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已经注意到的，一份雇用合同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一份普通的商业合同；一个雇员出卖自己的意愿来服从权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回过头来探讨。毋庸置疑，雇员总是可以自由地离开公司，但是，因为离开的成本总是存在的并且常常是价格不匪，于是雇用关系产生了一种继续参与的期望。
除政府和公司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组织。但是，不管是政治聚会还是革命行动，是大学还是教会，它们全都具有集体行动的需要和通过非市场手段来分配资源的普遍特征。
我希望引起你的特别注意的是，如果用词正确的话，这里还存在另一套机构。这些是看不见的机构：伦理道德的原理。当然，存在一种看待伦理道德的方式，一种与理性比较的尝试相一致的方式，即这些原理是一些共同协定，是在有意识或在许多情况下无意识的条件下提供相互利益。正像我已经说过的，相互信任的共同协定不可能购买，即使通过签订一份声明我们将相互协作的合同，但是，要想达成这种共同协定，也不一定非常容易。
社会在其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与善待他人有关的各种特定类型的暗含协定，它们对于社会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至少在增加社会运作的效率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比如，已经被注意到的是．在许多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所具有的特点之中．有一点就是缺乏相互信任。各种类型的集体事业——不仅仅是政府性的——因此而变得困难或者不可能，这不仅因为A可能背叛B，而且即使A希望信任B，他明白B也未必信任他。因此，这是非常清楚的，即这种社会意识的缺乏在一个非常实在的意义上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经济损失，当然，在可能的运转良好的政治体系中，这一样是一个损失。我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触及到了这一观点，因此我谈到了价格体系的这种无能为力。我确信，从其他的观点出发，可以达到同样的结局。但从这个观点来看，这是一个事实，即我们不可能通过价格、通过给他们付费来调解我们对他人的所有责任，这使得在社会的运转中，一种也许被称为“良心”的东西变得非常必要了，这种“良心”是对个人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的一种责任感。
不幸的是。观点的应用具有局限性。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行为对所有其他人的全部影响。当你认真履行对他人的义务的时候，你就被迫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也就是说，你采取了一种你不可能真正地知道后果的行动，同时你仍然感到要对这些后果负有责任。很清楚，在某一要点上。为了能完全施行任何一个有效果的行动，我们必须限制我们对其他人的责任感。正像我已经简略勾画的，价格体系允许一个极端。从字面意义上和象征性意义上来说，我们通过价格支付我们的债务，同时，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关心我们自己对其他人的责任。
假定价格不能完全起作用（在开放的公路上，我们因为有可能威胁到他人的生命而承担一些责任．但这与我们可能为此不得不支付任何价格的情况非常不同），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考虑社会责任，但它没有简单的、划好的边界。
紧跟着上面那种的辩论是，在任何时候，个人必定会面临他的个人愿望和社会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认为两者可能成为一种完全的统一体，即社会和个人状况之间存在完全一致的情感。比如，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必然总是反映出与个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在任何一个时候，你看到的价值必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因为其他人所见的是不同的价值，并且．如果没有一些相互合作的成分，特别是共同的协定的话。社会行为是根本不可能的。社会的要求听上去像是一个可怕的、压倒人的负担，但是，在社会规章的背后，总是其他的个体的人，同时，虽然接受社会的要求的方式可能不总是明显的，但是，通过接受社会的要求，我们所指的正是社会的要求像是一个可怕的、压倒人的负担。比如，尊重法律看上去是对个人的自由的限制．这似乎是不好的。但是，当一个人想到法律毕竟是对其他人的自由度的保护的时候，那么情形就改变了。然而，在这里提到的其他人常常是抽象的。他们不是你所认识的人，他们也不是具体的人。然而，对处于可能抽象后面的人的一些本性必须是我们经常可以认识到的。
社会的要求可能通过正式的规章和权力来表达，或者可能通过意识的内在化要求来表达。集中来看，这些要求可能是为增加所有人的效率而需要的妥协。在任何时候，个人容易觉得这些要求是一套枷锁。并且，不幸的是，仍然存在进一步的问题。说实话，真实的情况可能是，社会协定最后成为实现被期待价值的障碍，这种价值甚至可能是被所有人或被许多人所期待的。问题是，这些协定通常比个人的决定更难于改变。当你不仅将你自己还有许多其他人用来从事一项事业的时候，这种改变的困难就变得相当大。如果它要在有意识的层次来完成，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涉及到能劝说他人改变主意的正规程序。可能最难于改变的是无意识的协定，这些协定的真正的目的在我们的头脑中是迷惑的。一些义务是为了这样一些目的，其中包括了大量牺牲和很深层次的参与。承担战争或者革命或者宗教的义务通常是非常难于逆转的，即使事件在开始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使经验已经表明了这种义务的实施不被期望和不受欢迎，但过去的行为可能继续左右着现在。在早期出现的一本希腊史诗《伊里亚特》（Iliad）的书中，阿伽门农（Agamemnon）提出希腊人是否不应该放弃围攻特洛伊城的问题。他们已经在那儿呆了9年．他们还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许多勇敢的人已经死了。也许这暗示着战争起源于一个不值得做这一切的女人。当然，阿伽门农提出的所有的这些理由不是因为他相信它们，而是因为他企图说服希腊人留下来。
奥德修斯（Odysseus）使希腊人明白这场战争是完全不恰当的。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将要中止他们的义务，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必须留下来战斗。
我认为，正是这种思想造成了历史上的最巨大的悲剧，正是在经验已经表明协定必须逆转的时候，由于对过去的目的的责任感，却强化了原来的协定。
我已经阐述了许多的观点，并且我认为通过表明两方面的观点，我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大部分观点上反驳我自己。并且，既然我能够在一个抽象的讨论中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以任何具体的社会问题为例，揭示多方面的问题，阐明我们没有看到的其他方面的后果和那些还没有出现的后果，那么，我就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如果不是现在，那么是什么时候呢？”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怎样来谈论行动呢？
的确，理性和深谋远虑会产生延误和怀疑。良心、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一种遥远的、不可预见的、可能让我们担心的后果说不清楚的敬畏，都可以产生延误和怀疑。法网终结者（Tme Believer）在社会行动中要更有效率，但是，它是否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行动可能是另外的问题。“决心本来鲜亮的色泽总会被思想蒙上一层灰色。”这儿没有简单的答案，而且，我也不会给出任何答案。历史上有很多时候，在这些时候，我们必须只是简单地采取行动，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可能忽视行动的结果．但是，为了保持我们的全部理性，我们必须在不确信的情况下忍受着行动的负担，并且，我们必须随时对认识过去的错误和改变行动路线的可能敞开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