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一直是欧洲国家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典范，接受难民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来已久。近年来，无偿提供给难民的资助，已慢慢成为瑞典的一项大笔开支。尤其还要包含后续安排，比如难民安置下来后长达5年甚至10年，都无法完成就业，需要政府一直提供补贴。所以瑞典是出了名的高福利，凡瑞典接收来的难民，政府免费为其提供吃穿用度等一切的免费照顾，若是难民，何以拿了政府补贴还要乞讨？后来才知道这些是从以色列等国家流浪过来的类似于吉卜赛人，是一群没有国家肯接受的人。
北欧诸国是申根国家（协议成员国对短期逗留者颁发统一格式的签证，申请人一旦获得某个国家的签证，即可在签证有效期内在所有申根国家自由出入），所以政府对这些“流浪者”的态度，也是听之任之。要救助，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这些国家比如瑞典，从二战以来直到现在，本身还有每年接受联合国安排的从叙利亚、伊拉克、索马里等战争国家来的难民名额。
难民来了之后会陆续把家族里的人也带出来，而且由于丰厚的难民政策，政府全面无偿提供难民的住所及一切生活费用，发放住房补贴及食物代购券。而难民的孩子，在幼儿园和学校也享受和当地孩子一样的待遇。有孩子的难民家庭，则会得到额外的补贴。
《圣经》中说：爱你的朋友和邻人。自家日子好过，接济一下需要帮助的人是应该的。北欧国家都是非移民国家，却从二战以来一直秉持着接收难民的政策。而瑞典则一直是其中接受难民最多的一个国家。
种族的多样化，首先是语言的多元化。大批的难民和少数的移民来，不懂瑞典语怎么办？政府成人教育机构提供免费的瑞典语学习，每个移民或者难民申请到暂住瑞典的人口号，都可以参加免费语言培训。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瑞典就逐步形成了英语与瑞典语并行的双语格局。但为了保护瑞典语这个小语种，虽然瑞典人英语能力普遍偏高，除了少数的跨国公司，绝大部分的本土公司招聘用人之一的要求就是不管你英语说得多好，你都得说瑞典语。瑞典官方语言是瑞典语，工作中也是瑞典语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在瑞典找工作吃闭门羹的原因，因为不会瑞典语。
遗憾的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始终认为瑞典语是小语种，离开瑞典就用不上，所以一直拒绝学瑞典语。事实上，这些具有瑞典留学背景的中国留学生，后来的工作即便在中国，若会瑞典语也一直是工作上的优势。因此教育成为瑞典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成为融合移民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学前教育，规定学龄前儿童，无论是否出生在瑞典，都有资格在6岁以前获得学前教育机会，移民子女有权获得母语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分为三种模式，一是移民学生与瑞典学生一起学习。主要教学语言是瑞典语，每周给移民学生进行2~4小时的母语训练；二是同语言的移民学生一起学习，主要教学语言是他们的母语；三是同语言的移民学生与瑞典语学生联合组成班级，专门由懂移民语言的老师来教授移民学生。
针对接受难民政策，开明的瑞典人绝大部分并无异议。但是随着接受难民数量的逐年增加，政府跟进政策却见效甚微，在扶持难民学习以及就业等方面，多年来依然步履维艰。多数难民由于受到原来国家的教育水平的限制，再加上年龄参差不齐，虽然来到瑞典享受到从零开始的、除了语言课程之外的数学等基础课程的免费教育，但大多数人学习起来依然颇感吃力。难民在学校里学五六年的多的是，这就意味着瑞典国家福利的重新调配。
这种失衡的形式，使瑞典民主党异军突起，1988年建党以来曾几次参加国会选举，但一直未获得席位。2010年，该党在国会选举中抓住移民难民问题，提出紧缩难民移民接受政策，突出其民主主义政党的特色，一呼百应，竟由此一举拿下议会349个席位中的20个席位，使得瑞典举国震惊。
每一个被救助的难民以及政府为其付出的教育培训及就业计划等资源，无一不是从每一个公民的税收中来。所以积极地帮助难民就业也成了政府的头等大事。但是用人单位并不是慈善机构，难民长时间内语言沟通障碍，虽然里面不乏人才，但大多数技能薄弱，且由于信仰等风俗习惯不同，凡此种种，难民就业也成为一大难题。
新的难民不断涌入，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难民，即便自小到大接受了瑞典教育的系统培训，依然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因为在这里，不论你是难民还是移民，甚至瑞典人本身，想要胜出，都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难民接受政策与安置，越来越成为瑞典二战遗留下来的一个最大社会问题。而另一个问题——难民来了之后不肯再回去，都会想方设法留下来，尤其大批青壮年难民倘若长期处在无业和失业状态，无疑会悄然成为一股社会安定隐患的暗流。难民聚居区是很多人不愿涉足的区域，更别说在那里买房租房了。不仅烟味弥漫，常常还会有人在那里遭到抢劫。我的一个朋友就在那里的候车站遭遇过这么一次，身上现金700克朗被悉数抢走。
而找不到工作的难民们将之归结为“不公平”和“歧视”，两年前曾经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胡斯比区的难民青少年因不满社会而引起的烧车事件，以及瑞典第二大工业城市哥德堡近一两年接二连三的枪击案，都已经为难民安置的何去何从，拉响了沉闷的警钟。
馅饼并不是永远分不完的。针对接受难民政策，虽然瑞典人普遍对此无异议，但对政府针对难民的后续安置政策疑虑重重。这一疑虑也从刚刚过去的每四年一届的大选中可以反映出来。这几年瑞典社会普遍的福利降低成了不争的事实，就拿许多学校来说，以前每天上午十点半的加餐水果都是学校提供，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要求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加餐水果到学校，原因是“经济吃紧”。
为了减少支出，政府一再压缩职位。又比如教师这个职位，在我开始学习瑞典语那阵儿，还同时学了学前教育这个专业。我学这个专业的时候还是老师学生面对面课堂授课，但是在第二年，由于经费紧张，学校拟对包括这个专业在内的若干专业进行“远程教育”，即解雇授课的专业老师，号召大家在家学习，远程交作业。
这是学校从未有过的事，我的三位已经在学校工作了十几年的专业授课老师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失业后，虽然两年之内还有相当于工资80%的失业金可拿，可两年之后何去何从，年过半百的三位女老师谁也不知道。后来虽然经过老师和学生的抗议，学校被迫取消了这个决定，却压缩学制，缩短了学习时间。瑞典经济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窘迫过！学习毕业的聚餐上，热情敬业的瑞典老师端着酒杯虽然面带笑容，却掩饰不住一丝的惆怅和失落。
今日看来，同舟共济这句话对崇尚包容、民主、公正、多元的北欧国家，尤其是瑞典，分外有重量和含义。按照瑞典法律，新上任的政府如果预算被否决，通常有三条出路：要么及时提供一份新预算，要么在次年三月重新大选，最悲催的结局就是政府下台。
瑞典民主党一直被视为有种族歧视和暴力倾向，但由于业已下台的瑞典执政党联盟，曾经在对待税收和难民的接受和安置问题上难尽如人意，比如在过去执政的8年，为了取悦有稳定工作的中产阶级，使这部分人继续成为下一届大选中坚定的支持者，因而不断对其降低税收。这使得工作着的绝大部分人一时感到收入高了，税收却减了，心里对现任政府感到十分满意，选票自然是投给他们。但是从长远看，这却是一个拆西墙补东墙的方式。因为这几十年来推动瑞典整体国家平稳发展的就是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这一模式。
如今不断降低税收，却还要维持一如既往的高福利，显然使整个国家经济感到了力不从心。这个方式暂时使一部分人获得了高收入、低税收的回报，却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模式，导致整体水平的失衡。所以实际上并不是难民的到来使国家日子难过，只不过是难民的到来加速了这种经济失衡。
可惜的是许多包括瑞典人在内的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把整个国家经济下滑的账全算到了难民头上。认为是接受供养太多难民才使国家财政吃紧，故引发愈来愈多的纳税人因此产生怨言，而导致瑞典民主党的支持率不断攀升。并因此给人一个错觉：从前，纳税高是为了更好的福利，现在，纳税高似乎是为了供养那些难以纳税的难民。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在过去的8年中享受了高收入低税收的快感，但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的下滑，清醒起来的瑞典人开始认识到过去8年，这个温水煮青蛙般的策略给未来社会稳定和发展慢慢带来的隐患和危害性。政府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策略开始慢慢调整，逐渐开始的统一公交车票涨价就是一例。也许这一招算是投石问路，通过涨车票来先看看民众的反应。要不怎么说北欧人民纯朴呢？先听到车票涨价一愣，又听到趁着车票未涨前可以先买来年的车票一喜。这事就此全民通过！
其实生活在瑞典，一直很想知道瑞典人对未来税收的看法——如果新任政府提高税收怎么办？没想到几乎所有我认识的瑞典朋友的回答都惊人的一致：“是该提高税收了！不然福利从哪里来？”这样简单质朴的回答简直让我动容！我承认那时那刻忽然不合时宜地令我想到了金庸大侠的一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又或者大智若愚！
瑞典人不懂江湖，也从不在江湖，更不懂大智若愚。东方的侠义精神这种提法也许在西方不存在，但在西方有他们的处世哲学，这种处世哲学的底线就是：社会责任感高于一切！比如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貌似冷漠的北欧人会永远上前帮一把。看到不平不公之事，永远会站出来说。正是各种小义，汇成了整个北欧社会的大义。所以若你要试着跟一个北欧人讨论何为“义”，恐怕只是鸡同鸭讲，北欧人是行动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