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朋友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比你优秀、在各方面领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须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这并不是意味着要结交那些在金钱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结交那些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的人。只有和这样的人交往，你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有助于你成长和发展的养料。而且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你也逐渐会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一个强者。当然，我们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为善交朋友的高手！
1．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
择友乃人生每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
——引自《曾国藩语录》
身边多一位好朋友，就使你多了一颗智慧的头脑。一个人获取成功靠的是智慧，因此，要善择友。曾国藩的择友目的很明确：既让自己获取成功，也让大家获取成功。
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与之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一部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
曾国藩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向家人介绍了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清朝学者，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那些老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子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人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筒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
曾国藩所交益友众多，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不同程度的烘托了他的事业。因此，曾国藩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当今的社会更是彰显择友的重要性，当我们每个人初入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时，你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所形成的友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仅为你打开了不同寻常的机会之门，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换句话说，由于众多朋友的帮助，你的能力也扩大了许多倍。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做任何一件事时获得朋友们无私而热心的支持，朋友们好像总是全心全意地增进你的利益。
很少有人对自己事业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他们总是津津乐道自己所创的辉煌业绩。并且将自己的成功全部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积极进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众多的朋友就跟无须报酬而又无处不在的商人一样，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对他们的事业提供服务与帮助。
科尔登就曾经说过：“真正的友谊就像健康一样，其价值通常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认识到。”
此外，朋友们的立场和个性将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选择朋友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比你优秀、在各方面领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须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这并不是意味着要结交那些在金钱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结交那些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的人。只有和这样的人交往，你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有助于你成长和发展的养料。而且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你也逐渐会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一个强者。当然，我们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为善交朋友的高手！
2．成大事需借良师益友之力
观古今成大事者。无不有人相助相扶，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引自《曾国藩语录》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原则对我们的影响十分深远，不仅因为他过人的政治才能，还因为他不同于常人的文学成就。曾国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同他善于通古博今分不开，更同他择友择师的观念分不开。这一点可从他的家信中略见一斑。
曾国藩出身于寻常的耕读之家。从他的先辈曾参（约前505——前435年）排下来，他是第七十代。24岁那年，曾国藩到京师会试，一试不中，再试又爽；28岁及第，也只不过在翰林院谋了一个抄抄写写的小职。这时的他位卑言轻，官运远未腾达，就连生活上也有些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求人到扬州去买廉价书；进京七年之后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涩，而且还担心人走茶凉，怕饭碗没了。但曾国藩是个有心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结交了不少皇亲国戚、重臣显贵、名学硕儒、文人士子，尤其是拜理学大家倭仁、唐鉴为师，这些都令他终生受益，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建立了广泛的人际网络。
曾国藩从翰林院小小的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两年零两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级。当然，这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他在翰林七年中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提拔。这些对曾国藩之后的成功影响当然极大。试想，如果他不是以正二品的侍郎身份回乡，怎会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哪有资格成为湖湘士人的领袖呢？
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不光与他不懈地钻研学问有关，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广交朋友，建立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次反省，自责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深深的了解，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生平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
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书》（南宋朱熹著）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做了比较与论述，认为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的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他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确立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
在拜谒唐鉴之前，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
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
曾国藩的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在他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感慨万千，在他给贺长龄的信中这样描述：“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
宋代的理学家们，一直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之说。这种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为让自己能成为理学大师，曾国藩严格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曾国藩的“修己”所用的真旨和方法，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
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土、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曾国藩同倭仁认识后，与其相处的时间比与唐鉴相处的时间还多。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一样，只是在谈内省时注重实践，而且比唐鉴更严格。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更重要的是他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
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功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及时写。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了升华。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