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各地出土的文物推断，早期农牧业村落大致相当于氏族公社晚期。氏族公社是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时期的氏族公社由许多小家庭或对偶家庭组成。他们分散居住在大屋的小居室或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内，每户约五六人，有灶和储藏室。每个家庭分开储藏谷物，操持自己小家的衣食工具。但这种小家庭不是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单位。许多艰巨复杂的工作还是依靠全公社的力量来完成的。氏族的土地所有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分配给各个家庭。从当时的住宅、家具、生产工具和墓葬形式基本相同看来，早期的农牧业村落应当处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还没有发生贫富两极分化。
早期农牧业者的思想意识形态与狩猎者和采集者是相同的，他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仪式正在逐渐形成之中。在甘季列达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宗教祭祀的场所，其中绵羊头骨碎片下抹了泥。这时期神像出现了，其中大多数是女神的塑像，其塑像的手法近似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女性塑像的风格。在甘季列达、萨拉布和其他早期村落遗址中，还发现了动物的塑像，还有些是兽形的神像或图腾。旧石器中期，原始人就出现了非常模糊不清的原始宗教观念。而在晚期，已经形成了相当定型的宗教信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宗教仪式。这一时期，伊朗居民的宗教观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三）迁徙运动：不可估量的交往效应
交往随着人类而诞生，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它不断消灭人类的孤立和封闭的状态，逐步加强社会联系和整体化进程。对于尚未步入文明行列的伊朗原始居民来说，尽管生产力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社会分工尚处在最初的阶段，但交往已经初步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和作用。
首先，最早的部落迁徙运动传播了生产生活技术和文化，成果相当丰硕。公元前七千纪后期，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在伊朗境内广泛传播开来。这是农牧业部落迁徙并导致各地居民和农牧业部落长期接触的结果。当时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许多地方已经不利于狩猎者和采集者居住，却被已经学会建筑黏土住宅的农民和牧人开辟出来了。公元前五千纪初期至中期，伊朗的库姆、加兹温、德黑兰、卡善等地区的村落数目急剧增加，类似的文化还传播到东北地区。起源于土库曼的杰依通文化传到了里海沿岸地区和厄尔布尔士山麓。后来，又有些部落由西南地区迁入了杰依通的一些地区，而本地居民也接受了这些部落的文化与经济成就，如冶金、锄耕农业和纺织技术，等等。通过考古发掘看出，伊朗西北的最早居民可能是由南方迁来的，其文化和伊朗扎格罗斯地区及伊拉克西北类似。
农牧业部落的迁徙，对古代伊朗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伊朗及邻近地区居民的民族特征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根据公元前3000～前1000年的埃兰文献，我们发现埃兰语和达罗毗荼语极为相似，而这种语言现在流行于印度的南部。在公元前四千纪时，埃兰人就已经居住在胡泽斯坦、法尔斯和克尔曼地区。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原始埃兰人和达罗毗荼人的接触，可能是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伊朗高原南部的居民可能是埃兰人和达罗毗荼人的类群。迁徙的结果则是埃兰人融入了波斯人之中，达罗毗荼人则成了印度人的一部分。
迁徙必然引发交往，而交往的结果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承、保留、创新和发展。随着农牧业的传播，牲畜的种类、栽培植物的品种更加丰富，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进，出现了原始的人工灌溉方法。家庭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扎格罗斯山区的纺织业传遍了各地，制陶业越来越专业化。公元前5000年时，某些地区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场，开始出现了高温陶窑。这些技术与冶金业的出现有关。伊朗个别地区从公元前6000年就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最初的铜器是锻造的，但从公元前五千纪初期开始，就出现了浇铸的产品，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匠已经掌握了很高的浇铸技术和金属加工方法。公元前5000～前4000年时，伊朗已经开发了许多铜矿。
农牧业部落的迁徙传播了先进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技术。而这些行业的进步又促进了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交往。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使剩余产品日益增多，社会分工更加精细。部落之间的交换始于旧石器晚期，随着农牧业公社的分离越来越广泛，这些交换不但可以满足早期农耕社会自然经济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为当时的居民提供更可靠、更丰富的生活来源。
尽管这一时期的交往尚处在最原始的阶段，交往手段极为落后，但当时人们的交往程度和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在阿里库什遗址，发现了公元前七千纪末期的锻铜串珠。它既是当时扎格罗斯山区已经出现冶铜和铜加工技术的明证，也是当时各地产品交换的经济交往的产物。当时参与交换的产品主要有食盐、赭石、黑曜石、农牧产品。这种商业经济交往遍及西亚各地区，从土耳其、两河流域、伊朗甚至远达中亚地区。呼罗珊的铜矿石就已经销售到了土库曼地区。有些氏族公社专门从事绿松石、天青石的采掘、贩卖和中介贸易。公元前五千纪时的亚希亚居民就已经学会滑石加工技术。他们从邻近地区获得滑石，加工产品。这种产品后来成了两河流域到印度河谷广大地区的畅销货物。陶器也是当时用于广泛交换的商品，塔利·伊布利斯的居民除了使用本地的陶器之外，还使用进口的优质陶器。
二、初兴：伊朗文明的兴起
（一）历史怪象：突然消逝的原始文明
历史的脚步如此匆匆，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以加速度的形式前进着，文明的大门也终于被叩开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依赖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这集中体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上。
公元前五千纪末到前四千纪初，伊朗各地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制陶业在这个时期有了明显进步。最初只有泥塑的器皿，后来出现了用盘筑法制造的陶器，然后又有了高速旋转的陶轮制作的陶器。陶轮的使用标志着制陶专业化的完成，以及制陶业发展的普遍性。在伊朗的许多地区，陶轮和冶金业的出现不晚于两河流域。这一时期金属制品的数量和品种都有所增加，银、金、铝和其他金属得到广泛的使用，青铜器也出现了。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大分工，而社会大分工后专业化的生产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结果是剩余产品的出现。这为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考古发现这个时期广泛流行印章的使用，先是压模印章，后来出现圆柱形印章。印章的使用标志着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了。从这一时期墓葬中的殉葬品可以看出这种贫富分化现象正在加剧。从伊朗东南部、洛雷斯坦和其他地区发掘的公元前三千纪的墓葬来看，不仅殉葬品丰富，而且葬仪也大有不同。这可能是墓主社会地位不同的缘故。当地还发现规模巨大、建置独立的首领宫殿或贵族住宅。在遇焚的宫殿废墟中，仍然发现了许多用金、银和青金石制成的珍贵艺术品。
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两种变化是同时进行的。作为公社的最高统治者，原来只是公益的代表，现在却是权力最大、经济最富裕的人。氏族公社的其他成员在经济上开始依附于这些首领。在此之前，公社的财物一部分储藏在公库里。在完全平等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公库的财物实际上是集体的财产。但随着首领和富人的出现，他们逐步篡夺了公社的各项大权，把公社的集体财物已归为自己控制。这种现象不断为新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在哈马丹与肯加瓦尔之间，发现了一个公元前四千纪末的戈金遗址。其丘顶有一个用墙围起来的区域，中间有一个院子，四周有两座纪念性建筑物、仓库和住宅。公元前4000～前3000年的亚希亚遗址，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建筑物，里面有许多大房间和仓库。在这两处遗址的建筑物中都发现了用于发放实物的圆柱形印章。
在某些黏土或高水罐瓶塞上，还发现了其他印章，表示收到了某种财物。令人惊奇的是，这两处发现了泥版文书。戈金遗址的泥版只有数字，而亚希亚遗址的泥版还有图画文字。这两处遗址还发现了一些空白泥版，表明这些泥版文书是在当地作成的。泥版文书的出现表明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公元前三千纪时，伊朗部分地区显然已经接近阶级社会的边缘。
公元前4000～前3000年时，伊朗各地出现了大型的居民点。这些居民点的特点是有大型中心建筑、宫殿和神庙。在这些建筑物和个别家庭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贸联系也比较密切。这种居民点即使比较小，也是发达的经济中心。这些居民尚未使用文字，或者刚刚开始使用文字，它们属于“原始城市”或“城市”文明，至于是否步入了阶级社会，现在还不能确定。
历史是一部充满谜团的书。历史的客观规律使我们能够对普遍的历史现象了然于胸，但也有一些特殊的现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就像玛雅文明的销声匿迹一样，发端于伊朗高原的原始文明突然衰落下来。
从公元前四千纪后期开始，法尔斯的居民点一反常态，其数量不是逐渐增加而是开始减少。公元前三千纪时，伊朗许多大型居民点或者是面积缩小了，或者是不复存在。即使存在时间比较长的居民点也发生了这种变化。先是文化技术水平降低，而后是变得完全荒芜。公元前两千纪初，许多古代的文明中心已不复存在。有些居民点或面积急剧缩小，或人口普遍减少。即使保存下来的，其文化技术水平也明显下降。这时印度河谷竟不复有城市存在。于是，伊朗高原上的原始文明就此中断。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现在尚不完全清楚。有些学者认为雅利安人从中亚东北部的入侵、移居伊朗和印度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打断了其自然发展的进程。但雅利安人之移迁伊朗高原不早于公元前2000年，而这些古代中心开始衰落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也有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伊朗高原上的居民点增加到了一定数目，社会经济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条件发生了某些变化。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些居民点无法满足社会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需要，造成了社会经济危机，于是发生了居民的局部或大规模迁徙。考古资料表明，农牧业部落的居民曾由卑路支斯坦移居到印度河谷。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极其有限的原始交往没能抵御住大自然的淘汰。无论如何，这些古代中心衰落下来了，他们所取得的文明成就随着迁徙而传播异地，终于融入淹没到了其他文明之中。
（二）埃兰古国：盛极一时的“神之国家”
当伊朗高原的原始文明的光芒暗淡下来的时候，我们从伊朗高原的边缘地区看到了伊朗文明的曙光。伊朗有文献记载最早步入文明社会的是埃兰古国。埃兰（Elam），位于现在的胡泽斯坦地区。古代埃兰，其东部、北部到扎格罗斯山，西邻巴比伦尼亚，南靠波斯湾。境内的苏撒平原是伊朗最大的冲积平原。它由发源于扎格罗斯山的卡尔黑河—卡仑河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共同冲积而成。在地理上，它既是伊朗高原的延续，又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部分。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水源丰富，自古盛产粮食和水果。埃兰东部山区有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且地势险要，是一道天然的屏障。
“埃兰”的得名来源于古希伯来人的《圣经》，沿用至今。苏美尔人称其为“尼姆”（意为“高地”）。古代埃兰人自称国号为“神之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埃兰地区还有许多城市国家，最重要的有阿万、苏撒、西马什、安尚等。
埃兰的边界无法确定。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幻莫测和对外战争的胜负无常，使埃兰国家的边界一直处在变动之中。其鼎盛时期势力东达波斯波利斯，东北伸至大盐滩地区，西接巴比伦，西北与亚述接壤，而其影响则远及中亚、印度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
古代埃兰的主要居民是埃兰人。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们的人种类别，一般认为是原始洛雷斯坦人，还有两河流域迁移来的闪族居民。埃兰人的语言也不能明了其语种属性，学者们发现它与古达罗毗荼语相似。于是人们推测，古达罗毗荼居民和埃兰居民在人种语言上相同或接近，其活动范围曾遍及从卡尔黑河谷到印度河谷的广大地区。
由于地缘上的邻近，埃兰人与两河流域的居民交往非常频繁和便利，所以埃兰文字也深受两河流域的影响。埃兰人最早使用象形文字，一直使用到公元前3000年。其文字符号与两河流域公元前4000年的象形文字有些类似。埃兰文字是由其自创还是来源于两河流域，现在还无法下结论。公元前3000年，埃兰出现了线形文字，它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有着某种共同的起源。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埃兰就全部采用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主要传播者是定居于埃兰的阿卡德人。平原地区的埃兰人大概都会使用埃兰语和阿卡德语，这也促进了楔形文字在埃兰的迅速传播。迁徙中的民族交往，必然伴随着文化交往，这也是一个明证。埃兰的楔形文字一直使用到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