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后来上台发言批评“西方中心主义”，批评“中国的×××”这一类高帽子，说得有些汉学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国作家为何如此不领情。其实这不光是文学的现象。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打听某某教授的近况。对方说他退休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海德堡。我吓了一跳，又打听另外一位教授。对方说他也退休了，不来学校了。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对方说曼哈顿东区。我说你们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钱啊，一退休都住到国外去了。他们大笑，说你以为他们出国了？哪能呢！海德堡、曼哈顿东区，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区的名字。（众笑）
我住在海南岛，知道海南岛广大革命人民有一个强烈的共同心愿，就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中国的夏威夷”。你们看看，还是洋名。这种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现象，证明我们很多中国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发烧友。这当然可以理解。西方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我们得承认、得学，几千年文明古国的架子不能摆，也没资格摆。但是，模仿不是创造，甚至不是学习。一味模仿西方文化，恰恰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和糟践，恰恰是没有学到西方文化中最可贵的创新态度和创新精神。
欧洲在历史上也曾经不发自己的烧，专发人家的烧，从印度和阿拉伯学来了数学，所以至今还使用阿拉伯数字，不是用罗马数字。他们还从中东引入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中国引人了纸张、印刷术以及火药。但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来文化当做创造性发展的资源，于是才有了他们独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化等等。欧洲在十八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国风”的时期，中国的丝绸、中国的瓷器，在当时都是欧洲上流贵族的标志，了不得。就像我们现在戴手表要戴劳力士，喝酒要喝人头马，富人就得有这种派！或是电视屏幕上刮“韩流”，新人类就得有这个派！（众笑）中国的科举制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出口到西方，被《拿破仑法典》加以吸收，于是有了后来的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取代了他们历史上的贵族世袭制度。但欧洲人并没有照搬我们的科举，比方并没有考八股文，并没有搞“君君臣臣”，而是融合他们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度，科举与选举配套，创造了他们特有的政治文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是科举（或者说考举）产生的，是铁饭碗，是稳定的；部长以上官员则取决于选举，是轮替的，是政治任命。这一套制度设计倒是很长时间内并没有被我们中国人看明白。五四运动时期，大家只注意到一个“德先生”——democracy，只注意到选举制，基本上忽视了与之配套的其他制度，更没有注意到文官考举制度其实是中国出产的，本来是可以“出口转内销”的，结果出口了就不内销了，（众笑）甚至在原产地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放开了眼界，开始了大规模、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但否定本土文化资源方面有过于简单化和偏执化的毛病，落下了一个文化自卑的病根。胡适先生提倡“全盘西化”，鲁迅先生说不要读中国的书，对中医、京剧等等也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也说了些过头的话。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加以检讨的。其实，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知识，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实践的产物，有些具有普适性，有些并不具有普适性，是无法照搬到中国来的。我举个例子，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不知道同学们现在的教材是不是还这样说。但苏州出来一个大学者，叫钱穆，前些年已经病故于台湾，青年时代曾在你们这个苏州教过中学。据他的考证，在中国的历史上，奴隶最多的时候也不到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可以说中国就有一个“奴隶社会”呢？为什么说西方有过奴隶社会我们中国就一定要有奴隶社会呢？没有一个我们也要给他编出一个，有这个必要吗？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法国思想家，叫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奠基式的人物之一，以至有些学术圈子里谁不谈福柯，那就被人看成文盲啦。这位福柯老兄研究犯罪，认为监禁是欧洲现代社会的现象，是十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到后来，学校的建筑，军营的建筑，其实都是按照监狱的原理建起来的，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内化的权力和制度，是对人的一种规限和训练。这种说法很有创意，很有启发性，但他说古代对待犯人不是杀头就是流放，说监禁到十六世纪后才在欧洲出现，这些说法拿到我们中国来合适吗？我们中文中囚禁的“囚”字，很早就出现了，差不多是个象形字，一个框框把人关在里面，不是监禁是什么？我们的隶书，“隶”之“书”也，在汉代是监狱里通用的一种字体，因为那时监狱里干部和罪犯的文化都不高，写不了大篆小篆，就写这种比较简化的隶书，后来推广成了汉代的“今文”。隶书的普及，可以使我们想像当时的监狱是何其之多。《二十四史》里关于监禁和“徒刑”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怎么能说到十六世纪后欧洲才出现监禁呢？怎么能把监禁的账单单算在“现代性”的头上？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实践经验的表达，所以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的文化创新来解决，不能靠复制照搬走捷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想copy（复制）西方，非洲就有个“been to族”，因为这些人一开口就喜欢说：I have been to某个欧美国家。意思就是我去过哪个欧美国家，说得多了，人们就把这些人叫做“been to”。这些人算是精英，喝过洋墨水，或者还拿了洋文凭，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变成白皮。由于很多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大学，他们要接受高等教育，也只能到欧美去拿洋文凭。他们从小学幵始也多是直接用欧洲教材，一开篇就读“我是高卢人”或者“我是英格兰人”。这应该是很西化了吧？多党制、市场化、基督教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学到非洲去了。也是很西化吧？听说最近有些中国学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国，其实这一点非洲早就做到了，只是没能够救非洲，基督教在那里的广泛传播，并没有使非洲很好地发展起来，也没有民主或自由起来。上帝也不是处处管用啊！
恰恰相反，正是这些“been to”搞乱了非洲，用洋教条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创新能力。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been to”？有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教条主义，都有这些“been to”的影子。
中国人从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创新能力，宋以后就不大行了，鸦片战争以来更是一个沉睡的时期、萎缩的时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这种能力消灭的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作家说“我从不看中国的书”，可以得到满堂喝彩，好啊，这才是真解放！才是真前卫！但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遭遇各种深层矛盾，这块土地上的情况有了一些变化。我这里给大家介绍不久前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提出这个问题的学者中有一个叫温铁军，曾经以一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获得过“长江读书奖”中惟一的论文奖。还有黄平，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个副所长。他们与更多的人一起，长期在农村做调查研究，终于发现在中国农村既不能搞“公有化”，比方搞那种“文化革命”时期的“大集体”；又不能搞“私有化”，比方搞土地兼并。为什么呢？表面上看，如果不容许自由兼并，就没有大农场化，就很难实现规模效益，是永远的“小农经济”。但一旦那样做了，可以预见，不要多久的时间，土地就会兼并到极少数土地所有者手里。照专家计算，为了实现最佳效益，雇用一亿多农民就够了，那么其他近八亿农民怎么办？到时候他们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了，就会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众笑）社会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能不能消化这个庞大的无业、无地甚至无家的“三无”大军？
西方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姓“社”或者姓“资”的药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从春秋时代的“井田制”，到汉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中国历史上任何开明皇帝和造反农民都要反兼并。这些经验有个特点，就是“责任制”高于“所有制”。西方重“所有”，如果这个杯子是归我所有，那么我怎么处置都是我的权利，我砸掉它也行。中国重“责任”，如果这个杯子归我所有，那么我可以享用它，但没有权利随意处置，比方说砸掉是不行的。这样，中国的“所有”实际上只是“有限所有”，是“责任”制约“所有”。钱穆先生说：这就是中国文化。我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农民告诉我，清朝的土地制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国家的。这是一种什么制度呢？这是一种又公又私的制度，用现在的政策语言来说，叫做“统分结合”。这个里面有中国文化精神，有“中和”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不是要转过来“全盘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这样，只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只有深入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地了解西方社会，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国经验。我有一个朋友叫陈嘉映，留美多年，翻译过《存在与时间》这本很著名的书。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汉语哲学，因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所遭遇的问题；还因为每一个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汉语里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比方说“道理”这个词，是logic呢？还是reason或是reasoning恐怕都不是。还有些做法学研究的，也是“海龟（归）派”，最近在清理我们的法与西方的法有什么不同，进而清理隐藏在法律里面的历史和文化的区别，寻找新型的法治建设道路。比如“法”与“律”有什么不同？唐代的“律”是西方的law还是legality或者说是一种需要另外定义与描述的东西？这样，我们吃下了各种文化资源，吃下了西方的牛肉，还有本土的猪肉，结果长出了人肉，而不是把牛肉和猪肉直接贴满我们全身。
我这里当然应该提到一些作家的探索：比方说莫言，前不久出了一本小说叫《檀香刑》，采用了一种民间说唱和戏曲的文体。他在《后记》里说：我这本书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间文学倒退。我们还可以看看张炜，好像上半年他也做过演讲？我读过他发表在《现代作家评论》上面的演讲稿，好像他在这里跟我们的同学大谈儒家思想，谈读古书。我相信他是在深思熟虑以后，才有这种兴趣的。
我还想提到张承志、史铁生、陈村等等。这几个作家有二个特点，就是大概有六七年不写小说了，准确地说是不写欧化的小说了。其实他们以前都写过非常欧化的小说，什么意识流、什么荒诞派，都玩得轰动一时。但他们突然都金盆洗手，转而写散文，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文章”。“文章”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叫做“小说”的，明清笔记小说里大部分就是这种东西。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至今还很有力量，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有副刊版，大量发表这一类作品。这与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报纸没有副刊版只有书评版，再不就是娱乐版，与我们中国的写作和阅读习惯有明显差异。我提到前面这些作家，他们探索的角度和力度并不相同，也不代表文学写作的惟一出路。我只是相信，上述这些作家这样做，不是要当国粹派，就像民俗旅游一样，专门做给外国人看。据我所知，汉学家对翻译这种“文章”刚好是不感兴趣的，是更愿翻译各种欧化小说的。作家们这样做，一定是出于他们真诚和自由表达内心的需要，是摆脱陈规以求爆发创造力的需要，是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带偏见地同时利用西方资源和本土资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可能再被人们指认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或者“今天的司马迁”“今天的苏东坡”。他们逐渐成为了他们自己。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一大批中国作家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时候，中国新文学的成熟期就真正到来了。
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
我要讲的第三个小题目就是“符号化人生的价值重建”。我得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符号化？
举个例子来说：前几年我看到有些中学生也挂着BP机，其实也没什么用，只是觉得这东西挺时髦的。有时候觉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电话亭去把自己call一下。（众笑）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这里的BP机就是个符号，不实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里挂着貂皮大衣，有的一挂十几件。你们想想，新加坡是一个热带国家，纬度接近赤道，她们买这个貂皮大衣干吗？根本就用不着、穿不上的。但是要买啊。这个貂皮大衣就是符号，与实用没关系，只表示她们的身份，表示我有钱、我体面、我趣味高雅。既然张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