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方各级官吏自主地处理本区域内的事务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行政区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治单位。在本区域内，上级官吏只对重大事务及其处理的结果负责。至于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需要由下面的官吏们自行裁夺。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保证不要让老百姓感到不满，闹到京城里去。所以，他们在管辖区域内一定要主持公道，维持好社会秩序。此外，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按时征税以及向皇帝申请减免税收。对于其他的朝廷政令，他们尽可以充耳不闻，坐视不管。
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国家出现了两种局面：一是，地方政府拥有很大自由空间的同时，不得不考虑民心所向；二是，有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乘机作乱，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利。当然，还有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会把不满发泄到某个官吏身上，而不会追究到皇帝本人。这样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那么严密，职能运作存在很大的漏洞。不过，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会爆发出来的。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政府对他们实行专制，而是政府不管不问他们。有意思的是，真正拥有专制权力的皇帝，其实很少实行专制。这样，他倒显得有些徒有虚名了。
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清朝的法律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这一点，比其他国家要高明得多。翻译过《大清律例》的乔治·斯丹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从古代波斯袄教经典《阿维斯陀》，或者印度《往事书》中，我们发现的全是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直到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部法典，感觉就像从黑暗当中找到了光明。这是一部较为正式且充满智慧的法典，虽然它在许多细节上存在诸多缺点，但是与我们欧洲的任何一部法典相比，它的内容和体系都要丰富、严谨得多。字面上的模糊含义，主观上的凭空假设以及偏颇观点，这些在欧洲法典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在这部法典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影子。”
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统治者的统治以及政治体制，很少有挑剔的时候。这种情况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不少原因。各种各样的预防监督和制止权力滥用的措施，在清朝统治期间发展到了极致。谁要是想去控告或者申诉，可以直接去北京。非但如此，路上的所有费用都由官方支付。虽然地方上的事务很少遭到中央政府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它专门成立了一套缜密细致的刺探侦察系统，可以应对所有官员的行为。此外，京城还设置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考察并记录整个国家所有官吏的行为。
一般来说，官吏获得的奖赏和惩罚，都会记录在案。就连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以及所管辖的区域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详细的记录。有时候，这些记录可以决定一个官吏的仕途命运，虽然有些内容在西方人士看来简直荒谬绝伦。有些事情是任何官吏都无法掌控的，但是一旦发生了，地方官吏或者某些朝廷重臣都会主动申请降低职位。即便像李鸿章这样的斗士和政客，曾经也不止一次地向皇帝请命，要求贬黜他的职位，因为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有条河流因为降水而不断发洪水。还有一位地方官员，虽然没有李鸿章位高权重，但是也因为所治理的地方出现大旱，导致许多人饿死而深感不安。他自认为，他的个人过失造成了这一切。于是，他上奏皇帝，请求被撤职。
对于那些勤于政务的官吏，政府也有奖励的措施。第一种奖赏就是，授予官员三眼花翎、双眼花翎、单眼花翎或者无眼花翎；第二种奖赏就是，允许官员在紫禁城内骑马；第三种奖赏是，给官员一件貂皮大衣；最后一种奖赏是给官员一件黄马褂，这是最为优厚的奖励。黄色，历来是皇家使用的颜色。这些皇家所赐予的奖赏，可随时颁发，也可随时撤回。但无论怎样，接受人的地位和身份都不会有丝毫影响。在这四种奖赏里面，后两种只给高级官员。有时候，针对一些确实需要褒奖的官员，皇帝会加封他们一些荣誉。一般说来，这些荣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表明他们在皇帝面前的忠心得到了认可。
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拥护和支持。这种政治制度能长久地存在，有两个因素必不可少。现在，我们就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一次深入的探究。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这种政治制度是一种绝对的家长式统治，其基础是每个人心中对宗法制观念的认可。研究它的学者估计会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人自然而然的发明，或者是由于他们性情中存在某种偏好；第二，他还可以这么想，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早期无意识的创造。而它之所以长时间存在，是因为整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导致每个人的心态与之相适应。
总而言之，不管怎样，学者们对于这样一种观点保持高度的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政治观念深入人心，并且有很深厚的基础。就普通民众的生活特点和适应能力而言，这种政治制度完全与之符合。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所接受的教育，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唯一变化的只是朝代的更替。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对家人尽孝道，这也是他们教育内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孝道，被中国人看做一切善良行为的开端，有道德涵养的标志，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
可以说，孝道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从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开始生活时就产生了。在学校中，你会发现，课堂上的每一本书都有讲孝道的内容。孝道的说教，伴随着教育活动的进行，从始至终都有渗透。如果在孝道方面，有人做的比较突出，就会把他及其事迹报送给皇帝。然后，皇帝根据实际情况给这个人嘉奖。这种惯例古已有之，一直持续到现在。孝道，已经成为中华帝国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个小孩子都必须接受它。学校、家长和社会不遗余力地向他们讲述孝道方面的突出事迹。这些故事经常更新变换，使得孩子们从小就记住了那些人及其他们孝顺长辈的事迹。像这样的事实，举不胜举，但较为出名的有二十四个。在《康熙圣谕》中，就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要人们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到孝顺。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有一户姓陈的人家，住在常州地区。家里面有好几代人，总共大概有七百多口人。尽管如此，他们每天还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此外，家里还养有一百十五到一百二十条狗，每当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狗也一起吃饭。这时，如果还有一条狗没有赶来，其他的狗就不会吃，一直等待那条狗的到来。这时候，当政的老皇帝便对此事颇为赞赏，他说这户姓陈的人家和睦相处，连狗的本性都在这种氛围中得到了改变。这个故事意在向人们表明，尽孝是有因果报应的。
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追究，更没有必要去调查一番，看看康熙皇帝是否受到了愚弄。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得知朝廷竭尽所能地向人们灌输孝道的观念。他们试图把这种伦理观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甚至成为规范人们日常言行的一种宗教。
关于孝道的存在，孔子早就发现了它的功效。于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孝道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论述，并使之越来越具体。在孔子看来，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孝道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切道德的智慧，乃至人生的精神境界，都可以用孝道来衡量。两千多年以来，历朝历代的民众和国家政策，都受到了他所创立的孝道理论的影响。上至皇室家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一不熟知他的理论。就连路上的叫花子，也能说出他的一两句话来。有许多纷争与不和，只要随便从孔子的著作或语录中，随便找出一句话来，就可以平息或者定夺它们。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教育方式。这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就维持这一政治体系不变，牢牢掌控民众思想而言，这一教育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政治制度之所以永恒持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官员绝大部分来自民间。一方面，在整个皇室宗亲中，只有皇帝一人义不容辞地管理着国家，其他的人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兴趣，几乎没有什么人担任重要的职位。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官吏可以独占某个爵位，以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可以不断承袭，甚至于连皇族中的人也没有这样的特殊权力，用以长时间地占据一个要职。实际上，皇帝平时给官吏加封的称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们的作用，仅仅起到表扬那些作了杰出贡献的官吏而已，但绝不是提升官位的实际依据。虽然这种封号可以无限期地传承下去，但是每传承一代，它的等级就要降低一级。即便是皇族中的人，也是这样的待遇。作者曾经雇用过一个泥瓦匠，他虽然与皇帝一个血统，并且被允许腰束黄带，但收入很微薄，每天仅有六个铜板。
在皇帝和黎民百姓之间，那些被加封特殊荣誉的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还能随时转化为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般说来，皇帝的位子是由他的大儿子来继承，每一代都是如此。事实上并非总是这样，老皇帝的大儿子，并不一定就是未来的皇帝。根据每一个皇子的性格、能力，老皇帝会挑选他最为中意的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皇位。挑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老皇帝要仔细观察和研究他的每一个孩子。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情况：长子经常受到冷落，甚至完全被扔在一边。在清朝，有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就是老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皇位继承人可以从臣民的家庭中选出。不过，像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很少出现。
谈到这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已经十分清楚了。在这种体制下，皇帝位居最高的地位，他是上天的儿子，也是全体臣民的衣食父母。在他的下面，是无数的黎民百姓。作为皇帝的耳目和手足，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们都是通过一整套严格的选拔系统任命的。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做官的机会。每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尽管如此，每一个人都必须从最低的官吏做起，然后一步一步向上升迁。他所能达到的位置，全凭他的个人能力以及对皇帝的忠心。这不是什么空洞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历史上，有很多元老级别的大臣，都是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他们从最底层做起，逐渐成为重要的大臣。关于他们的贫穷程度，我们难以想象。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两个实例进行说明。文祥，清朝时期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出自农村，曾经担任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大臣等要职。他的父亲是一个佃户，靠着租种十亩来地，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计。还有一个例子，是文祥官职的继任者沈桂芬。他的父亲是个小商贩，经常在大街上叫卖。一天之内，如果他的父亲能赚到十个铜钱，那就算得上是奇迹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决不在少数。
如果我们仅从高级官吏的任命来看，在东方的中国，皇帝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中国的皇帝一样，美国的总统也亲自任命政府官员。就这一点来说，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很相似的。但是，西方实行的选举制度，是中国所没有的。在中国，就像在我们的国家一样，政府官员也是来自民间。一个人，如果他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一个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那么他几乎不会受到什么阻拦，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意愿。当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可以的。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们便疯狂地谋取权力和地位。关于官吏的政绩和才能，人人都有权发表议论，提出意见。在西方人看来，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已经完全被扭曲。当他们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时，只好用专制政治来称谓它了。
其实，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对各级官员甚至皇帝大加评论，而不管每个人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和态度。只要一开始评论，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他们可以对各级官员的职责失误和私生活提出批评和指责，甚至还可以给他们随便起外号。当然，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善意，而官吏也被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当说到皇帝时，人们就会变得很老实，说话的声音会变得很小，语气也变得异常恭敬。因此，中国人完全能理解这一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体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蕴藏着一种力量。它使得统治者过分依赖它，并不断使其增强。然而，即便这样，我们对这种力量的评价也不能过高。政治事务的荒废以及专制统治的增强，都是可以得到谅解和宽容的。因为这种结局的出现，往往是由于执政者的个人错误所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到这一政治制度上。在中国内部，每一个家庭都希望结交几个这样的人。他们正在谋求权力或者已经是一个有官职的人。正因为这样，老百姓逐渐接受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那就是，任何正义的扭曲，权力的腐化以及各种阴谋算计，只要是为了达到升官的目的，就不算是太大的过错。从民间走出来的官吏们，由于他们自身是老百姓的一部分，因而也对官场的这种勾当予以默认。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探讨中国官僚的选拔制度。这种制度意义重大，长久地维系着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政府官员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