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居
那时，凤凰村的房舍以泥砖屋居多，木格子窗，红瓦面，这是清末民初典型的岭南民居。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渐被那种两三层高的西式建筑取而代之。我读大学时去花都看过重修的洪秀全故居，倘如实复原的话，就跟凤凰村的传统民居难分彼此。屋子分上下二进，设有天井，房子高大的难得一见了。经过“斗地主”等运动之后，富人淘汰殆尽。我高祖如拭公曾考上廪生，在衙门当差，就建了一幢上下二进九间大宅，前有天井，后有果园，多年后仍惠及我祖父。
此类民居建筑材料，多是就地取材，墙基深挖，填以石头或砌以火砖，墙体即以泥砖为主（有钱人家亦在下部砌几圈火砖，无论火砖还是泥砖，均从泥巴而来，做法大同小异，只是火砖坯必须放入砖窑中以烈火焚烧数日方成）。横梁由粗大木头充当，主梁最好是觅得杉木，尽量笔直，削皮后，木匠以斧头沿墨斗黑线斫砍之，弯了就会影响到格子及盖瓦。桉树亦常充当房梁。升房梁的时辰颇有讲究，其隆重谨严跟奠基一样，都是要请用日子的。必有风水师乃至巫师坐镇指挥，主梁贴着兆大吉大利的黄符（所谓主梁，即是主客厅上的主梁，架在屋脊之上），再沿着屋脊梁两边逐条架设房梁，屋脊梁犹如鱼的脊骨，两边横梁如鱼刺附丽其上，远观之，犹如大鱼被啃光了肉，只剩下骨架。用铁钉将格子（多由尤加利树、松树等锯成）固定于梁上，屋面纵横交错，宛若渔网，再从网眼上铺设红瓦即可。瓦分公母，大片扁平者为母，供雨水流淌；小片弯弓状者为公，反架于两个母瓦之上，将水导引至母瓦槽上去，以防雨水入室。再以火砖盖压，以免因风移动。屋瓦略有缝隙，却防雨又透气，除非屋瓦被人用石头砸烂，或台风时被掀掉。在乡间，孩子打架最忌以石头砸人屋脊。既是软肋，也就总被捣蛋的顽童扔石头。每个房子装两三块由玻璃裁成的明瓦以采光，屋厅装多一块。
时间长了，屋瓦积的落叶尘土一多，就长出杂草野花来，每年必须爬上屋顶清理一番，以利于雨水流淌通畅。否则屋顶变成了空中花园，不好看，兆头又不好，且易于风雨中坍塌。墙体开有窗口，是那种木格子窗，若干圆木柱，犹如栅栏一般，供防盗之用，也济不了事。窗门也是木头的，分为两扇，不利于采光，雨天即关紧，倒水泼不进。大门是木头打制的，门轴包着铁皮，以防磨损，出门时挂上铁锁，晚上睡觉塞上门闩，门闩也由木头做成。凤凰村甚少发生偷盗劫掠事件，除了乞丐、货郎（杂货佬，挑着一个微型的杂货店）及大队干部催收公购粮，也没有外人。人们懒得带钥匙，就塞在窗口或厨房门框上，待收工回来，伸手掏出来开门，倒也平安。那时乡村无人使用防盗门及防盗网，民风淳朴。室内多保留泥地，有钱人家亦有铺上陶砖的。
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是适合南方人的。“人”字状的屋顶设计，乃针对南方多雨，高大的建筑物多加上木头制的“金”字架，以利于稳固，例如生产队的旧办公室。有钱人家，多在墙体上批荡（扇灰）灰沙（石灰混凝土），以保护墙体，亦显美观。后来有人在红砖屋上洗石米，贴瓷砖，道理是一样的。
此类房屋中的天井，其设计堪称神来之笔，既利于四周的房间采光，又使整幢房子显得丰富而有层次。坐在厅堂里，不用出门，一抬头就望到广阔的天空、变幻的云朵及偶尔飞过的鸟，使人须臾不离大自然。在雨天，雨水如绳子粗暴地鞭打，但你大可沿着天井旁边的走廊行走，不遭雨淋，而又能融入雨景。粗大的水柱在瓦面汇聚成小溪流，并通过屋檐倾泻到天井上去。天井上摆着几只瓦缸及木桶，瞬间即满并溢出，水流叮咚，水花溅起。乡间的雨水干净清澈，虽不可饮用，用来洗天井及洗衣服却没问题。
有时，我坐在天井旁边的屋檐，仰头望着雨水哗哗而下的天空。我只看到大雨，天空被充满和遮蔽了。直到夜晚，雨水仍在黑暗中倾泻，雨声嘹亮，天空在夜晚仿佛是一只不停泼水的盆子，无穷无尽，永不枯竭。那场大雨下了一昼夜。待翌日雨过天晴，天空纯蓝，干净，仿佛被雨水洗刷过的新陶罐，锃光闪亮。草木的清香来自山野、竹林、河畔乃至不可知的远方，从门窗及天井涌入，让人心旷神怡。
我多次见过人们打泥砖及烧火砖。打泥砖的砖泥取自稻田，耙得稀烂、黏稠，取一个四方形模具，模具中先垫一张香蕉叶、报纸或塑料纸之类（以免砖坯跟地面粘连而无法剥离），将泥巴倒入模具中，抹平，将模具取出，再在地上打下一个。砖坯中夹杂着切碎的稻桩，这有利于牢固，倘若泥巴间以糠头（即谷壳），则更坚固耐用。有的地方以糯米粉、红糖诸物掺入泥土制砖，坚韧异常，但成本太高。村庄未见有人使用。打泥砖最怕雨淋，故多选在风高物燥的冬日制作，南方冬天日照稍逊，雨水却少得多。泥砖晾干后，堆叠起来，上面放“夹茅”以御风雨侵蚀，待建房子时用来砌墙。
分单干不久，那些懂瓦工、木工的人，很快就在新分到的宅基地建起了新房子。都是一些新式建筑，跟传统的岭南民居迥然不同，略具西式风格。多是二层楼，更高大，更宽敞。在设计上，有楼梯、走廊和阳台，有钢筋水泥倒制的横梁，窗口宽大，墙体用红砖彻就。而过去则用泥砖，搭建阁楼的横梁也是木头。
父亲也想建一幢像样的房子。那一堆钢筋就是他凭一人之力从县城挑回来的，每趟走五六个小时，每担挑两百多斤，这是疯狂之举。他之前陆续烧制了一些红砖。这次，他用钢筋混凝土自制了一批横梁，用水泥混凝土（沙子碎石从河里捞取）浇制水泥砖。他脑海里的房子举世无双，高大巍峨，跟人民大会堂在规模上有可比之处。因此，他制作的水泥砖巨大无比，觉得这样才牢固。他做好拆模后，根本无法搬动，叫大伯父帮忙搬了几次，大伯父不想理他了。他好生招待了几个后生，请其帮忙垒叠到一起。
他只好继续去打红砖坯，准备在砖窑里将那座房子的红砖全烧制出来。每年农闲之际，他都陷身于此遥遥无尽的苦役之中，跟土与火搏斗。在烈火的焚烧之下，那些黏土制成的砖坯变成青色或红色的硬砖头。烧火砖的泥土要求较高，虽比不上陶瓷的土料，但也要黏性强，无杂质，入窑烧才不易皲裂。制砖坯时，得用力将泥巴掷入模具再以弓弦刮平，需要一定的技术，晾干后方可入窑。用柴火烧上三四昼夜（时间长短视砖窑大小而定），方才烧熟，又得放上两三月之久，热气散尽方可出窑。而入窑及烧窑更是技术活，火候拿捏必须炉火纯青。
父亲从十八九岁起，持续烧砖十几年，每年或隔年就烧一窑砖，立志将一幢大房子的红砖全凭一己之力烧制出来。然而父亲不是一个好窑工，他烧制的红砖不是过了火，烧得粘成一团；就是半生不熟，松软易脆。一窑之中，可用的不到十之二三。这项工作在持续了十数年之后，他不禁沮丧地认识到，他没有这个能力，只好放弃。父亲垂垂老矣，建大房子的梦想已不可能实现。
那些钢筋被父亲制成水泥横梁。人家的横梁修筑笔直，线条柔和流畅，而父亲做的粗大臃肿，表面凸凹不平，这就是父亲做瓦工的半桶水功夫。倒是结实无比，在屋檐下放了十几年，终究没有架到那座雄伟壮丽而子虚乌有的大屋上去。后来父亲找人帮忙架到溪上横放，充当小桥了。
那时，我们住的老屋是祖母壮年时所建，一厅三房，分给父亲及两位伯父。大伯父头脑活络，分单干不久即在旧宅前面的宅基地上建新居迁出。二伯父在北京工作，不久家属亦离开村庄。
房子搭有阁楼，我幼时常用竹梯攀上阁楼乱翻一气，常有意外的收获，如找到高祖如拭公的木头印章及父亲稀奇古怪的机械模型。父亲年轻时爱搞发明，当然无甚建树。厨房在大屋前面，乃用泥砖建一小屋。大伯父虽已搬出，原属于他的房子就堆放柴草农具之类的杂物，亦常做粪屋、鸡屋及牛栏，极不卫生。我就是在鸡粪、牛粪的臭味中长大的，细菌、虱子甚多，故常生病发烧。父亲对此颇有微词。二伯父尚有多间泥砖屋以放杂物，但禽畜怕人偷盗，就置放于祖屋中，我们一家人算是守护者了。
夏季台风频繁，飞沙走石，摧折林木。有时台风在夜晚来袭，风声呼呼，旷野无人，除了雷鸣电闪，天地间一片漆黑。风暴如怪兽在屋顶、窗外怒吼，我常骇得无法入睡。父亲亦不敢沉睡，他得密切留意室外的动静。好在一夜无事。翌日，台风散去，遍地狼藉，枝叶散落。风停而雨未止，台风常带来暴雨，屋顶上泥砾散落，父亲又得爬上屋顶修葺被风吹乱的屋瓦，犹如理顺被洗乱的纸牌。
每年至少刮七八次台风，我在一次次惊吓中度过了每一个台风之夜。睡到天亮台风亦消逝。泥墙最怕风吹雨打，逐层剥蚀，台风猛刮，墙头首当其冲，每一场暴风雨袭来都被磨去薄薄一层。尽管肉眼难以分辨，日积月累，却是一年不如一年。好在泥砖厚实，要完全蚀透亦非易事，又由于父亲常加修葺，好歹支撑下来。一九九七年初秋，举家迁至化州城郊，二〇一〇年秋天二堂哥将老屋推倒（在原址上建新居），在人间矗立了六十多年的老屋方完成使命。二伯父年近八十，他有三十年未曾回村（我从未问他何故），听说后略觉遗憾，幸好之前的一个夏季，我用数码相机拍了几张照片，算是留个纪念，也稍稍弥补他的遗憾。
2.副食店
小店铺自从开张之日起，便显得老旧颓败，俨然是旧时代的产物。房子太残旧，那是一座两间的小平房，屋瓦碎裂，稍加修葺，内壁刷灰，但外墙的泥砖在日晒雨淋之下棱角尽失，泥路显露。这是生产队时代的杂物间。店主也衣饰老派，面目枯槁，据说他因独身而脸色蜡黄，缺少生机。铺子颇得地理之便，坐落于老村古井边、戏台前侧。店铺的开张使村民大感方便。它是一个日杂百货店，油盐糖烟酒茶及各式果脯花生红枣之类，颇为丰富，亦兼营火柴、电池、肥皂、铅笔、练习本等乡村日常用品及学生文具。拜神用的祭品更是不可或缺，如香烛、纸钱、花红和鞭炮都相当齐全。只要有市场，店主就会入货。尽管铺子的货物比石湾墟略贵，货物质量亦平常，但为了图方便，人们经常帮衬。
铺子里也出售一些风车、公仔纸、玻璃珠、拨浪鼓、汽车模型和变形金刚之类的玩具，价格昂贵。孩子垂涎三尺，大人任由孩子哭喊，不轻易出钱。有的孩子将买铅笔的钱拿去买了公仔纸或甘草榄吃。公仔纸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庄风靡一时的新兴玩具，所画人物来自当时走红的影视作品或小人书如《霍元甲》、《西游记》、《射雕英雄传》之类。橄榄吃掉后，其硬核乃大受欢迎的玩具，有多种玩法，堪比玻璃珠游戏。
铺子也是村子的通信站，平时聚集了一些闲人，大摆龙门阵。张家短，李家长，大到指点江山，畅谈国家大事；小至谈论某某被人家戴了绿帽，全村人都知道了，就是他蒙在鼓里。一些家伙吸着水烟筒，吐着烟圈，说得唾沫横飞，直至月影西沉，才满足地回家睡觉。在过年节或戏台有木偶戏演出时，店铺的生意会红火数倍。外地货郎也会挑着各类零食、玩具、针线之类闻风而来，却不及铺子品种繁多，又有平时熟客。
铺子又是乡村跟外界联络之所。外头的邮递员不会入村，只送到石湾墟邮所了事，信件堆在邮所的桌子上，有没有挂号，一律不管。店主去墟上进货，顺手将来信悉数取回，就放在铺子的柜台上，等村民买东西或前来拿取。村民甚少信件，一有就必定重要。外面认识的人不多，进城打工的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若无要事不会写信。信件丢失的情况屡见不鲜，也无从追查。我从小学五年级起，就代父亲跟远在北京的二伯父通信。父亲写信没问题，他更乐意看我写。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高考前夕认识了一位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那时我二十岁。我们都写了点东西，在当地算是崭露头角，忝列茂名校园文学“四小名旦”，被赵红尘、浪子编的《茂名青年报》先后隆重推介。我们通信频繁。在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难熬时段，我跟她通了十几封信，每隔三天两头，就能收到回信。她是我唯一的笔友。我们已超出普通朋友的含义，在信中隐约吐露了彼此倾慕的朦胧情意，羞怯、甜蜜而狂热。她只有十六七岁，写的散文华美、清新，仿佛雨后的山野，有着甘蔗林中涌起的清甜气息。她人美丽、聪慧，如花笑靥像午后的阳光般明亮，灿烂，清纯。我经常三天两头就跑到店子去。
有一天，我收到的一封厚实的信，信封有熟悉的字迹：内有相片，勿折。我的手哆嗦着拆开了信封——一个穿紫色长裙的乡村少女冲着我粲然一笑，她伫立于甘蔗地里，白皙的手捏着修长的蔗叶。照片的景象楔入了我的脑海，尤其是她带笑的嘴角，让我每次忆及都泛起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