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木木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沉闷之中，听到几声叫：咯嗒，咯嗒，咯咯咯嗒……领导复又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父亲。父亲嘿嘿一笑，指了指身边的口袋，“两只老母鸡。”
领导立刻站了起来，走到父亲身边，挨着他坐下。父亲下意识地往一边挪了挪，他不习惯有地位的人跟自己这么亲近。
“让我看看。”领导指了指口袋。
父亲解开口绳，两只被捆缚着的母鸡见了日头。“真鸡巴的瘦。”领导说。
“一孵出来就没吃过粮食，能不瘦？”父亲为鸡们抱委屈。
领导摆摆手，“你拿回去吧，我不能被你腐蚀了。”
“领导，我问你，我听没听话？”父亲是指自己的工作表现。
“你表现得不错。”领导说。
“那好，你这次就得听我一回。”
“听你什么？”
“请你撩开裤脚子。”
领导很纳闷，“你说事儿就说事儿，让人家撩裤脚子干什么？”
“你撩就是了。”父亲坚持道。
领导撩起裤脚子之后，一双小腿超常地肥，皮肤亮亮的，紧绷绷的，只要稍稍摁一下，肯定会破的。
父亲叹了一口气，“都这个样子了，还摆领导的样子。”
领导的腿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因为领导之上还有领导，他比父亲强不了多少。
领导的眼圈立刻就红了，他被突然浮出水面的温情击中了。
接下来他们讨论了村里的事。
父亲说：“村里粮食歉收了，明年一开春留下籽种，口粮就没了，瓜菜代，榆皮面，狗日的们一定都得浮肿了，到了那个地境，他们还不把我当成老母鸡吃了？”
领导说：“你鸡巴的真不容易。”
父亲的眼圈也立刻就红了，但他还是很节制地说了一句：“咱们谁容易？”接下来他就提出了享受国家救济，吃返销粮的问题。
“我就知道你没憋着好屁！”领导站了起来。
“我们大队的情况符合国家政策，也不会让你犯错误。”父亲也站了起来。
回到家里，母亲黑着脸对他说：“咱家的母鸡不见了。”
“你再找找。”父亲说。
“都找遍了，就是找不见。”
“那就别找了，肯定进了狗日的肚子了。”父亲解释说，“你想想，咱整日地算计这帮社员，社员们还不反过来算计咱？”
“那我就站在高台上骂一顿，出一口气。”
“别骂了，这帮狗日的肚里都有怨气，咱惹不起哩。”
因为领导答应了吃返销粮的事，父亲找到了当支书的感觉，这等小事已不在话下了。
办妥了吃返销粮的事，的确给父亲争来了面子，社员们开始无原则地拥戴他。比如他与母亲吵架，他们总会把起因归罪于母亲。我有自己的想法：整日里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却挣不来养活自己的粮食，还要向国家伸手虽然返回的都是成色欠佳的玉米），这样的威信是可耻的。所以，我更有理由不参加劳动了，只埋头读书。那时的课程真是浅显，到了不值得用功的地步。便尽可能地搜寻课外读物。支书的特权使父亲订阅了“两报一刊”，但他只是草草地翻一下，记下一些标语口号，能够糊弄那些狗日的就成了。之后就被我据为己有，油灯之下，悉数通读，认识了大量“多余的”字，长了大量“多余的”见识，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小地方，早晚要走出山外，自食其力，去吃大白馒头。
父亲知道我瞧不起他，说：“你裆下无毛，就充圣人了，你是谁的儿子？”
我说：“你说是谁的就是谁的吧。”
“你个臭德行！”虽然骂了我，他依旧放任我糟踏他的灯油。母亲对他说：“你这是图什么，就图出个逆子？”
“家有逆子，百年兴旺，就怕他逆不到家哩。”父亲的话，让我高看了他一眼，觉得他到底是与别的社员有一点不同的。
奇怪地，吃上返销粮，不再为吃饭发愁之后，父亲和社员们反而对粮食的事比以前更有热情了。数九寒天，本来应该是“猫冬”在屋——
窝在热炕上的时候，他却把社员们赶到梁峁上去，打着红旗，开山造田。
“大干三年，甩掉吃返销粮的穷困帽子。”一直糊涂为官的父亲，居然有了清晰的路子。
古老山川，老棉袄一样厚实的清静，从此就破了。号子声，锤錾声，爆破声，响得一塌糊涂啊。
一个冬天过去了，梁峁上还真的造出了几块梯田。梯田平阔、匀整，那窄窄的堰田与之相比，真是猥琐。公社领导在这里召开了“三级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现场会，这个村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尊严。
在我家吃派饭的时候，领导对父亲说：“看来，让你们大队吃返销粮，算是吃对了。”
父亲要到县里去介绍经验，他对我说：“小子，借用一下你肚子里的墨水，给老子整篇稿子。”
“不借！”我断然拒绝。
嘿嘿，父亲涎笑着，“别拿糖。”
“就是不借！”我依旧拒绝。
父亲的笑容刷地凝固了，给了我一个耳光。
这时的父亲，已非昨日，他有脾气了。
三天之后的深夜，他回来了，一进门就喊，“孩子他妈，快把油灯点上。”
点了油灯。
他继续喊，“快把饭桌放下。”
放下饭桌，他迫不及待地把手中拎着的一条布袋子往上一抡，滚出一大片馒头。
在县里介绍经验，住招待所，招待所每顿供应四个白馒头，他把自己的那一份从牙缝里撙了下来，偷偷地带回来了。
“孩子他妈，还有剩粥没有？可把我饿坏了。”
守着一堆馒头，他把整个粥锅端起来，大张了喉嗓，一股脑地灌下去。
“你呀！”母亲喉头哽咽，泪流满面。
“狗日的！”我心情复杂，把探出的脑袋，狠狠地缩到被窝里去了。但是，一个信念更坚定了：要想不这样吃馒头，自己须有出息哩。
开山造田，爆破是个关键环节。一般的庄稼人，常年握锄把子的手，粗笨，愚钝，在炸药、雷管和导火线之间，显得吞吞缩缩，无所适从。然而爱出幺蛾子的扁儿，却很快就琢磨出门道，因而就脱颖而出，成了专职的放炮员。
他居然成了一个人物，大家感慨不已。
人们打炮眼的时候，他躺在草窠子里吹口哨。大家都烦他。自家整天挥汗如雨，可人家身上连个汗星都没有，而且还挣最高的工分。扁儿知道这些人的心思，走起路来故意弄得吊儿郎当的，一点正形都没有。人们的心里就更不是滋味。
但能说人家什么呢？
人家一进入爆破区，一袋烟的工夫就把用了老半天才打出的炮眼都装填好了炸药，一转眼的当口，一排的导火索都精确地点燃了，然后还不慌不忙地巡视一番。在为他揪心的时候，他已稳稳地站在人群里了。他撤离的过程，众人的眼睛居然都没看见。就像一条老狐狸，刚才还在猎人遥指的枪口下，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就突然出现在猎人的脚下了，狠狠地咬上你一口。
他不可替代，就像山里一百年才出现一条老狐狸一样。
人们有节制地敬慕他。因为敬慕背后，是嫉妒，是老大的不甘心。
第二年的冬天就要过去了，山上的梯田已经连接成片，再用一个冬季，整座山就拿下来了。父亲的嘴里，有了喝烧酒、吃炖鸡的味道。他想，无论如何，扁儿是不可少的，得动员这小子入党，将来当个大队干部。在父亲的意识里，这时已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老实人是当不了干部的。
那天，扁儿居然穿了一件只有在年节才舍得穿的整齐的建设服，四个衣兜里鼓鼓囊囊地装着东西。人们很纳闷：这么一个烟尘匝地的地境，你穿得这么好干吗？
一排炮响过之后，人们拥着要走出掩体。扁儿压一压手，“别动，好像还有一炮没响。”
大家站住了，他却跃出了掩体。父亲叫了一声，“别逞强好不好？”
扁儿回头笑笑，“没事儿，我有把握哩。”
这次，人们真切地看到了他是怎么跑上山头的。他弓着腰，屁股撅得高高的，样子一点也不好看。
人们摇摇头，跟狐狸比，他还差远呢！
接着就听到沉闷的一声响，大家脸上的嘲弄，就凝固了。
跑上去一看，扁儿果然就倒在地上，一块石头从腹部把他穿透了。他浑身抽搐着，嘴里还能含混出一个声音：“支书，支书……”
父亲俯下身去，想听清他说什么。他说：“终于出事儿了……”
之后，头一歪，不动了。他的脸上，居然没有痛苦，怪怪地笑着。
人们很惭愧，跪倒了一片。“扁儿！”
公社领导很快就来了。
他铁青着脸，对父亲说：“我撤了你！”
“你不能撤我！”父亲狠狠地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低沉地说。
“为什么？”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亏了你还是领导，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你？”
两个人僵在那里。
还是父亲首先打破了僵局，他矮下身去，蹲在地上说，大干三年，甩掉吃返销粮的穷困帽子，我是跟你立了军令状的，你要是把我撤了，谁能接着干？
社员们也跟着他齐刷刷地蹲在了地上，是哩，是哩，你撤了他，谁能接着干？不能接着干，扁儿同志，就白牺牲了。
领导思忖半天，无奈地摇摇头，说，操！接着干就接着干，不过，要扣除你一年的工分，留党察看一年，做个代理书记，以观后效吧。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末，村里有了电灯。
是那个拉过练的毛纺厂到村里支农，帮着架上了高压线。这城里人到底是有良心的，那鸡蛋汤没白让他们喝哩，社员们说。但父亲认为，村里能通上电多亏了有那个柯湘。柯湘在他们造梯田的时候，嫁给了毛纺厂的厂长，能吹枕头风了。在明亮的灯光之下，他大大方方地打开那个纸包，竟是柯湘的一张照片。母亲一把抢过去，玩味了半天，平静地说：“她真是好看哩。”
这一声赞美让父亲很受用，在母亲的屁股上捏了一把，“好看是好看，就是不中用。”
即便整日吃粥，母亲的屁股也很肥，用父亲的话说，像个碾盘。母亲知道父亲这是在稀罕自己的，便说：“都让你中用了，天下就乱了。”
通电之后，父亲带着社员建了一个扬水站，把小河里的水引到了梯田上。他觉得梯田迎着日头，光照长，是可以种麦子的。麦子收获之后，竟每亩仅一百几十斤的产量。有人说，产不了几把白面，真是劳民伤财。操，这么个破村子，什么时候有过财？父亲反驳说，到底我们是吃上大白馒头了，伤财也是值的。
新麦子打下来的时候，父亲把公社领导请来了，让他尝尝鲜儿。尝过鲜儿之后，父亲问，你看我们能不能摘下吃返销粮的帽子？
领导想了想，说，摘它干吗？国家也不在乎你的这几粒粮食。
父亲明白这话背后的意思，这梯田上死过人，于心不忍。
两个人半天没说话，空气显得格外滞重。
“我该走了。”领导欠起了屁股。
父亲摆摆手，“再坐一会儿，我有话要讲。”
“讲。”
父亲吐了半天唾沫，半个字都没吐出来。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领导不耐烦了，催促道。
“这个支书我想辞了。”父亲终于讲出话来。
“你癔症了是不，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辞了？”领导站了起来。
“孩子考上了县里的重点。”
“这跟你辞职有什么关系？”
“他要花钱。”
“当了这么多年的支书，就没一点积蓄？”
“嘿嘿，成年挣那么一点工分，年终结算，扣除口粮钱，还该队里的，我能有什么积蓄？”
“你真是死心眼儿，就不能‘变’出点钱来？”
“都是一帮穷人，没几滴油水，一有那心思，就浑身不自在，咱毕竟只是一个农民，还要往长处活人哩。”
“你辞了，大队（村）的事儿怎么办？你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咳，大队的事儿好办，眼下的大队，就像咱山里的小驴车，没人赶它，也会自己走哩。”
“你真是瞎比喻。”
“怎么是瞎比喻呢？这么多年，村里的事儿，哪件是自己做的主？随便从青年党员里选个支部书记，也就齐了。”
“辞了职你能干什么？”
“岭那边有煤矿，咱当个窑工可以挣到现钱，嘻嘻，咱身体好，有的是力气。”
领导颓然地坐下，深重地叹了一下。身后的母亲也随着叹了一下，在场的我不能承受，悄悄地溜了出去。
几乎是与新麦上场的同时，我领到了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在通明的灯光下，父母反复地摩挲着那张白纸，傻笑了一番。“还是咱有远见吧，你还心疼那几滴灯油。”父亲笑着讥讽母亲。
“嘁，我是怕他把眼睛觑乎坏了，将来干不了力气活儿，不好找媳妇。”
“真是瞎操心，你看他觑乎了这么多年，眼睛坏了吗？”父亲得意地笑了笑，“找媳妇？找就找柯湘那样的。”
“你就吹吧。”
夜里他们竟整夜地睡不着，他们不是因为激动，而是在犯愁。他们从我这里弄明白了，穷家破业承受不得喜事，学费，伙食，住宿，哪儿不要钱？临近天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想出了办法：借。
借到东家，人家说，你做支书的怎么也糊涂了，咱靠鸡屁股银行趸油盐的人，哪儿来的现钱？不过，托你的福，咱有粮食吃了，你可以撮几簸箕老玉米回去哩。
父亲摇摇头，你还是省省吧，刚吃了几顿饱饭，就这么大方了？
到了西家，依旧是老玉米的买卖。借来借去，父亲的心寒了——乡风淳朴，他们肯定会借给你什么，但是就是借不出一样东西——他们的确没有这样东西。
回家的路上，他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这个支书当的，真他妈的操蛋！
父亲找我商量，你看，那个重点咱是不是就别上了，村外不也有一所中学吗？
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义正词严地训斥道。
父亲哆嗦了一下，嗫嚅道，好，好，好好……
父亲的支书生涯，就这样终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