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光（公元前？－公元前68），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死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
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西汉中期著名的政治家。
他跟随汉武帝近30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大臣，后又辅佐两代幼主。霍光匡扶汉室，忠心辅佐幼主，历经武帝、昭帝、宣帝三朝，对内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对外与匈奴和亲、广扬汉朝天威，20年辅政期间他托起昭宣中兴的局面，安邦兴国，功勋卓越，成为西汉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
霍光是西汉中期著名将领霍去病（公元前140
年～公元前117年）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其父霍仲孺，曾经在平阳侯曹襄府中做官，与平阳侯的侍女卫少儿（一国之母卫子夫的二姐）私通生下霍去病，后回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家中娶妻生下了霍光。霍去病在京城担任将领后，才知他的生父是霍仲孺。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19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担当骠骑将军的职务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的时候，拜见了他的父亲，父子相认，霍去病还为他的生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和奴婢。霍去病得胜还京时，就把当时只有十多岁的霍光带到京都长安，先将他安排在自己帐下，后保举他入宫，担任宿卫宫廷的郎官。因为霍光为人正直，办事机灵严谨，深受汉武帝的喜欢。后来逐步被提升为侍中（在内廷侍卫皇帝）。两年后，霍去病死了，他又被汉武帝提拔担任光禄大夫（皇帝身边的官员），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不仅经常要跟随武帝驾车外出，回宫时也还要在皇帝的左右侍奉，所谓“出则奉车，人侍左右”。霍光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里，他平时为人忠厚可靠，端正严谨，办事又始终小心谨慎，从来就没有什么闪失。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能在皇帝身边呆二十多年而不出差错，霍光的脑袋就算不是绝顶聪明，也是相当有天资的。因为后期武帝对臣子要求是很严苛的，霍光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操守得到武帝的赏识和信任，可见他是很有智慧和能力的。按照史籍记载，霍光为人沉静详审，资性端正，连长相也是英俊潇洒。他身高七尺三寸约合今天1.7米左右，按当时男子的标准不算太高，但是脸面白净，眉清目秀，还有一副好胡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正派、谨慎的君子。在他担任侍中时，能够谨记自己的职责就是侍卫皇帝。据说他每次出宫、下殿时，起止步都有固定的点，有人曾经暗中跟随他，并做出记号，事后再测算距离，竟然丝毫不差，由此可见他办事的周密、审慎，甚至已经苛刻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但他这些好的品质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在跟随汉武帝时期，因为他谨慎小心、做事持重，所以得到了汉武帝的极大信任。这也是他后来能够成为托孤大臣，辅佐幼主的重要原因。
接受遗诏勤心辅政
汉武帝末年，皇位的继承问题已经成为宫中斗争的中心。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悉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巫蛊事件被逼自杀（汉武帝相信神仙，总想长生不老，所以他非常重视巫蛊之术。所谓“蛊”就是把几只毒虫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争咬，最后只剩下一个，这一个就是怪物，也就是“蛊”。征和二年，汉武帝生病，水衡都尉江充，趁机离间武帝与太子的关系，说有巫蛊祸害皇帝，卫皇后和太子受到此事牵连。
汉武帝在别宫养病期间，想去请安问候皇帝的卫皇后和太子却受到了阻拦。太子刘据很是愤怒抓住江充并把他杀了，于是太子要谋反的谣言，一时间传遍了整个长安城都。形势所迫，太子被逼真的起兵。保皇党与保太子党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结果“死者数万”，太子刘据兵败后自杀）。当时汉武帝还有三个儿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是亲兄弟，但是他们平时骄傲蛮横，不遵守礼法，不能被立为太子。可是小儿子弗陵当时还只是个七岁的孩子，汉武帝很想把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但是弗陵年龄较小，而他的母亲却还年轻，武帝唯恐弗陵即帝位后，重演前朝吕后专权的故事，于是就想托付贤臣来辅佐少子弗陵。在武帝看来，能够承担辅佐任务的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他要有很强的执政能力，能够治理好国家，管理好日常政务；他还要有很高的威望，能够凝聚人心统领群臣；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野心，不会对刘家天下构成威胁。这三条缺一不可。在他把手下大臣仔细考察了一遍后，最后选定了二十多年来鞍前马后、不离左右的霍光。善于识人、用人的汉武帝认为霍光忠厚可靠，可以担当此重任。汉武帝想起了古代周公辅佐年幼成王的故事（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死时，成王年幼，周公辅佐他治理天下，出现了“民和睦，颂声兴”的“成康之治”）。周公曾背着小成王临朝，会见诸侯继承大统。汉武帝让人根据这个故事，画了一张《周公负箕辅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他是想用图来暗示霍光将来要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来辅佐幼主弗陵。当汉武帝感觉自己去日不多时，又赐弗陵的母亲（即钩夫人）一死，以绝母后专权之患。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武帝病危于五柞宫。霍光流着眼泪问他：“皇上如有不测，由哪位皇子继位？”汉武帝说：“朕曾送你一幅画，难道你没明白画中的含意？”随后汉武帝接着说：“立少子，请你要像周公那样辅佐他。”同时，又下诏立弗陵为太子，加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碑为车骑将军，上官粱为左将军，共同接受遗诏来辅佐少主。御史大夫桑弘羊也一起受命。很快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春，武帝死于五柞宫，终年七十一岁。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碑、左将军上官粱等遵照武帝的遗诏，扶持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昭帝年仅八岁还太小不能管理政务，就由霍光来执管朝政，即“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
公元前87年，霍光接受汉武帝遗诏，担负起辅佐幼主、治理国家的重任，责任重大关系社稷，所以他工作更加勤恳谨慎，总害怕有闪失，日日夜夜都呆在宫中，不敢有丝毫懈怠，时时刻刻都在关注朝廷的安危。在他辅政的初期，有一天，宫中大臣议事的宫殿中突然发生怪异现象，众大臣都非常惊恐不安，他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就把掌管皇帝印玺的郎官召来，要郎官交出皇帝印玺由自己保管，防止有人盗用它变乱朝政。但是这位执掌印玺的郎官却也忠于职守，不愿把印玺交给霍光。当霍光想要夺取印玺时，这位郎官马上就很愤怒，按着剑柄说，你可以拿走我的头，但是印玺绝对不能交出去！
当时霍光虽然碰了钉子，遭到了反对，很生气，但是事后，霍光却对这位郎官忠于职守的精神很钦佩。这样忠于职守，舍生忘死的人，一定是国家需要的人才。霍光非常重视人才，因此，第二天就下令给这个郎官提升两级，并且增加了俸禄，得到了众大臣的赞许。他的这种不计较个人私怨、秉公办事、赏罚分明，一心为朝廷的精神，自然受到朝中众官员的敬佩，他在朝廷中的威望也随之提高。霍光的慧眼使他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在他一心为公的精神感召和鼓舞下，那些热爱工作、甘愿奉献的人才凝聚在他身边。正是由于他能够知人善任，团结了一大批政治素质较高的人才，这也是他的各项施政措施能够顺利推行的重要原因。
昭帝即位的第二年，辅政大臣、车骑将军金日碑病故。他有两个儿子叫金赏、金建，和汉昭帝经常在一起玩，有时还住在一起，是很熟的好朋友。汉昭帝看他们的父亲死了，因为关系很好就想徇私情，来特别照顾他们一下。昭帝就与霍光商量，金家现在只有两个兄弟，那就都加封他们为侯吧！但是，霍光坚持原则予以反对，因为他认为应该按祖上规矩办事，长子金赏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被加封为侯了，那次子金建就不能被加封为侯了。但是年幼的昭帝并没把霍光的话当回事，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想要封他们为侯，也就是一句话，因为自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霍光立即严肃地反驳说，无功者不能被加封为侯，这是高祖皇帝立下的规矩，皇上不应该轻易更改、变动！接着他又陈述了不能封金建为侯的道理，最后终于把汉昭帝说服了。霍光并对昭帝说：“百姓到了现在还在想念着汉文帝和汉景帝。是因为他们对待老百姓好。”他乘机教导昭帝要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皇帝，于是，汉昭帝也懂得了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好好地爱护老百姓的道理。
汉昭帝在霍光的辅佐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赋税，减少徭役，出现了国泰民安的景象。汉武帝一生，虽然功绩显赫，但是频繁发动战争，用兵过多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汉武帝为了打匈奴，通西域，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再加上他的喜欢讲排场，生活奢侈，还迷信神仙，连年大兴土木。许多年来，几乎花光用尽了文帝、景帝时候积累起来的钱财、粮食。为了敛钱，他重用残酷的官吏，增加税收和捐赋，甚至还卖官爵给有钱的人，而这些人做了官，当然更要变本加厉地搜刮老百姓，若遇到了水灾旱灾，老百姓被逼得无法生活，所以，各地方就有大批农民被迫起来反抗官府朝廷。
到了他在位的最后几年，他才决心停止用兵，与民休息，重视发展农业，并且提倡改良农具，改进耕种技术。他还亲自下地，做了耕种的样子，并且命令全国官吏都要鼓励农民增加生产。这样，国内才逐渐稳定下来。汉武帝得病死时，即位的汉昭帝年纪只有八岁。按照汉武帝死前的遗嘱，由大将军霍光来辅助他。霍光掌握了朝廷大权，在辅佐昭帝期间，帮助汉昭帝继续执行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税收，减少劳役。还采取了许多安抚百姓的措施：要各郡县推荐贤良的人才；要查办失职的官员；还要为受诬陷的人申冤；最重要的是要安抚孤独疾苦的贫民。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每当春耕时，霍光就派人到各地去查看生产情况，政府把种籽和粮食借给缺粮少籽的贫民。秋天还下诏：“春天借给贫民的种籽、粮食，不再收回了，今年的田租税也一概免了。”
昭帝多次下诏削减封建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百姓的田租、口钱和更赋，贫苦百姓看到这样的朝廷诏令后，不禁喜出望外地奔走相告，说：“又一个汉文帝来了。”百姓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由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佐朝政，使百姓得到的很多实惠，他的声望也随之增高，史称“百姓充实，西夷宾服”。
霍光的另一重要功绩在于“盐铁议”的创举。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闰十二月，霍光就派遣当时的廷尉王平等五人出行郡国，察访推举贤良，访问民间疾苦、冤难以及失业的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为召开盐铁会议做准备。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于首都长安，霍光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等人接入京城，由王朝出面召开了一次名为“盐铁议”的大型会议，参加会议有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作为官方的代表，还有各郡国的贤良文学唐生、万生等六十余人作为民间的代表，实际上是最高统治集团与大地主、大商人就盐铁政策进行对话的会议。众所周知，汉武帝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了盐铁官营、酒榷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它的实行，为汉朝政府广开了财源，增加了赋税的收入，朝廷才能够有了比较雄厚的财力和物力基础来支持长期的战争，从而不断拓宽了疆土，安定了边疆。这一经济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官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行，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却剥夺了中小地主和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出现了官吏“行奸卖平”，而“农民重苦，女红再税”的状况，以及“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的局面，使得中小地主和一般百姓日趋贫困。这样就加大了对人民的剥削，必然会导致百姓对朝廷的不满和不信任，加剧了社会矛盾，长期如此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所以，霍光虽然没有亲临会场，参与辩论，但他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的决心是很明确的，因为他看到人民的生活影响政局的稳定，关系到汉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会议围绕坚持还是罢废盐铁官营、均输问题展开的辩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包括对待匈奴和国内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的总评价，也是昭帝实施新的政策前的一次大讨论。
会议的主题是研讨汉武帝以来，盐铁专卖政策的利弊得失，实质上是想要通过沟通公私的分歧，来缓和社会矛盾。因为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政策的实施，直接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因而贤良、文学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一政策；而代表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这一政策给汉朝带来强盛为理由，坚决反对改变这一政策。因此，昭帝即位之初，霍光就围绕是否改变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与桑弘羊等人展开了斗争。在讨论中，涉及范围之广又远远超越了这个主题，就社会存在着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