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子媳妇
黑子媳妇的真实姓名无人知道。
凡女人，嫁到村里，就被打上男人的记号，黑子媳妇、大宝媳妇、来旺媳妇、吴新登家的……
在我看来，黑子媳妇是我们村最有劲的女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洗衣做饭种地磨面打短工，伺候一个丈夫两个儿子三个男人，农闲玩牌、赶集，什么都不耽误。最壮观的是她开拖拉机，黑子的油坊忙起来的时候，她就开着手扶拖拉机拉肥料、拉粪、拉庄稼。有次我们正在家吃饭，听到外面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的声音逼近，又听“轰”一声巨响。冲出一看，黑子媳妇拉着一车花生蔓，倒车时，撞在大宝家的车库门上，铁打的车库门立刻瘪进去，大宝媳妇也冲到现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黑子媳妇不慌不忙地熄火，跳下地，说：“我赔。”
她也能骂。大宝媳妇说她的儿子小新是罗圈腿，长大了找不到媳妇。她就站在街上，面朝大宝家，骂：“长个臊蛤子嘴……”
黑子干活没有她快，她就骂：“连个老婆赶不上！”
儿子小新在街头玩沙，撅着小屁股，十分卖力地将雨水冲在路中间的沙子收集起来，装到布兜里，向家里运。她站在房顶上俯视着，笑骂：“小新！把衣服弄脏了！你个2B劳役一样！”
每听她骂人，我就十分佩服。她和我同龄，但是她骂出来的那些词，都很新鲜，有些根本无法用文字表达。
黑子媳妇，其实是个苦命人，命运曾经一次紧接一次地给了她悲剧，但她从不骂命运。
女人大抵分两种，一种是不管和谁生的小孩，都有本事让孩子像自己；一种是不管和谁生的小孩，都有本事让孩子像爹。黑子媳妇属于后一种。小儿子小新矮胖，简直就是黑子的复印件。而大儿子小杰是她和前夫的小孩，生得白而文静，身材颀长，使人约略可以比较出她的前夫与黑子的巨大反差。她的前夫在一次捕鱼中溺水身亡。那年小杰三岁，她二十七岁。黑子三十岁，未婚。
又当老公又当爹，生活一次性给了黑子厚重的馈赠，他不炫耀，只憨笑，除了种下八亩庄稼之外，还做着两份兼职：油坊主、磨坊主。在夏季，他常裸着上半身，宽阔的黑色后背像一口大铁锅，阳光烙着，似乎能听见“滋滋”冒油的声音。
黑子和媳妇第一次生的是一个女孩，黑子媳妇抱着，让我给起个名字，我说叫“小薇”。八个月后，小薇夭折，死于脑瘫。
按着风俗，未成年人要土葬，我不知道黑子媳妇把女儿小薇埋在哪里，也不知道她把从前的日子埋在哪里，她还是那样，声音洪亮，热汽腾腾，闭上眼睛就睡，张开嘴巴就喝，饲养成群的家畜，不浪费一粒粮食。我相信把她种成玉米，她准是最高产的那一棵。
大宝媳妇
大宝媳妇高大黑胖，留着刘欢那样的发型。她把大宝软禁在家里已经许多天。
大宝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读初中时，他还在小学。我们结婚时，他独身，我们有了小孩，他还独身，在我们认为他就这样一辈子了的时候，传来喜讯——他娶亲成家了。
但婚姻和家庭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大宝媳妇患有精神障碍，每犯病，总说人们都要害她、害她儿子、害大宝。在她的眼里，人们的牙齿都白历历排着，都拿刀、吃人，她把大宝和儿子反锁在家里，大宝前脚开门出去，她后脚就追出去，裤子掉到脚底，绊倒在地上，人们说：“腚露出来了！”她说：“露怎么了，反正我是大宝的人！”她在地上滚着拖住大宝的腿，哭求：“别出去，他们害你！哪里也不要去！咱回家……”大宝从此不能出去打工。
春天，小宝结婚，正用人之际，大宝媳妇又发病，大宝一离开她的视野，她就哭死尸一样大放悲声。我们家与大宝家是本家，大宝的爹就借了我们的三间房子摆婚宴。当迎亲的鞭炮炸响的时候，整个村的人都涌过来，我看到大宝爬上房顶，向我们家遥望，看到我在门口，被软禁了一个多月的大宝，给了我一个凄惨的笑。
那是四月，桃树贴着他家的墙壁开花，母鸡把草灰啄得四散，他的兄弟正在娶亲，开始拍全家福了，大宝爹、大宝妈、新郎新娘都穿得簇簇新。照相的师傅问：“大爷，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吗……”喧闹的人们忽然肃静，大宝爹看看房顶上的大宝，几乎下泪。
再回家时，看到大宝的儿子在街上跑，我惊讶地问妈：“大宝媳妇好了么？怎么孩子放出来了？”
妈说，大宝媳妇近来颇烦儿子，要掐死儿子，还差点把大宝妈掐死，儿子也就放出来。但是大宝，还软禁着。她现在觉得，世界上最安全的人，就是大宝，最好的人，还是大宝。
现在，大宝媳妇也不哭，也不唱歌，但也不肯安静，每天在家对着大宝用普通话喊口号：“大宝万岁！大宝万岁！万岁！万岁！”
民妇胡秀花
胡秀花是个渔家女，靠采海蛎子为生。我能认识她，十分偶然。
那是夏天，中午下班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女人趴在我们单位门口的道边石上，用半截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我歪头端详，不像乞丐，也不像疯子。我蹲下看看，竟认得她的字，似乎是她的受虐经历。她确定了我是这个单位的人之后，就要哭诉。正是午饭时分，我便带她去吃饭。她一样菜也不动，只是说：“这得多少钱？这得多少钱？大妹子，俺怎能花你的钱。”她只吃面条，捧着碗的两手粗糙黝黑，像两片海蛎子壳。
在餐馆里，她对我撩起衣服，露出后背，看到暗紫的瘀伤，我起了一层寒粟粟的疙瘩。“他打的。大妹子，你一定要把我的事登在报纸上。”
据胡秀花说，她结婚第七天就被男人抽大嘴巴。从此后，脚踩、拳打、棍敲、揪头发撞墙成为胡秀花婚姻生活的主要内容。有一次她卖海蛎子回家晚了，男人将门上了栓，将她从炕上扔到院子里，脱光她的衣服痛揍。
我告诉她，如果她说的是真的，如果在报纸上登出来，她男人可能会被判刑。
“判刑？什么叫判刑，就是做劳役吗？”她紧张地放下筷子。
得到我的肯定后，她急忙央我说，别写了，俺儿今年要考大学。
此后的一天，偶然碰到胡秀花村里的一个人。谈起胡秀花，他说，该打！胡秀花就是个贱坯，三天不打上草垛。
大舅
昨日回村，先去看大舅。家里无人，独轮车、自行车、一头羊、一捆草都拴在门口，我也把东西放在门口，就回去。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大舅。
这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生产队长，身材还是那样高，但是出奇地薄了起来，又有许多弯曲，好像一张纸条，被折叠后又打开了。他穿了一件深蓝的针织拉链运动衫，是表弟的旧衣服，胸前三道白杠，已经脱线，原来的袖口磨破了，换上了灰色的袖口，裤子的前门襟的纽扣也没有扣全。我说：“大舅，你穿的谁的衣服？你看你，还赶不上城里要饭的，你就没有个囫囵的衣服穿穿？”大舅笑了，说：“我爱穿，你管不着。”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村一千户人家分为十个生产队，作为大哥，大舅正管着第九个生产队的业务，作为妹子，妈恰恰在他手底下混。每次早晨上工，大舅沙场秋点兵的时候，妈都很忐忑，期望大哥能分一份轻松的活给她。放工回家，妈先得看外祖父的脸色，再看大哥的脸色，从这脸色上，妈得分析出来，这顿饭，她吃稀的，还是吃干的。
六十年代后期，大舅更是身兼数职，又担任了全村多达二十亩的果业生产队队长，苹果，妈也不能随便吃了。总之，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在万恶的旧社会，备受父权、男权压迫的妈苦大仇深，还要强颜欢笑。
大舅妈病故后，大舅鳏居。大舅悲愤，耸着两只瘦大的肩胛骨，蹲在椅子上，像一只老去的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亲爱的大舅，你是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