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我对文学的接触最早只是出于兴趣。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炮火连天，生活动荡，朝不保夕。我一面为每个学期的学费无着而愁苦，同时又如饥似渴地找文学作品来读，从巴金、冰心到鲁迅、郁达夫。开始是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后来，延伸到唐诗、宋词以及许多古典作品。文学使我暂忘外界的烦扰，也使我的内心更为丰富，文学使我更为切近现实和历史的焦虑，它催我早熟。我在别人享受童年欢乐的时候，便因文学而开始感受人生的忧患。
后来，我就自己提笔写诗、写散文了。时间是1948年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写这些东西说是一种爱好，恐怕失之简单。其实，是我找到了一种传达内心苦闷和抗议的方式。那时涉世未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浅，只是一种积郁需要宣泄。文学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我的最初的朋友。
中学到底还是没有读完。1949年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我像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那样，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艰险的人生追求。我自信我当年的选择，不是由于浅薄，也不是由于轻信，是当年我所接触的有限的文学，使我对人生有一种向往。文学使我对其理和正义、平等和自由，以及对人性的尊严的认识具体化了。我的这些人生选择，基于对当时的丑恶、黑暗和无边苦难的否定，而在现实中找到了认为可以实现理想的转机。这就是我当年投笔从军的简单动机，那年我十七岁。
我经受着艰难困苦的磨练，不仅是环境的恶劣，生死的考验，还有纪律约束下的内心苦闷——对思想自由的渴望，等等。1955年4月我复员回乡。我听到内心强烈的召唤，一种愿望促使我选择更为合理的生活。我一面等待分配工作，一面借来全部的中学课本，准备高考。当年8月，我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告别了从童年到少年生活过的小木屋、我的年迈的父母，溯闽江，越分水关，沿浙绩线一路北行，终于来到古都北京。我投身北大的怀抱——等待和寻找了二十多年，终于在1955年的这个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属于我的、也属于中国的这片科学民主的圣地。
在这所校园里，我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鬓发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献给了这所校园，这所校园也以它的丰富和博大，以它的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精神滋养了我。
前面说过，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高中剛读完一年级，时局突变。我放下了书本，离开了学校。这一停顿便是六年，我入北大时，中学没有念完。所以说，我的中学教育是不完备的。以前我于文学只是由于爱好，入北大后，便开始了文学的系统学习。50年代的中国教育，在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开始走向新的规范。我在北大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们的授课老师的名录列出来，便是中国语言文学大师的一张长长的名单。我庆幸自己，最著名的学校、最著名的老师，还有最著名的图书馆！现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我们的学习是繁重的，中国文学史从远古一直延伸到现代和当代，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灿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这种在历史的线索下，以社会发展为参照的关于文学的阅读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种零碎和片面的知识系统化了。我们于是获得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的印象。现在反观，有这个系统化的整理和只停留在零星的层面，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历史非常悠远，文化和文学的现象异常复杂，特别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体也非常深刻。惟有把文学发展放置在中国社会、文化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北大五年的学习严格地说，没有五年，主要是反右和大跃进以前那短暂的时间一那时总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学习空气很浓厚，政治的干扰相对较少。那时课程设置很广泛，对学生的要求很高。在文学方面，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政洲文学史、俄苏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每一位老师都为我们开了长长的书单，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神曲》，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从拜仑到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如释重负，日夕奔波于宿舍一大膳厅一图书馆这三点一线上。
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谆谆教导：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同等重要。于是，语言学的课程，跟随在文学的后面蜂拥而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音韵学、方言学、普通语言学、汉语诗律学……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岑骐样先生、袁家骅先生、朱德熙先生……都亲自给我们上课。铺天盖地的广韵、切韵、下江官话、闽方言、声母、韵母……让我们叫苦不迭。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多的语言大师为我们授课，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还有逻辑学和哲学，哲学也是从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长长的一串书单。
尽管当时我们少不了怪话牢骚，但现在回想当年，回想那种劈头盖脑的学术灌输，实在是受益无穷。那时年轻，在北大这样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园地里，我们如鱼得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50年代物质条件差，外界诱惑少，我们便全身心地扑向了知识的海洋。当我们潜心于学习之时，风暴正在远方酝酿着。百花盛开的时节毕竟短暂。1957年突然而至的灾难，很快造成了全国性的缄默。在我生活的这座校园里，琅琅书声骤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无边无际的、花样繁多的批判和声讨。
平静的书斋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只能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偷偷地读书、偷偷地思考。大跃进唤起了我们单纯的热情，我们响应了当时的号召，投身于大批判的热潮中。1958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以1955级集体的名义，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我们日夜苦干，如同那个年月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那样，很快就写出了一部红色文学史。以我们当时的水平，它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弊端是明显的。我们很快也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无知。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受益者。我本人（我相信全体1955级同学也如此）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工作逼迫我们去阅读和占有浩繁的原始资料，也逼迫我们进行独立思考。我们还得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感谢时间，感谢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未出校门便以所掌握的知识锻炼了自己。
我属于这个以撰写红色文学史而出名的集体。在那个权威受到蔑视的时代，我们意外地获得了机会。这些机会促使我们成长。1959年，在完成了把两卷本的文学史扩充为四卷本的文学史之后，当时《诗刊》副主编徐迟等三位先生来北大找我，他们建议由我们若干同学集体协作，着手进行一部新诗史的写作。这建议鼓舞了我们，那年寒假，我们从北大图书馆拉走了一车的新诗史料，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平里的一套无人居住的单元房。六位同学，我、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洪子诚和刘登瀚，我们在别的同学都回家过年的寒假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假期，我们写出了后来被称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新诗史草稿。
我之所以详述四十年前的这段往事，是由于这事与我后来的学术经历很有关系，它是我后来从事中国新诗研究和批评的起步。早年对诗歌创作的爱好，也为我此后诗的研究提供了助力。当年那些幼稚的习作，给了我关于创作过程的初步的理解，以及关于一般创作规律的体悟，使我面对诗人的作品时，犹如面对一片鲜活而奇妙的天空。每当此时，我仿佛是在和每一个诗人讨论、切磋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而不是从理念到理念。
上述这种体验，不专属于诗的研究，而是属于全部的、各体的文学研究。平生常感叹那些做学问的人，往往把活学问做成了死学问。其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学研究者，其实并不真懂文学。他们从面对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把具体、丰富、生动的文学创作抽象化了，把源自作家和诗人内心的充满情感和意趣的精神活动，变成了脱离人生、脱离生命的干枯的纯理念的推理。
的确，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一种科学思维，这种活动要靠逻辑的力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归纳。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理性思维。但文学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有大的不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文学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情感活动相联系。文学的生成和呈现都是具象的，它通过语言的媒介，展现实有的和幻象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极为诡秘也极为生动的世界。面对这一特殊的对象，研究者的缺乏想象力和缺乏与对象的情感认知，便成为从事这一工作的先天性的缺憾。
所以，我确认文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科学思维，但又不仅于此，这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与感性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是作家，但我却从以往很幼稚、也很有限的文学习作中得到了好处。我以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要批评文学，最好本身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实际体验。这样，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前出现的对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觉、有韵味、有情趣的活物了。
从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到合作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以此为起点，这些不成熟的实践，锻炼了我掌握资料、进行提炼和概括论点的能力。从5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文革爆发，我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开始了有限的和幼稚的学术活动。其间，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新诗的研究，这些最初的习作，我的蹒跚学步的足印，基本上都保留在我的第一本文集《湖岸诗评》中了。此外，在这期间，我还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叫做《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小册子。这本原拟出版的书稿，很快就消失在文革卷起的第一阵风暴中，只留下当年那位热情的资深编辑写给我的一封祝贺成功的信，它记载着当年的遗憾。
此后，便是被迫的、无可逃脱的、长达十余年的苦难经历。大学教师的生活刚刚开始，我便不心甘地停止了诗和文学的思考，以及一切的学术活动。生活是从来没有过的艰难，十年中，我曾被数次打入另册。随后，一边要我不停地工作，一边又不停地把我当作阶级斗争的对象。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无法抗拒那一切。那十年真是无比的漫长，我只能在独自一人时，偷偷吟咏杜甫痛苦的诗句：不眠忧战伐，无力振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