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日常生活符号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学，有时候穿衣也是穿符号吧，不一定是为了暖身防寒，而是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好看。什么是好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军装最好看，因为当时军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吃国家饭又是领导阶级。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装最好看了，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个“化”。我们还可以看看旅游。照理说，旅游是为了亲近自然，或者缅怀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个旅游点，包下一幢别墅就关起门来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然后睡一觉起来，开着奔驰600走了。这是旅游吗？这里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没有看，但他来过这里了，或者还留了影，表示到此一游，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的占有。
我也有过这样的旅游经验，那是在日本，一个日本朋友来导游，很热情，带着我到这个寺庙那个公园。到了就请韩先生站好，啪嗒照张相，然后说走吧。我说这不是还没看吗。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了，走吧。（众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这样。但是傍晚回到宾馆，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冲印出来了，编成一册，上面还详细注明拍照的时间和地点。日本人这种办事效率，还有严谨的风格，你一望可知。但问题是，这一天我没有旅游啊，只是伪造了照片册上一大堆旅游符号。（众笑）
旅游变成了一种符号，BP机、貂皮大衣、XO、劳力士手表、奔驰汽车，等等等等，都是符号。这些文化的符号不断地重新改写、重新编定、重新批发，形成一种种潮流。潮流在压迫和推动着我们，规定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做什么。什么是体面的人生？什么是有趣的人生？什么是有个性的人生？这些都由符号系统规定好了，与我们的实用需求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小康现象。按照国际标准，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脱贫，就是初步小康。我们国家大概今年可以达到年人均GDP一千美金了。这个时候，吃饭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谓恩格尔系数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么人们拿多余的钱干什么呢？按照报上的一个统计，现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开支，广义的文化包括教育、旅游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来越大。这个开支用于打电话、看电视、看报纸、上网，主要是接受各种符号的传播与灌输。如果说在一个很穷的社会，像我现在经常居住的那个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实在。你要给他一瓶人头马，他一定不觉得怎么样；你要给他一个劳力士手表，他甚至会觉得一钱不值。要这些东西干吗？能填饱肚子吗？能遮风挡雨吗？但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们不一样，大量的钱会用在符号的消费上。我们不是要买一个表，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么样的酒。大量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会从这个方面产生。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所以我首先要解释什么叫符号化的人生。
美国有个已故的大经济学家，叫凯因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为了子孙的经济》。他预言经济学将来会退出时代的聚光灯，经济学家将来会变得用处不大，就像牙医，偶尔用一用。他这样预见，是因为觉得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会满足人们的需求，衣食住行的问题一旦解决，还要经济学干什么？但这位老先生显然估计错了。现在反而是经济学最牛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出来讲课，开价就是一万，是文学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温饱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经济发展得更快，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的商品和服务主要都是为了卖，for sale卖就是一切。卖就是GDP和利润。为什么能卖出去？因为符号化的消费和占有化的消费，是个无底洞。顾客们可能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要买，只是文化潮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必须占有，就像一个中学生觉得BP机必须占有，一个新加坡富婆觉得貂皮大衣必须占有。广告、电视剧、报纸专栏文章等等，都在对他们做这种宣传。同学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已经变了，变成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经济学了。
所以经济领域里的需求与满足、繁荣与危机，都变得虚幻莫测了，都有符号在兴风作浪。据报上简单的介绍，今年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我相信，人们还将进一步发现，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等人文学科，都是新经济学的重要支撑，是经济现象后面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
正是符号的兴风作浪，使一些穷人不一定有贫困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山区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说现在有饭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只是这样吧，毛主席以前也只能一个月吃两斤酱油吧，我们现在也吃酱油，日子真是好到头了。（众笑）你觉得他应该有贫困感，但是他没有。而我们有些人工资拿到两三千，存款有了五万十万，贫困感却特别强，老认为自己是穷光蛋。南京作家苏童有一次碰到我说，他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有些老板不容许他说不穷。你必须承认自己穷。你还不穷啊？完全是不由分说。在这里，贫困和贫困感幵始分离，幸福和幸福感开始分离，成功和成功感开始分离，孤独和孤独感开始分离……（众笑，鼓掌）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生活在出现。问题是：这些符号是怎么运作的？怎么生产又是怎么消费的？是谁在制造这些符号？为什么制造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如何被解读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权利、制度、组织、资本、习俗、文化传统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政府一开始就着急，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报纸大加抨击，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妥协，下令所有的狗肉馆都搬到小巷里去。但是韩国老百姓不高兴，说欧美人还讲不讲道理，他们吃牛肉可以，我们吃狗肉就不可以，谁规定的？（众笑）
这个就是一种符号的规定，规定者手中握有强权。又比方说麦当劳，据我所知，美国，特别是欧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麦当劳的，那种大众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这个符号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种高贵体面的象征，总是说：孩子，好好读书吧，期终考上双百分，爸爸就带你去麦当劳。（众笑）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当劳的符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来说说“民族”“宗教”这些符号。作家张承志告诉我，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开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门前抽烟喝酒、唱流行歌、穿时尚服装，很平常的。但就是这样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规也严格甚至苛刻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或者到车臣参加“圣战”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当然还不是最严重的。同学们可以看看中东、南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北爱尔兰、印尼和菲律宾、非洲，民族和宗教冲突到处冒烟，恐怖主义爆炸一个接一个，像放鞭炮。（众笑）想想看，不是说全球化吗？不是说自由、平等、博爱吗？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识极度强化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和很多地方的贫困化与这一切有没有关系？“民族”与“宗教”，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
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啊、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啊，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个发言。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众笑）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偷情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偷情，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在另一方面，既然小说这样生产出来了，读小说的人就可能照着小说来理解生活，进而操作生活，于是不离婚的也离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着这些人生蓝本进一步被改造。小说与生活就出现互相复制，循环复制，由实到虚，由虚到实，最后怨男怨女满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众笑）你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吗？是的，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号运作的一种结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能写。我完全赞成写，而且相信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的方方就写过这些题材，称得上一个高手。但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最揪心的问题、最痛心的问题、最让我们感动和兴奋的事情就只有离婚和偷情？是什么东西在使文学写作的眼光变得狭隘和封闭起来？使一心求新的文学写作反而变得雷同和重复起来？
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风云变幻，排山倒海，盘根错节，翻天覆地，形成一个绚丽而虚幻的旋涡，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这是我们人生面临着的一场新考验。刚才主持人谈到了我的近作。简单地说，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马桥词典》，主要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暗示》，它与《马桥词典》有点区别，是研究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两本书都是我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欢迎同学们批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优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作家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钱拿得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满足于在一种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种流行化的思维观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开开会，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轻的朋友中，出现一些更有生气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评家，给整个中国文坛增添活力。
就说到这里吧。
合与会者问（选录）
问：韩先生您好，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在您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有几部通俗的小说发表就是作家了吗？
答：我觉得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巳经暗示了一种态度，对作家有很高的标准。我很赞成把作家的标准抬高一点。发表几篇通俗小说就算作家吗？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说我曾经当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协会要团结广大作家，包括发表几篇通俗小说的作家，哪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豆腐块”，也得承认和团结。但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