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办报纪要
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八月下野，李宗仁十月受命于国民党特委会，西征讨唐，控制两湖，自驻武汉。
当时李宗仁采取“鄂人治鄂”的方针，使其部将胡宗铎（1892—1962，桂系早期的骨干将领。1928年5月1日杀害共产党员向警予于汉口。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陶钧在湖北拥有军、财大权，胡宗铎在武汉办有报纸、刊物，李宗仁从不过问。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再起，编组四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六月白崇禧率第四集团军打到北京，前锋进抵山海关。天津《大公报》六月十四日在社评中写道：“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
李宗仁一九二五年驱逐陆、沈，击退滇军，将广西统一于国共合作的广州革命政权领导之下，一九二六年率八桂子弟八千人（李济深语）参加国民革命北伐，七月兴师，九月便兵临武昌城下。
当时广西军人势力，从两广（李济深）、两湖（李宗仁）到平津（白崇禧）形成一线，声势最盛，极为世人所瞩目。常言道：“爬得高，跌得也重。”不久就出事了。
一九二九年春，李宗仁去南京参加军队编遣会议，白崇禧仍在北京，一贯狂妄自负的胡宗铎，竟用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改组湖南省府，这样就给蒋介石以计代李、白的有利机会，是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部署就绪，下令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撤职查办”，次日对李宗仁发表“讨伐令”，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蒋桂战争”。
“蒋桂战争”使李济深被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亡命海外。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张发奎在鄂西宜昌反蒋。随即率军渡江经湘西返桂，拟与广西军队合作，进取广州，迎汪精卫回粤组府。当时因主持广西军政的俞作柏、李明瑞被迫下台，李宗仁受旧部拥戴，于是年十一月从海外回到广西，继续进行反蒋战争，但张桂军入粤终告失败。
一九三〇年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酝酿联合反蒋，约好李宗仁率军从广西经湖南北上，与冯阎会师武汉。六月八日李宗仁进军岳州，占领武汉在指顾间，不幸黄绍竑贻误戎机，致后队被粤军截断，从而前功尽弃，此事促使黄绍竑离开广西，前往南京投蒋。
一九三二年二月，蒋介石因“约法”问题扣留胡汉民，导致两广合作，粤方中委在广州集会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后，双方在上海召开和会，促成统一，但因蒋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以及他同汪精卫合作，因此，两广当局以胡汉民为盾牌，仍与南京闹对立。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李宗仁在广西整军经武，励精图治，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考虑到广西太穷，不能多养兵，于是把四个军缩成两个军（七军、十五军），建立了“寓兵于农”、“寓将于学”的建军方针。其具体措施是大办民团，促成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同时在高中、大学进行军训，旨在造成大量军事预备干部队伍，这些举措，固为准备抗日，实亦对蒋。
自北伐以来，军出旁午，战乱频仍，李宗仁实际上不能松出手来办报、搞宣传，现在局处广西，尽管宁粤对峙，但局势比较稳定，于是他有时间来考虑宣传问题了。在黄绍竑主桂时期，《南宁民国日报》（《广西日报》的前身）由他的亲信黄同仇一手把持。黄绍竑离开广西以后，黄同仇被排挤出李、白权力结构，屈就梧州市长，他所原任的总部政训处长，由李宗仁的亲信王公度（1895—1937，1927年任李宗仁秘书。历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37年9月在桂系内部斗争中，以“托派”的罪名被秘密杀害。）接替，《南宁民国日报》社长则由李宗仁另一亲信韦永成出任。王、韦两人都籍隶广西永福，早年均与李宗仁之弟李宗义赴苏联留学，韦永成的祖父并且是李宗仁之父的老师，三代世交，关系非凡。
从省外延揽办报人才
在蒋桂战争之后，李宗仁从高峰跌到低谷，现在几乎从头干起，他首先感到人才缺乏，有些人才可以自己训练，于是办军官学校，首先由李品仙当校长，其后由白崇禧兼任，办党政干部训练班以及童子军干部训练班、民团干校等等，以谋补救干部贫乏的紧迫需要。
只有一点，办报人才不能自己训练，因为缓不济急，于是向省外延揽，计由广东来的报人有黄君度、黄征夫、黄大钧和许某，由湖南来的有刘范、胡行健、黄力航等，有一个时期，《民国日报》分由南宁总社和梧州、柳州、桂林三个分社发行，以广宣传，后来感到人才不够，又将分社撤销，集中力量来把《南宁民国日报》办好。
到一九三四年，李、白在上海的代表张定璠（江西人，北伐时曾任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下野，蒋的结拜兄弟、上海市长黄郛亦随之去职，白遂保荐张定璠任上海市长。一九二九年四月张被蒋介石撤了上海市市长职务后，即与汪精卫接近。）介绍万民一、万仲文、胡讷生、片士衡、徐梗生、朱午建等六人来广西充实宣传阵容，文西人叫他们做“六君子”，这六位都是笔杆子，久经考验，一流角色，但王公度迟迟不派他们工作，使他们闷等在总部前的中国饭店，嚷着要回上海去，这样一来，白崇禧发火了。
长期以来，李宗仁住粤，稳定陈济棠的反蒋立场。在南宁，我因为负责那个“革命同志会”工作的关系，替白崇禧与王公度居中联系。一天，白崇禧愤愤地说：“我看，王公度兼职太多了，精神兼顾不来。比如张伯璇介绍那几个人，帮助做宣传工作，他迟迟不分配工作，使他们嚷着要回去。这多么不好！你去对王公度说，要他把总部政训处长一职辞掉，专任军校政训处长，而由潘宜之接任政训处长。”
王公度听到我的口讯后，仍赖着不肯辞职。不久，李宗仁回到南宁，白就向李建议，改组“革命同志会”，由潘宜之出任宣传委员会主任。张定璠介绍那六位笔杆子，除朱午建去白崇禧身边当秘书外，其余一律任宣传委员会委员。在我赴欧学习不久，白崇禧就下令免去王公度的总政训处长，由潘宜之继任。从此以后，所有报纸的社论、专论，统统由潘宜之领导的那个宣传委员会执笔。
到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发生时，连王公度对外联系工作，也由潘宜之抢去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两广酝酿合作对蒋时，是王公度去粤回访的，到一九三六年胡汉民以脑溢血逝世，白崇禧就只带着黄旭初、潘宜之、刘斐去广州致吊，并就商对蒋事宜。七月中，陈济棠垮台，广西单干。八月中，潘宜之被派去香港邀蔡廷锴入广西，协同李济深商组府及重建十九路军事宜。
李宗仁在香港办报经过
一九三六年底，韦永成由欧洲学习归来，仍旧当《广西日报》社长。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八月四日，白崇禧去南京就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十月十日李宗仁去徐州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抗日军事。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曾访问过桂林，有所商谈，所以抗战初期，李宗仁、白崇禧反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同共产党合作无间。
那时战区成立了一个文化动员委员会，是党在前线的统战机构。出于李宗仁的要求，由周恩来推荐了钱俊瑞、范长江出任该会的领导人；新四军的第四支队，也通过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沟通，归李宗仁指挥，同广西的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在津浦线南段并肩作战。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大战爆发，白崇禧被派飞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行前白向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周恩来将军请教作战指导方针，周提出了“固守要点，各个击破”，“要阵地战和运动战结合，把敌人消灭在台儿庄”的战略，李宗仁对此极为激赏，全部采纳。由于指挥正确，将士用命，随而使台儿庄大战能够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激发了海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纷纷向第五战区捐献，表示慰劳。李宗仁这时认识到，尽管抗战先后取得平型关和台儿庄这样的伟大胜利，但国内还有人抱着求和之心，香港需要有一份自己办的报纸，宣传“团结抗战”、“抗战必胜”的思想，坚定海外人心，支持长期作战，以期获致最后的胜利。
此时，李宗仁在香港有一笔外汇，其中有一部分是陈济棠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下台时交给李宗仁三十万毫洋的余款，有一部分是抗战后侨胞给的捐赠，这些钱由香港广西银行王逊志掌握。李宗仁于是电王逊志同黎蒙商量，在香港办《珠江日报》，费用由王逊志负责，笔政由黎蒙负责。
黎蒙是广西兴业人，当李宗仁在十万大山落草时，仰赖玉林的陈锡珧家族、兴业的梁重熙家族以及黎蒙的父亲等踊跃输将，使他的部队得以维持，因此李宗仁后来感恩图报，送黎蒙读书，一直送到法国留学，黎蒙一九三四年曾在香港《新报》工作过，所以李宗仁认为黎蒙办报是内行的。
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黎蒙把他的新婚夫人于真化装成一个清洁工，一起逃出香港，回到桂林。刚巧李宗仁从老河口前线回到桂林办理母亲丧事，李宗仁亲任黎蒙为《广西日报》社长。
香港《新生晚报》的诞生和结局
抗战胜利以后，黎蒙回到香港，初办《真报》，以纪念他的美丽夫人于真，事实上这位夫人已跟人跑掉了。笔者在上海曾经去看望过她，黎蒙却带着女儿在香港过着孤君寡人的生活，景况堪怜。
但黎蒙办香港《新生晚报》却非常成功，报头是李宗仁亲自题名的。馆址在香港利源东街，这是报馆集中之地，最初（指一九四九年前后）香港《大公报》也租用《新生晚报》的楼房，它是王逊志用百多万港元买来的，且有全套印刷设备。
值得介绍的是《新生晚报》主笔梁宽，他是广东人，每天替报纸写一篇“新闻说明”，言简意赅，条理分明，说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到美国，以梁厚甫笔名为港、新各报写国际问题专论文章，深为读者所瞩目。
一九四九年一月，李宗仁任代总统，呼吁国共和谈，但拒签和谈协议，后来为此深表歉疚。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飞港去美国的时候，李宗仁曾面嘱他的儿子李幼邻当《新生晚报》的董事长，黎蒙当总经理，后来，李幼邻经不起黎蒙的求情，遂将《新生晚报》交给黎蒙全权处理一切。
在五十年代后，黎蒙私生活和政治生活很不检点，他捧一个粤剧名女伶，每天仅送她鲜花就需要五十港元，其他的费用不知多少。另外他又通过蒋祥庆，甘当蒋经国的走卒，为国民党收买一个云南黑社会头目而努力。台特给他费用，他还私下贴了许多钱。由于亏欠过多，到一九五四年，黎蒙就把《新生晚报》以及楼房、机器全部顶让给别人了。后来黎蒙得到蒋经国资助到西贡、金边办报，均无所成，遂失意而死，那时他不过四十多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