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的核心问题是康德的“世界公民”问题。他致力于寻找“无界限的交往”，并将交往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存在与理性、思想与实践的一致是在交往中实现的。在《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中，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从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到印度的佛教、波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到希腊的荷马和悲剧时代，这些伟大文明诞生在交往的体系中。由此，他认为文明的交往建立在彼此渴望理解的基础上。人类的一致不是建立统一的宗教哲学、统一的政府，而是相信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多样性中达成一致。在阿伦特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历史观是康德与黑格尔历史思想的结合。他既摒弃了操纵政治行动的“理性的狡黠”（List der Vernunft），也摒弃了康德的“善良意志”（gute Willen）的概念。在政治上，雅斯贝尔斯反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主张建立在普遍共同协定之上的世界联邦。[15]我们看到，尽管阿伦特对雅斯贝尔斯具体的政治主张有所保留，比如反对一切战争、建立世界联邦，但她的交往思想受到从雅斯贝尔斯到康德的世界公民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在阿伦特晚年关于判断力问题的思考中，这种世界公民的立场愈来愈明显。世界公民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城邦中交往的特殊主义立场，在阿伦特的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张力。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下几章中具体阐述。
在交往与公共性的问题上，雅斯贝尔斯认为，人们通过确定的真理对临界情境（grenze Situation）进行决断，这意味着人的决断照亮公共性。临界情境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构成人的决断的基础。阿伦特与他的老师的共同之处在于，将康德的自由概念与存在主义的行动结合起来。阿伦特将交往与决断的思想运用到政治中，交往性的存在构成政治行动的基础。阿伦特的存在思想与20世纪的政治存在主义的“自我存在”的基础不同，她的存在思想是以交往性的存在为基础。这种政治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使她和卡尔·施密特等右翼思想家以及萨特等左翼思想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理解政治。
雅斯贝尔斯是从马克斯·韦伯的海德堡沙龙中走出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他对韦伯的理解间接影响了阿伦特。我们看到，雅斯贝尔斯的“临界情境”中运用了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得到体现。[16]阿伦特主要从人类自由的条件的角度来理解“临界情境”：“人类自由之岛的界限由临界情境划出，在其中人们经历的界限直接构成了自由的条件和行动的基础。由此人的存在才会被照亮，人能够做和不能够做的事才被划出，人才由此从因果性存在走向真正的存在，这正是雅斯贝尔斯最终所强调的。”[17]我们由此可以理解阿伦特《人的条件》的根本思想。阿伦特运用现象学方式对行动、制造与劳动的划分，对政治与社会、权力与暴力的划分，对革命的理解，都受到“临界情境”概念的影响。对界限的反思，构成了阿伦特思想中的原创性，但在理论上她却无法将这些界限整合起来。正如阿伦特所理解的传统是由断裂的碎片构成的一样，她的理论也经常处于断裂的碎片的状态，很难将其整合起来。
综上所述，阿伦特政治哲学中的复数性与交往思想既源自对海德格尔“世界”问题的反思，又汲取了雅斯贝尔斯交往哲学中的思想。海德格尔是阿伦特的精神导师，他将现代性问题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更是引领阿伦特进入古希腊的世界。然而，二人生活背景以及思想追求的差异，使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有重大差异。阿伦特更是在批判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开始构建她的“世界”思想。雅斯贝尔斯的人格魅力使阿伦特对现实生活中的交往与友爱有深切的感触。他更是将阿伦特引入康德的思想世界。因此，透过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背后的两大思想传统——古希腊传统和康德传统。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将交往与公共性联系起来，运用于政治世界，这构成了她对20世纪政治哲学的最大贡献。
第二节世界的丧失与极权主义的出现
一、民族国家的衰落与极权主义国家的畸变
极权主义是20世纪重大的政治灾难。理解现代政治的危机，必须要反思极权主义。阿伦特作为一名德裔犹太人，是这场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她在纳粹上台后，先是逃亡到法国，曾经在法国的居尔集中营被拘押过，最后终于逃亡到美国，并在美国定居。这种背景使极权主义成为阿伦特思考的核心，也是她从哲学转向政治的重要原因。她的政治世界的思想正是基于对极权主义与现代政治危机的深刻反思而形成。
尽管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统治是历史上不同于僭主政治、专制政治的全新政治形式，但在追溯极权主义统治的起源时，阿伦特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从其建立到向帝国主义扩张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本质及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我们虽然不能在民族国家的衰落和极权主义统治的出现之间建立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极权主义国家无疑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畸变，它在荒谬中反叛现代民族国家本身的制度结构与道德观念。这种反叛的背后折射出现代民族国家的深层危机。
什么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则？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认为是保护个体的财产和权利不受他人的侵犯。但在权利原则的背后，起实际支配作用的却是权力扩张。扩张是民族国家的基本逻辑。资产阶级为了满足扩大财富的需求，就必须不断扩张。这种扩张的基础是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不断剥夺人们安身立命的财产，然后通过劳动力的创造将其转化成资本。劳动者被从家庭和乡村共同体中驱逐出来赶进了现代工厂。劳动力的产生是人的最初异化。阿伦特运用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的分析来描述民族国家的基础。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一过程。在帝国主义时期，扩张被当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标。这种扩张将全世界纳入经济体系中，通过不断的资本输出维系世界体系的运转。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政治功能就是维护资本的扩张。只有通过国家暴力工具的扩张，才能维持向国外的资本输出。因此，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是历史上第一个遵循商人逻辑的政体。
阿伦特阐释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时，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作为其代表。没有谁比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者霍布斯更深刻地洞察到民族国家的本质。国家的基础是个人利益本身，国家遵循的理性是计算理性，他的判断只是根据“价格，或他值多少钱，亦即是说，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权力”。这种权力政治结构的基础是孤立的私人，他们之间既无同胞友情，也无相互责任，使他们聚在一起的动机是共同利益。[18]政治上无边际的权力结构服务于资本无止境的积累过程，权力不断加剧资本扩张的进程。资产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是权力扩张的代言人。这个阶级不仅是有产，而且崇拜金钱本身，他们担心的只是不能让这种“历史的进步”有一天突然停止下来，这才是他们最大的灾难。处于社会中的个人被剥夺了财产、权力和社会地位，他们完全被赶入了私人生活。在现代国家中，所谓的“公共”关心的是财富积累，“公共”与私人一样是利益与欲望的表达，都是私人性的体现。
阿伦特对现代民族国家从早期建立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分析极为深刻地表明，西方现代性的根本困境蕴含在民族国家的危机中。世界的异化、公共性的丧失、个人的孤立，都隐含在资本积累和民族国家权力扩张的潜规则中。所有现代国家规范的制度建构都无法掩盖其背后运作的潜规则。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必然会动摇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资本的无边界在一开始就意味着要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进入马克思所洞察的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中。民族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因为民族国家的自决权和资本扩张的逻辑根本不相容。如果说民族国家承认民族自决的权利，那么扩张和征服就会不断激起被征服者的民族自决和独立意识，而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地政治恰恰是对民族自决权的嘲讽与践踏。如果说民族国家尊重民族差异性的权利，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同质性逐渐抹去了民族的差异性，而代之以同质性的大众社会。
民族国家的衰落带来了人权的终结。阿伦特对世界政治中的人权理论与实际状况的脱节进行了分析。法国大革命制定的《人权宣言》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基本原则——天赋人权与人人平等。民族国家建立在普遍的个体权利基础上，但正如阿伦特看到的那样，人权的危机正是民族国家中抽象的人的危机。无国籍的人、犹太人、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在民族国家征战的国际体系中得不到有效保护，原因在于他们得不到祖国的保护。民族国家是保护人权的基本载体。而启蒙运动建立的抽象的人权理想却否定了人的历史性存在。19世纪的西方历史是人权理念不断受到批判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或“泛……主义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一再侵蚀，甚至摧毁人权理念，直到奉行种族主义的极权统治彻底终结了人权理念。[19]
阿伦特对人权危机的分析直指现代人权理念的抽象性。“根本剥夺人权，首先表现在人被剥夺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一个能使言说产生意义，行动产生效果的位置。比自由和正义更重要的是公民身份。”[20]不存在抽象的人类的平等，平等只能在具体的政治体中才能获得。对于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属于某个共同体，但“人生来平等”的普遍人权却否定了人的历史性存在。如果说民族国家还算是现代社会唯一能保障人的生存的共同体的话，阿伦特则看到在20世纪初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由于征战扩张趋于瓦解时，那些失去国籍者和弱小国家的国民求助于国际人权组织时是多么无助。人权成为无权利者别无选择、却又根本不起作用的附加法律。
极权主义国家是民族国家的畸变，它运用意识形态和恐怖的新统治形式，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与帝国主义扩张联系在一起。各种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的泛民族主义运动使民族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组织整个民族去掠夺海外领土，使异族沦为低等民族。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开拓世界市场、向世界扩张权力的需要。阿伦特清醒地看到，反犹主义只有在帝国主义中才会把犹太人推向意识形态的中心，酿成欧洲犹太人毁灭的灾难。[21]尽管我们不能因为极权国家而完全否定民族国家，却必须看到，极权主义的灾难潜藏在现代国家的资本积累、权力扩张和人权危机中。这种现代国家的基本逻辑不改变，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就会如沉在海面下的冰山一样，有朝一日突然浮现出来。
阿伦特分析了极权主义国家特殊的组织形式——无结构状态的运动统治。这不是说它们没有组织，相反，阿伦特展示了纳粹统治中的洋葱式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职位多重、职能复杂，党卫军、秘密警察、前锋部队，每一层都遮蔽下一层的组织，它遵循的是现代最严格的科层制。那么无结构状态是指什么？希特勒上台时，是在议会民主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第三帝国制定了许多法律，然而在这些法律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领袖的权力意志。运动统治本身是反对秩序的方式，它迎合大众反对现代国家规范结构的内心需求。只有在虚幻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大众才不再变得多余，不再感到孤独和绝望。然而，如果说希特勒最初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获得政权，那么纳粹统治后来清楚地表明它的反民族利益、反功利主义。纳粹向外的征服，给德国国内造成很大负担，而统治者依然扩张，依然获得大众的支持。阿伦特称这种政治背后是前所未有的权力概念：
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毫无根由地忽略民族利益；不是不考虑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嘲笑功利主义动机；不是渴望权力，而是“理想主义”，即对一种意识形态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极权主义国家的无结构状态，忽视利益，摆脱利润动机，一般的非功利主义态度，都无与伦比地使当代政治变得不可预测。非极权主义世界无法把握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它不根据人和物，不依靠可靠可估计的行为来发生作用，完全漠视民族利益和人民的福利，使自己在判断力上产生奇怪的两难：凡是正确理解极权主义组织和警察的可怕效力的人，都可能会高估极权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而凡是明白极权主义国家经济之浪费及无能的人，却都低估了可以无视一切物质因素时所创造的权力潜力。[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