倒在我床上，老是睡不着，压低声音叫着我的小名：“秀，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妈刚说话，就开始抹泪，“妈对不起你，秀。你爸死后，妈也实在是没法，才走这一步。妈又有病，这么多的地，家里没个劳力，多困难哪！不用说供你上学了，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你四年大学，少说，还要两三万，这还得靠他们爷俩。哎，妈也知道你看不起他们，女儿家，人大心大，妈也不怪你。天亮，你就要走了，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天亮临走，叫黑娃一声哥，好吗？他今年二十了，比你大一岁。”
我不说话。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爸死了，她那样困难，也没让我辍学。这一点，我深深地懂得，我知道妈心里很难受。但要我叫他爸，叫他哥，实在是难办到。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表示我愿意听话。可天亮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叫爸叫哥的机会。
说实在话，他们爷儿俩，人并不坏，一老一小，两个老实疙瘩，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天生就是往地里下力气的人。每天，天不亮下地，天黑透了，也不见回家。平时，吃好吃坏，穿好穿坏，一声不吭。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从春到秋，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头牛，没白没黑地干。就连到了团场拾棉花最忙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缺一节课。不管地里的活多么紧，每到下雨下雪，妈妈还叫黑娃给我送雨伞，送雨鞋。
其实，我宁可淋着，也不想让黑娃到学校来。每次，我一见黑娃走到学校前面的大门时，老远地，我就跑出教室，去接黑娃手里的东西，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后来，黑娃也自觉，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走，就站在学校前面路旁边的林带里，淋着雨，等我放学出来，身上披块塑料布，湿透了，也不敢撑开我的小花伞。
如果我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其实，黑娃长得并不难看，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新疆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将黑娃晒得很黑。要是命运能够公平地让他上学的话，我敢说，黑娃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黑娃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可是，很不幸，他妈死得早，甘肃老家，山沟里穷，上不起初中。来到我家那年，他才十五，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可家里这么多地，他爸就早早地拿他当成了整劳力，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
我和黑娃上了火车，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轧轧、轧轧”声，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
坐在火车上，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好想哭。我知道，我这一去，不是永别，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家一次。我好想妈妈，我就从车窗往外看，想看到妈妈。看累了，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假睡。反正不想朝对面看。我知道，黑娃正端坐在那儿，双手夹在两腿中间，也在朝窗外傻看，他在看什么呢？
我下意识地向对面的他瞥了一下，他仍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也不动，眼睛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地看着窗外。他似乎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跟他说话的。所以，他也就一心一意，一个人看那车外不停地流动的风景线。
一天一夜过去了，同坐在一起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更不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捧着本书觉得十分寂寞，几次鼓足勇气想跟他说话，但都没有成功。
火车快到兰州了。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西安了。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是两天一夜，五十多个小时，互相没说一句话。有时，黑娃去给我打杯水来，啥也不吭，就那么不声不响地放在我跟前的小茶桌上。
火车进了兰州站，停车十分钟。那些卖东西的人，一个个扒着车窗叫卖。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就问：“哎，花生多少钱一包？”
“一块，要不要？”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
我见价钱还可以，就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
那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随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不找钱，调头想走。
我正要喊，只见黑娃眼疾手快，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抓住，凶狠狠地说：“找钱！”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娃那怒不可遏的样子。如果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地找三块钱，黑娃一定会把她从车窗里提进来的。
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再转身看看黑娃，只见他已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安详地看着窗外。
车又开动了。
我朝黑娃看了一眼，将手里的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他说他不饿，要我留着慢慢吃，到西安还早着哩。
于是，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上放着。一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才将那包花生装在兜里。
到西安火车晚点了，夜里十一点才到。西安火车站好大呀！车站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我下了车，头晕晕的，不知东西南北。在人海中，到处看不到一个熟人，我才真正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心里好想哭。大概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提着包，一步不离三寸地跟着黑娃往前挤，原先那种厌恶、傲慢的感觉，不知哪去了。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那么贴心，那么卖力，肩上背着两个大包，手里又提着小包，走得那么艰难，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生怕我被挤丢了。
我没钻过火车站地道，心里很害怕，问：“这走到哪了？对不对？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说：“不用问，对着呢，就打这儿出口。”
“你走过吗？”
“走过。那年，跟爸来新疆，也是这样钻的。没错，走，跟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