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时，我们还处在也许是最后革命前的一次革命的初级阶段，这次革命的下一阶段可能就是原子战争。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去对未来做种种预言了。但可以设想的是，我们还能有足够的头脑，即使不能停止一切战争，也能像我们18世纪的祖先一样让行为理智起来。三十年战争难以想象的恐怖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在那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将军们有意识地拒绝了引诱，在大部分斗争中没有把军事力量使用到毁灭的极限，也没有战斗到把对方彻底消灭。当然，他们是侵略者，贪求着利益和荣誉，但是他们也是保守派，决心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天下，不让它受到侵犯——那才是他们所关心的现实。而在我们这过去的三十年里，保守派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后的保守政治家是蓝斯当侯爵五世。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建议，第一次大战应该像18世纪大部分战争一样以妥协的方式结束，那份曾经是保守派的报纸的编辑拒绝发表他那封信。于是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为所欲为，其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毁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饥荒。
那么，假定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们从马德堡吸取教训一样，从广岛吸取足够的教训，我们就可能期望一个不算真正和平，但毁灭性受到限制的有限战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核能将被限制在工业用途上。很显然，其结果会是一连串全面的速度空前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人类生活的一切现有模式都会被粉碎，不得不临时设想出新的模式来适应原子能这个不讲人情的事实。穿现代服装的普洛克路斯忒斯（原子科学家）将让人类睡到他们自己制造的床上去。要是人类的长短不对，他们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就得挨抻或是被砍掉腿——它跟实用科学真正大踏步前进之后所带来的挨抻和截肢相同，只是厉害多了。而这类远非不痛苦的手术将会由高度集中的集权主义政府来执行。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最近的将来跟最近的过去很可能相像，而在最近的过去，由主要是无产者进行的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所带来的技术的飞速变化，有一种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倾向。为了对付混乱，权力集中起来了，政府加强了控制。在原子能得到控制之前，全世界的政府都极有可能多少出现整体集权主义化的情况，而在控制原子能的过程中和以后则似乎肯定会如此。只有反对集权、主张自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有可能阻挡目前向国家主义发展的倾向，而这种运动现在并没有可能出现的迹象。
当然，还没有理由说明新集权主义就会跟老集权主义相同。使用大棒和死刑执行队、人为的饥馑、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流放的政府不光是不近人情的（现在已没有人注意人情了），而且是明摆着缺乏效率的。而在先进技术的时代，缺乏效率可是反对圣灵的大罪。一个真正有效率的集权主义国家应该是大权在握的政治大亨和他们的经理大军控制着整个奴隶人口；而对奴隶不用威胁，因为奴隶喜欢奴役。培养他们喜欢奴役是现在的集权国家分配给宣传部门、报纸编辑和教师们的任务。但是他们的办法还很粗糙，很不科学。老耶稣会会员们曾吹嘘，如果让他们负责儿童教育，他们就可以保证成年人的宗教思想。那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现代的教师们在为他们的小学生设置条件反射的方面，很可能还比不上教育了伏尔泰的天主教教士。宣传工作的最伟大的胜利不是做了，而是没有做。真理是伟大的，但是从实际观点看来，更伟大的却是回避真理。通过简单地回避某些话题，在群众面前降下一道铁幕（这是丘吉尔的说法），把他们跟当地政治首脑们认为不可取的事件和争论分开，集权主义的宣传家们对于舆论的影响要比他们用最雄辩的谴责和最猛烈的批判所能够做到的有效得多。但光是不谈仍是不够的。既然要回避迫害、清算和其他的社会摩擦的迹象，就还得让正面的宣传跟反面的回避同样有效。未来的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应是由政府支持的一个大规模调查，政治家和参加调查的科学家把它叫做“幸福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让人热爱奴役的问题。而要人热爱奴役，没有经济保证是不行的。简而言之，我设想大权在握的官员和经理们是可能解决长久的经济保证问题的。但是经济保证很快就会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它的取得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除非对人类个体的心灵和肉体进行深入的革命，否则热爱奴役是办不到的。要完成这场革命，除了其他的工作之外，我们还需要以下的发现和发明：
一、经过大力改进的暗示技术——通过对幼儿的条件设置和长大后的药物（比如莨菪碱）辅助进行；
二、高度发达的人才识别科学，使政府管理人员能够把每个个体恰当地安置在社会经济体系之内（职务与才能的不相称会给社会制度带来危险的思想，也可能使人们的不满情绪得到传播）；
三、酒精和其他麻醉剂的代用品，比杜松子酒和海洛因更少危害却能带来更多的欢乐（无论现实怎么理想，人们总有经常离开现实去度假的要求）；
四、万无一失的优生学体系，目的在使人的生产标准化，便于各部门经理进行工作。（这是个长期计划，需要好几代的集权控制方能奏效。）
在《美妙的新世界》里，这种人类生产的标准化被推到了想入非非的极端，但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从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看，我们距离瓶养婴儿和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半白痴多生子培养还很远。但是到了福帝600年，谁又知道什么事是不会发生的呢？至于那个更幸福、更稳定的社会的其他特点的出现——相当于唆麻、睡眠教育和科学种姓制度的东西——就不见得会是三四代人以后的事了。就连《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性混乱也似乎并不太遥远。有一些美国城市的离婚数字已经和结婚数字相等。毫无疑问，不用很多年，结婚证就会跟养狗证一样出售，有效期十二个月。没有法律会去反对换一条狗或同时养几条狗的。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却出现了以性自由的增加作为弥补的倾向。而独裁者是会努力鼓励那种自由的——除非他需要炮灰或是需要许多家庭到无人区或占领区去殖民。至于在毒品、电影和收音机的影响之下做白日梦的自由，那是只会帮助他的臣民甘于奴役的命运的。
综观这一切，乌托邦距离我们看来要比十五年前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近得多了。那时我把它设想到了六百年以后，可现在那场恐怖似乎大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就落到我们身上——那还是在我们能够把持、没有在那以前就把自己化为飞灰的情况下。实际上，除非我们选择非集权化的道路，不把人当手段去追求实用科学，而是把实用科学当手段来产生一个自由人的种族，否则，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是出现若干个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集权政权，把原子弹恐怖当做依仗，随之而来的是文明的毁灭（或者，如果是有限战争，则是军国主义的根深蒂固）；或者是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集权主义政权在一般的科技突飞猛进与特殊的原子革命所引起的社会混乱的召唤之下，应运而生，按照效率与稳定的要求，发展进入乌托邦的福利专制。
您既然付了钱，就凭您选了。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尼古拉斯·贝加耶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