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檀序》以为“刺贪”，朱子以为“美不素餐”。然细玩其词，二意实兼之。盖惟贤人不得行其志，而相率Т於十亩之间，故在位者皆贪鄙之夫，不以无功受禄为耻。其反覆叹美於辞荣之君子者，正以愧夫尸位之小人也。《硕鼠序》以为“刺其君之重敛”，朱子以为“刺其有司”。然细玩其词，“莫我肯顾”，“莫我肯德”与《小雅黄鸟篇》笔意相类，非惟不类刺君，亦不似专指有司者。盖由有司不肖，惟务剥小民以自逸乐，而不复理民事，以致豪强舆隶皆得肆行吞噬而无所忌，故民不堪其扰而思去也。大抵生民困於有司之诛求者其害犹小，困於众人之鱼肉者其害最钜。惟有司不以素餐为耻，讼焉而不为逮，逮焉而不为理，则奸民益肆，里巷之间皆不能安其生。此即有司廉静寡欲，民犹不胜其困，况加之以贪乎！无怪乎其以硕鼠为忧也！
《魏风》中兴亡之故
《魏风》仅七篇，然读之，兴亡之故如指诸掌。休休有容，一个臣之所以保子孙黎民也。执政者褊心，则在下之贤才无由进。况人之心思不能两用，务实政者必简於虚文，理大事者必略於小节。若卿大夫惟以修饰容仪为美，而贵游子弟仿而效之，则不复以量德程才为事，而政事之乖忤者必多，西晋之所以陆沈也。是以《园桃》诗人忧其将危。然卿大夫狃於旧习，莫之知也，故曰：“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即有一二贤者，亦困於下位，劳於行役，家人父子无生聚之乐。由是稍有识者皆不恋富贵而恋田园矣。贤人去，则在位者尽不肖。美不素餐者，正以见卿大夫之皆素餐也。岂惟素餐而已，方且剥民以奉己，纵奸以殃民，民不聊生而皆有去志，所以晋师一至，不复有御侮之人，而魏遂亡也。故孔子早曰：“诗可以观。”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葛屦》、《汾沮洳》见植基不固
大抵国家盛时，皆以勤政，爱民，黜华，崇实为务。故《卫风》首以《淇澳》，《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虽以郑之其细已甚而犹以《缁衣》冠之。一则其时在春秋前，君德民风尚美，二则编《诗》者亦寓惩劝之意。观其先世诗篇，知其植基深固，是以其後政事虽衰，风俗虽敝，而未至遽亡也。今《魏风》首二篇，独以“左辟”、“象扫”、“如玉”、“如英”为刺，则是魏当春秋以前，其君大夫已无远虑，而但以修饰仪容为事，植基本不深固，故其亡也忽焉。是以二篇之後即以《园桃》一诗继之。编《诗》者於此盖有深意焉。惜乎说《诗》者皆为刺俭之说所误而见不及此也！汉初诸家解经，虽不尽合经意，尚多推之政事。自《毛诗》以附会为事，郑氏笺之，逐变而为章句之学，学者读之不过以为诗赋之资，举业之用而已。故今初学之童子莫不诵《诗》者，及其为政，虽举人进士毫无所展布；吏胥作奸，百姓失所，皆视以为固然。无他，《诗》自《诗》，政自政，彼其读《诗》之时固不知其为政也。嗟夫，嗟夫，政与“诗”之分，其来固已久矣！
《硕鼠》见早亡
季札之观乐也，於《郑风》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於《陈风》曰：“国无主，其能久乎？”然陈为楚灵所灭，楚平复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而郑下至战国之初而後亡，乃《魏风》之“大而婉，险而易行”者，反於春秋之初而先亡，何哉？盖凡风俗之浮靡而无远虑者，势必浸衰浸弱以至於亡；若掊克持权，强陵弱，众暴寡，有不可终日之势，则其亡也忽焉。吾故读《黄鸟》、《我行其野》之诗而知周之必衰；读《硕鼠》诗而知魏之必亡也。何者？贤人去则风俗日颓故《白驹》之後次以《黄鸟》、《我行其野》两篇，《十亩》、《伐檀》之後次以《硕鼠》一篇，理势之自然也。然《我行其野》不过昏姻不相顾恤而已，薄则薄矣，初未有相陵藉事也。《黄鸟》，啄我粟矣，然所损不多，且犹有邦族之可复也。《硕鼠》，则吞噬无厌矣，而又作於土著之人，非乐土，其势无以自全。是以西周虽陨，犹有郏辱阝之迁，而魏遂为晋所灭也。大抵人情之不相顾恤者，患在陵夷不振，故其害缓；互相吞噬者，患在О不安，故其害速。学者此而观之，则兴亡得失之故了然可观矣。
魏诗朴茂深厚
《二南》以外，《豳风》尚矣；其次则莫若《魏风》。郑、卫之风舒缓，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弱。齐、秦之风雄武，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强。《魏风》则皆不然，其诗朴茂深厚，元气未漓，盖其俗犹为近古焉。《葛屦》之刺褊心，止篇终一语，《彼汾》之讥贵游，仅微露其意，皆不失温柔敦厚之旨。《陟岵》有思亲之念，无怨上之心。有如《北山》之叹不均者乎？无有也。有如《肃羽》之呼苍天者乎？无有也。且不言已思亲而但言亲思己，慈孝之情尤为笃挚。《十亩》但言退居之乐，不及服官之欢，意在言表，殊耐人思。《伐檀》命意尤高，兴尤远，为美为刺一毫不露圭角，而一唱三叹，诵之使人尘鄙之心都消。惟《园桃》与《硕鼠》忧时感事，语颇沈痛；然犹不肯斥言，不肯直指，想其人材之美，风俗之厚，盖迥非他国所可及，惜乎其君之不足有为耳。然晋自并魏以後，国势益强，遂霸天下；及三家分晋，而魏氏为多贤，文侯修德勤民，为战国诸君第一。善乎吴季札之言曰，“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谅哉其知音也！千载而下读其词犹令人神往。信乎，词之与声果不容分而为二也！
《唐风》
《蟋蟀》非刺俭
《唐风》何为首以《蟋蟀》也？犹《齐风》之首以《鸡鸣》也，所以著晋盛之所由来也。而《蟋蟀》之用意较之《鸡鸣》尤美。《序》乃以为“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今观其词，但云“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俭何在焉？且云“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刺何在焉？朱子以为“岁晚务间，相与燕饮，而忧深思远”者得之。然尚有未尽者。何者？此诗前四句特系开笔，後四句乃其主意，与《东山》之四章相类，彼借客以形主，此先反而後正耳；非谓人之当乐，正谓人之不当过於乐也。“职思其居”，居谓现在所居之地；四民各有木业，先尽力於其所当务而後以其馀暇行乐，虽行乐而仍不忘其本业也。“职思其外”，外谓意外所遭；本业虽已克尽，而事变之来无常，不可以为未必然而置诸度外，──朱子所谓“出於平常思虑之所不及，当过而备之”者，是也。“职思其忧”，乐者忧之所伏，太乐则忧必至，──故计然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孟子曰：“生於忧患，死於安乐。”──所以乐之时常作一忧之想也。“瞿瞿”悚惕瞻顾也。“蹶蹶”，龟勉奔赴也。“休休”，安吉嘉美也。乐不忘忧则不至於有忧，《传》所谓“亡者保其存者也”。然则此三章者，即高宗“不敢荒宁”，文王“小心冀翼”之意，非陶唐之遗民安能如是！第以勤俭美之，犹失其旨。况反以为刺俭，不但与诗意相枘凿，而与季札所言“思深忧远”者亦大相迳庭矣！而世犹以《序》为可信，无怪乎授之以政而不达也。
《蟋蟀》见风俗之美
大抵人情处贫困则思虑多周，处安乐则奢佚易起。唐自叔虞至此，盖不下数世百有馀年，太平日久，年丰人乐，上下恬熙，正纵恣怠惰之时，而其言乃如是，则其层安思危，循分守义，不待言矣。後世人情颓薄，不耐处约，亦复不耐处乐，衣食饶足则侈荡顿生，乾隆四十三年，余乡大饥，人不自存。甫丰收三年，而民即恣意暴殄，贫者亦美衣食，惮勤苦。近西山处俗尤尚侈，婚葬之费常至钜万。城中演剧，几无虚日。尤好爆竹之戏，声常盈耳。每岁放烟火於城南，男女骈肩累迹，蜂屯蚁聚。有娶妻者，则姻友助以炮，沿途声常不绝。其以繁华相尚若是，其居且不之思，况於思外，又况於思忧乎，然强者皆取人财以自奉，黠者百计谋人之财，而愚弱者一遇荒岁即逃外郡，困踣道路间。呜乎，吾不知其何心而必如是然後快也！使能如《唐风》之“好乐无荒”，则皆有以自给，可以不必害人，亦不至於穷饿。然勇威怯，智欺愚？横暴乡里，人皆习以为常而不之怪；数十年不葬者十家而九，而少节浮费则众共非之。故谚曰：“笑贫不笑娼。”吾愿为政者善所以导民；使风俗渐臻於淳厚，庶几无愧於学《诗》也。
《山有枢》之喜乐
古人之言，有其意本在此而读之可以悟於彼者。《出其东门》，言好德也，然读之而知郑俗之淫。《蒹葭》，言好贤也，然读之而知秦之不重士。吾故读《山有枢》之诗而益知唐俗之美也。盖惟其民勤於职业，所忧者远，而不肯苟目前之安，是故诗人以此劝之。使如陈、郑之风，淫靡是尚，则此诗不必作矣。且其所谓“喜乐”“永日”者，不过曳娄衣裳，驰驱车马，扫庭内而考钟鼓，使在今日，即为循分自守之人；初无放纵荒淫之事而已满其愿，亦何其易足也！後世恣为淫巧、狎妓、呼虑、闹灯、演剧、烟火杂戏阗城塞巷，皆古人所未见未闻。即以衣裳言之，而亦有貂银呢羽之奇，以酒食言之，而亦有燕窝海参之目，其馀雕镂挑绣之属夺目争妍，亦莫非古人梦想所不到，视所为曳娄驰驱者且淡漠而无味。然则古所云逸乐者，即後世之不自逸乐者也；况於不自逸乐者乎！吾故读《山有枢》而益叹唐俗之美，而知晋之必霸诸侯也。《序》乃以为刺晋昭公“政荒民散，将以危亡”，与诗意全不类。岂有不劝之以勤政爱民而反劝以及时行乐，不忧国亡而反忧死！宜乎朱子之不取其说也。吕氏祖谦乃以吕Ч之弃珠玉为比，曲为之解。Ч但贵吕禄之弃军，未尝劝以弃珠玉也，特自愤而弃珠玉耳，岂得用以为比！甚矣後儒之好附会以护《序》之失也！
《大杜》与灭翼前事正相反
《大杜序》以为“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层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朱子《诗序辨说》云：“此乃人无兄弟而自叹之诃，未必如《序》之说也。况曲沃实晋之同姓，其服属又未远乎！”余按：曲沃正晋之宗族，方患其强大有灭翼之势，而今反谓他人不如同姓，与其事正相反。朱子非之，是也。然吾反覆读之，一何其与晋事如合符也！盖自昭侯以後患在兄弟之相争夺，而自献公以後则患在兄弟之相疑忌。桓、庄之族谮富子而去之，献公尽灭桓、庄之族。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文公诸子皆他国，其见於《传》者，雍在秦，乐在陈，成公在周。襄、灵以後，遂以为常。卒至公室衰微，六卿相并，而韩、赵、魏共分晋国，诗言若蓍蔡。然则是此诗与灭翼以前之事正相反，与献公以後之事酷相类。而《序》乃以曲沃为言者，无他，《序》以《无衣》为美武公，而此在《无衣》前，故臆度之而以曲沃之事当之。不知《无衣》未必果美武公，而篇第亦不无失次。或者此诗即指献公以後晋事而言亦未可知，但不如《序》所说耳。即果诗人自道其家事，而其理自可通於国。使晋君能服膺此诗，则无复有三家分晋事矣。然则无论此诗所言为家为国，而其祸福皆如烛照数计，无怪乎季札以为思深而忧之远也。
《唐风》与晋之强
五霸，桓公为盛。齐桓在位数十年，晋文在位不及十年；而管仲天下才，先轸、狐偃、赵衰等亦非其比。然齐桓既没，齐遂失霸，而晋文子孙继霸百数十年，此何故哉？吾读《春秋经传》时尝疑之。近年细玩《风诗》，始知其故。盖晋本承陶唐之旧，民情淳厚，流风遗俗尚未尽改，非但《蟋蟀》一诗“好乐无荒”为思深而忧远也。观《椒聊》之“盈升”，亦似预知有汾隰之获者。阅《大杜》之“叶氵胥”，亦似预知有屯留之迁者。乃至《采苓》之刺听谗，为之代谋深虑，亦似事外之人出於忠君爱国之忱而作焉者，与《巷伯》、《青蝇》遭谗忧愤之诗皆不类。即《鸨羽》之思亲，《大杜》之好贤，亦皆足见风俗之美。是其植根深固，迥非他国所及。不惟郑、卫之靡弱不可同语，即泱泱大风亦安能望之！是以易世之後，犹师武臣力，绵延数世；下至战国之初，而犹谓“晋国天莫强”也。故读《豳风》知周之所以王；读《唐风》知晋之所以强。信乎诗之可以观也！
卷四
《秦风》
《车邻》见赵高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