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哲学主要表现为历史哲学和法哲学，是从康德开始的。康德认为，个体的人是有目的的，但整体是相互冲突的。于是自然的进步保证人作为类的整体的进步，历史实现大自然的目的。[14]晚年的阿伦特在思考康德的政治哲学时，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康德认为个体的道德尊严体现在人本身就是目的，但人作为类的无限进步却是被先验的目的论所保证的。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15]黑格尔为了克服康德的矛盾，赋予历史以人的主体的色彩。历史不是先验的原初协定，而是人类的意志决定历史。黑格尔在法哲学中考察伦理问题，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的三环节体现了伦理的有限性不断被扬弃，但最终的扬弃是在世界历史中。阿伦特看到了黑格尔在政治上的独特意义，“现代历史观念，尤其是在黑格尔那里，哲学赋予人类事务前所未有的尊严。黑格尔之所以如此吸引战后的一代，在于他的历史哲学使哲学家开始在政治中发现意义，并将其作为在行动者背后起作用的超越一切的绝对真理”[16]。这段话颇令人深思，它点出了黑格尔之后形而上学趋于瓦解，哲学必须在政治中发现意义，这就是马克思的“哲学以往解释世界，现在则要改造世界”的路向。但改造者要发现的仍然是绝对真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真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现代政治的困境在于，政治本身是无意义的，必须要由人类事务之外的绝对真理为人的生活提供意义。我们不禁回想到柏拉图的“洞穴之喻”，生活在洞穴中的人的光是洞穴之外的哲学家照亮的。因此，历史哲学并没有走出柏拉图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传统，康德的矛盾根本就没有被解决。
阿伦特揭示出，现代历史哲学主张制造历史，而不是历史事件的自然呈现。现代国家中的制造术体现在，马基雅维利如何制造出一个统一的意大利，霍布斯如何制造出“国家的怪兽”，因为他们把国家的建立理解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制造过程。这种“制造”与“过程”最先都是在现代历史中出现的。维柯作为现代历史之父，认为人可以制造“自然”，制造“历史”，人的意义体现在制造活动中。从维柯到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隐含着政治的意义危机。任何行动、事件本身无意义，必须放在总体中才有意义。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把克服国家有限性的问题放在流动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作为新政治哲学的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终结”体现为“政治的终结”。阿伦特指出这种政治哲学的危险，“历史的终结”意味着“行动的终结”。而“这种终结过去只存在于技术活动中，当一件物品被制造出来时，才有终结”[17]。
“历史过程”对政治的危害体现在其“客观性”上。现代历史中的“客观性”借鉴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要“消除自我”，不对事件做出赞扬和谴责。“客观性”在20世纪受实证主义影响，体现为科学判断中的“价值无涉”。这不仅仅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居于主导，而且对现实政治危害极大。阿伦特看到这种“客观性”的危害在极权主义中登峰造极。极权主义者在宣传中也强调预言的科学性、立场的客观性，并以此使群众信服。意识形态的背后隐含着所谓“科学”的前提，诸如“为了最进步的阶级牺牲一切”[18]。极权主义中“一切都有可能”，这就使得所有价值彻底崩溃，虚无主义在极权主义“客观的逻辑过程”中达到巅峰。从官僚政治到“无人统治”，体现在极权主义中正是机械的“过程”代替了人进行统治，结果导致了对人性最大的犯罪。
正是“历史过程”使目的-手段的范畴在现代政治中得以普及。目的-手段用来解释制造活动。但是，当人类历史也可以被制造出来时，就意味着真正的行动已经被制造所替代。当自然界的“铁律”成为统治政治的“铁律”时，政治就被人类事务之外的无形力量主宰。政治在现代被历史替代也即此意。阿伦特因此认为，现代社会没有政治，只有经济、社会和“历史”。
阿伦特批判现代历史代替了政治，根本上是因为在现代历史中，制造代替了行动，无限的过程束缚了人的行动的力量。这与尼采和海德格尔对历史哲学的批判完全一致，然而对历史与政治的关联的洞察则是阿伦特的独特贡献。为什么现代社会的历史理性扼杀了政治与行动？如果现代历史理性受基督教末世论和世俗化的政教分离的影响，那么历史与政治在前现代是何种关系？由此，阿伦特展开了对古希腊的历史与政治、古罗马的传统与权威的解读，其目的正是为了阐明她所理解的历史与政治的关联。
二、古希腊的历史与政治
古希腊在此意义上开启了阿伦特的视界。在《历史的概念》一文中，阿伦特揭示出，希腊人的历史，正如希罗多德所言，记载伟大的言说和行动，以防止它们被遗忘。历史之所以是公正的（impartial），是因为不仅记载了希腊人、也记载了他们的敌人的伟大。荷马不仅歌颂阿喀琉斯的荣耀，同样把德性赋予战败的赫克托。这种公正绝不意味着放弃价值判断的客观中立。相反，荷马作为城邦的教育者，表明了历史履行的是教育城邦的功能。历史告诉人们什么是伟大的德性。这与中国古典中的“春秋史笔”意义是一样的，史家之公正正是要褒贬善恶。
希腊人对“不朽”的体验保留在希腊的诗歌和历史中，而在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中逐渐被遮蔽。城邦不同于神的世界，因为神的世界是永恒的，居住在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不需要回忆使自己永远存在；城邦也不同于自然界，这种生物进程受自然法则的束缚，人无法改变这种自然进程。因此“不朽”只是对人的世界而言，它取决于最根本的事实，人是有死的（mortal）。人只能通过伟大的行动展现自身的德性，在有死的世界中展现相对的“永恒”。荷马歌颂的阿喀琉斯是“不朽”的典范。阿喀琉斯宁以生命维护高贵的德性。阿伦特对“不朽”与“永恒”的区分，表明了希腊人以有限抵制无限、以空间抵制时间的侵蚀。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城邦都规定了城邦的大小、人口数量，有限体现了希腊人的德性——自足性。自足意味着行动本身展现出来即是意义所在，而不需要外在的力量赋予意义。事实上，“这些行动和事件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循环往复，正如人的不朽的生活打破了一种生物意义上的无限的生命进程。历史主要呈现为这些中断，换言之，这些独特的事件”[19]。历史与悲剧一样，是城邦的教育方式。通过不断地言说伟大，历史培育了具有高尚德性的公民，使他们像榜样一样，通过伟大的行动克服无限的生命进程。
历史与政治在希腊人那里融为一体。在历史学家和诗人对故事的叙述中，听者、行动者和叙述者在对伟大的观照和摹仿中共处于一个世界。他们共同被其中的伟大所“净化”。“净化”（katharsis）这个词，体现了希腊历史与政治的真正意义。奥德修斯听琴师歌唱自己的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表明了故事的意义是在歌唱中彰显出来。对行动者的回忆和“反思”，赋予行动以意义。历史正是诗人的歌唱，是对英雄行动的回忆。在回忆中，人与现实达到和解，不是说人在世界历史的精神和现实的诸种可能性中寻求和解，而是说人分有了行动者的德性和空间的现实性。希腊意义上的和谐体现在“净化”中，知识、行动与生活由此处在同一个世界，这就是城邦的空间。
通过阐释古希腊的历史与政治，阿伦特揭示了一种“不朽”的历史观。“不朽”乃人在天（神）、地（城邦）之间鲜活的生命力的展现。并非外在的神、理性赋予行动以意义，而是历史学家和诗人在对伟大行动的回忆中揭示出人的“不朽”。这种天、地、人“三才”的历史观并没有将人置于卑微的位置，而是通过人效仿神以法天，指出了人的德性不断向上之路，由此人的历史就不会走向虚无。
三、古罗马的传统与权威
传统是引导我们进入过去的指路灯。当传统断裂后，权威随之消失，我们以什么方式进入过去？20世纪的政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的危机体现为政治基础不再稳固，没有一个强大的传统足以支撑。阿伦特对古罗马的传统与权威的思考正是基于此种困境。
在古罗马，权威的根基立于过去中。阿伦特认为，权威（auctorias）这个词起源于动词扩大（augere），在权威中不断扩大的是根基。这个根基就是最初的开端——罗慕鲁斯建立罗马城。它成为罗马的神圣的起源，以后的建城都是对神圣起源的分享。根基只能被不断回忆，而不能动摇。根基被罗马人作为祖先一样供奉，现实政治的权威则由此派生出来。元老院的长老或者通过世袭，或者通过开创者的传授、以获得权威，但其根基始终在祖先的开创活动中。[20]这与中国古典政治的权威十分相近，在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中，权威来自于开创政治的祖先，历代政治要求效法先王。
按照现代人的创新的想法，罗马人（包括古代中国人）是最没有创新性的。他们总是把自己束缚在过去的框架中，重复古人早已讲过的东西。但实际上，和现代人相比，他们的政治又是稳固和强有力的。因为每一次的恢复，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开端和起源中汲取新的力量。罗马人对希腊人的态度就是例证。罗马精神的创立者最早都是希腊文化的崇拜者。维吉尔在《埃涅阿斯》中说出，罗马建城是对特洛伊的摹仿，荷马是罗马人的教育者。但罗马和希腊的不同在于，希腊人是文化民族，罗马人是政治民族，罗马人把希腊人的哲学和文化的精神融到开创的政治行动中。当时也有人因为担心罗马会被希腊的文化征服，而抵制希腊文化在罗马的传播，但实则不然。罗马的强大在于其对开端的阐释中不断融入希腊的精神。
罗马宗教是政治宗教。阿伦特说：“在希腊虔诚意味着直接展现在神的面前，与之相比，在罗马宗教这个词意味着re-ligare：被约束，承担义务，几乎用超人的、非凡的力量建立城市根基，建立基石，为永恒而建立。富有宗教性意味着与过去系在一起。”[21]宗教的神圣体验与人的现实政治中的荣耀是一体的，都来自于对根基和家园的体验。甚至在基督教最初进入罗马政治时，这种宗教体验也被转化为神圣的政治力量。当康斯坦丁大帝号召教会为日益衰落的帝国保护“强有力的上帝”时，教会战胜了基督教的反政治和反制度的倾向，成为为公民提供政治共通感的公共机构。
阿伦特向我们展示的罗马精神，正是传统、宗教和权威的三位一体，它们的合法性都蕴含在神圣的开端中。这种精神表明的政治思考在于，作为人类事务的权威的根基在于开创的行动中。当权威被从开端中剥夺，而用外在的彼岸世界作为权威的来源，比如柏拉图的地狱神话、基督教的来世，政治也就不再是平等交往的公共空间。人们由于对地狱惩罚的害怕，而被迫服从，这已经隐含了暴力征服的影子。尤其是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当宗教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地狱的神话对政治已不再具有威慑作用时，暴力已然成为政治中合法和必需的工具。而用暴力来维持政治秩序，这在古代只有僭主政体才会如此。
现代政治早已远离神圣的开端。现代政治的无神性不仅仅是指宗教的衰落，而是宗教的神圣不会对政治产生影响。现代政治建立在个人欲望和需要的基础上，唯一的神就是人自身。阿伦特提出一个问题：“在既没有权威、也没有意识到权威的来源超过了权力和掌权者的现实生活时，意味着没有对神圣开端的宗教般的信任，没有对传统的、因此也是对自明的行为的保护，我们必须重新面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问题。”[22]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当传统、宗教与权威发生断裂时，我们怎样重新构建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