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认为，耽溺于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绪，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努力加以补救，勉励自己以后好好干，千万别老是为错误难过。在烂泥里翻滚并不是清洁身体的最好办法。
艺术也有道德，它的许多信条跟一般的道德信条相同，至少相似。因为作品不高明而悔恨跟因为行为有错误而悔恨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找出毛病，承认毛病，以后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回头咀嚼十五年前的文学作品中的问题，要想把当初没弄好的东西补缀得天衣无缝，拿中年的时光来弥补那另外一个人——当初的自己——所造成并遗留下来的艺术上的缺陷，必然会徒劳无功。因此我让这本《美妙的新世界》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作为艺术品这本书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担心要纠正它恐怕得重新写过才行。可作为年龄更大的另一个人，修改起来是大有可能不但会改掉故事的毛病，而且会抹掉它原有的长处。因此，为了抵制诱惑，以免耽溺于艺术的悔恨之中，我宁可把它的好好坏坏一律保留，而去考虑别的问题。
可是，故事里最严重的缺点似乎至少还得提一提。那就是，只给了野蛮人两种选择：在乌托邦过混沌的日子或是在印第安村过原始的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要多几分人情味，但是在其他方面却照样怪诞不经。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念头：人类被给予的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和疯狂之间进行选择。我觉得这念头很有趣，而且很可能是事实。不过为了戏剧效果，我让野蛮人说出的话比他所受到的宗教培养所能容许的清醒得多了。培养他的是一些一半怀着生殖力崇拜一半信仰酷烈的苦修的教徒。实际上，读过莎士比亚也不足以成为他可能说出那种话的理由。当然，到最后我让他脱离了清醒状态，让他重新受到身上土生土长的苦行主义的控制，以疯狂的自我惩戒和令人失望的自杀做了结束。“从此以后这些人便这样痛苦地死去了”，这叫这本寓言的作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有趣，他崇拜美，他是个怀疑论者。
我今天并不打算证明清醒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倒深信它可能，而且希望多看到一些清醒，尽管我也跟过去同样肯定清醒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并为此感到难过。因为在我最近几本书里都谈到过清醒，特别是编过一本由清醒的人谈清醒，谈怎样做到清醒的文选，而又有一位著名的学院派批评家告诉我说，我代表了危机时代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可悲的症状。我认为教授先生的言外之意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代表的就是成功的可喜的症状。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是值得应有的尊重和纪念的，让我们为教授们修建一座神殿吧。那神殿应该修在欧洲或是日本某个被劫掠一空的城市的废墟上，在那古代遗骨洞穴的门口我愿意刻上几个六七英尺高的简单的词：庄严纪念世界的教育家们。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还是回到未来吧……我如果要重新写这本书，我会给野蛮人第三个选择：在他那乌托邦与原始生活的两难选择之外再给他一个可能性：清醒——这个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就在一个由某些从“美妙的新世界”中流放出来和逃亡出来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地点在保留地附近。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是亨利·乔治式的分散经济，政治是克鲁泡特金的合作式政治，科学和技术像安息日一样是为人设置的，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它、受它奴役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而在“美妙的新世界”里尤其严重）。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在生活的每一次偶发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或行为对于我——或尽可能多的人——追求人类的终极目标能作出什么贡献？产生什么干扰？”
在我设想的修改本里，这个受到原始人群培养的野蛮人先得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一些由追求清醒的人自由合作组成的一个社会；明白了它的性质，然后才被送到乌托邦去。这样一改，《美妙的新世界》就会具有艺术和哲学（如果对小说作品也用得上这样大的字眼的话）的完整性了。而在这两方面，以本书现在的情况看，显然是不足的。
但是《美妙的新世界》是谈未来的，而谈未来的书，无论其艺术或哲学的质量如何，它所作出的种种预言推敲起来先得有一副可能应验的样子，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现在，十五年后，站在当代历史的下坡路上的有利地势看来，这书的预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能证实或否定我1931年的预言呢？
我的预言的一个明显的大漏洞立即出现了。《美妙的新世界》里面没有提到核裂变。实际上这事是颇为奇怪的。因为在本书写作之前许多年，使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经成了普遍的闲谈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尼科尔甚至还写过一个很成功的剧本。我记得自己也在一本20年代末出版的小说里偶然提起过它。因此正如我所说，在“我主福帝”700年时，火箭和直升机竟然还没有使用核裂变能，就似乎很奇怪了。这个疏忽也许不能够饶恕，但至少还是容易解释的。《美妙的新世界》并不是一本为科学而提倡科学的书，它是把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东西而提倡的。它没有提起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的成就，因为觉得承认是理所当然的。它所特别描述的科学进步是指可能应用到人类身上的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未来成果。要根本改变生命质量只有依靠各种生命科学。研究物质的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应用可能破坏生命，或者让生命令人难以忍受地复杂和痛苦起来。它们若不是由生理学家或心理学家当做工具使用，是难以改变生命本身的自然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除非我们把自己炸为飞灰，从而结束历史。
这场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萨德侯爵自然会利用这种革命的理论来为他那特殊商标的混沌辩解。罗伯斯庇尔进行了一种最浮光掠影的革命：政治革命。巴贝夫深入了一些，尝试了经济革命。萨德认为自己是真正革命的革命的使徒，那革命超出了政治和经济革命之外，是对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革命。以后他们的身体要成为大家的性财产，他们的心灵要被清洗，洗掉自然的一切礼仪，洗掉传统文明苦心培养的一切心理压抑。萨德主义跟真正有革命意义的革命之间当然没有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联系。萨德是个疯子，他那场革命的多少带有自觉性的目标是普遍的混乱和毁灭。统治“美妙的新世界”的人可能不清醒（就清醒的绝对意义而言），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社会的稳定。他们是为了获得稳定才使用科学手段进行了最后的、个人的、真正革命的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