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国数千年来所提倡的一种晚辈对于长辈的伦理道德，也是中国人传统尊老爱幼的一种美德。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宣传孝道、孝文化的书籍浩如瀚海，数不胜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对“孝道”大力宣扬。这一观念已深深扎根于国人的脑海中。
在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倡导的孝文化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孝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中，大都体现了重视孝道、孝治的内容，从尧舜开始，就有以孝为法化解家人之间的冲突，春秋战国时期在法律中亲亲相隐制度的出现，也体现出了孝治的原则。秦朝统一后，在法律中也融入了“孝治天下”的内容。汉朝更是提倡以孝治国，其律令中关于孝治的条文更是数不胜数，如“养老令”、“五杖诏书”、“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等，无一不体现出以孝为法、以孝定法、孝大于法的孝治法律。魏晋南北朝法律制度中将不孝列为重罪，推行“准五服以治罪”、“存留养亲”以及“血亲复仇”等将孝治与法制进一步结合起来。唐朝法律中则明确列入“不孝罪”，不孝之人要受到严惩，亲属容隐制度及“亲属相犯罪不同”等也进入到法律中，法律中的孝治精神更为明确。宋元时期也十分重视孝治，将孝德列入刑法中。因孝杀人可以免罪、优待老人等成为法律中的条文。明清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达到鼎盛，在法律中对孝治的运用也更为细致与严格，不仅通过法律条文形式，而且通过皇帝谕旨大力提倡孝道，对不孝之人严加惩处，甚至高官也不能违背孝道。对于孝子，各地大加赞扬，孝妇甚至割骨疗亲这样愚昧的举动也受到表彰，在《刑案汇览》中专门编出孝义案例，通过法律和舆论宣传，把孝德推向极致。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重视“孝”的宣传，并且在法律案例中往往重孝轻法，因而自古以来以孝代法，判案不以法而依孝的例子层出不穷，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如汉代赵娥复仇案、隋唐时期孝女复仇案等，其最后审判结果无不是以孝代法，都是因为尽孝为父母复仇而获免罪。反之，有违孝道的行为，尽管没有对社会构成危害，也会遭到指责甚至处分，即使作为高官名流也不可避免，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因母亡仍作诗而遭到贬官，明代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因父丧而没有回家守丧三年，尽管为皇帝所批准，仍然遭到朝野一片非议之声。
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流传最广的汉字之一，百善孝为先，对皇帝的尽忠和对父母长辈尽孝是每个人必须要恪守的准则。遍览中国历朝法律制度，尽管没有对子女如何事孝父母有详尽的规定，但在对具体案例的处理上，则往往是孝大于法，以孝为尺度而不是以法为依据。因为历代统治阶级均认识到，只有居家尽孝于父母长辈，才能在朝忠诚于帝王；只有晚辈对长辈尽孝道，家庭才能稳定。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稳定能够促进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封建国家机器才能得以正常运转。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倡导孝，着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下长幼尊卑的秩序，维护理学倡导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更好的统治人民，维持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从中国封建社会历朝法律看，孝与法既有互相协调的一面，又有互为矛盾的一面。历代统治阶级通过法律条文将孝治固定下来，通过舆论大肆宣传，并通过典型案例的处理彰显孝在法律中的突出地位。引导人民重孝而轻法，其效果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突出孝治的作用，对于老年人的赡养和关爱，对于家庭关系的和睦相处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封建社会法律中对孝的过分渲染和强化，宣传愚昧的孝道、孝治，以孝代法，鼓励子女对长辈“割股疗伤”那样的极端做法，对人性也是一种摧残。
今天，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法制社会，全面、科学探讨孝文化，正确认识孝文化在历代法律中的地位，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摒弃其糟粕，从而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是十分必要的：在处理家庭及社会关系中，作为晚辈，既要对长辈尽孝道，又要遵守法律，不能以孝代法、因孝违法。因此，认识历史上孝与法的关系，可以全面领略孝治在法律中演变的全面过程，吸取和借鉴其可取之处，为今天关爱、赡养、照顾老人制定出可以作为历史依据的法律保障措施，让整个社会从思想上对关爱老人、赡养老人有高度的重视；在法律制度上对养老问题提供有力措施，形成一种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对不赡养甚至遗弃老人的行为，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让每个老年人都能受到社会的关爱，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阳光下度过幸福晚年，同时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及冲突时，要做到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能以“孝”为借口违犯法律规定，坚持以法判案，这样才能更加有助于推动整个国家文明与法制建设，促进全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不断提高，加快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