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上来讲，在当今世界，除了中国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盛行的其他几种意识形态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任何国家中，历来作为政权合法性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意识形态虽然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些迥然的意识形态通过种种途径也为国人所了解，尤其是各自的政治思想对我们主导的意识形态影响不能低估。
从国内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不公问题逐渐凸显出来，针对这一系列现实的社会问题，以及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这个问题上，不同观点纷纷浮现，遂形成了三种不同价值与思想倾向的思想流派，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
“自由派右翼”的观点是，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一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如何改变？“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改革与开放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权威控制的效率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种种不合理现象会逐渐克服。该观点核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这一观点往往被其他派别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自由派左翼”的观点是，目前的社会不公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如何解决？“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级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新左派”的观点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导致了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主张是，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那么，就需要“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新左派”显现了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其观点对市场竞争所造成的无序化与两极分化，可能起到一种制衡作用，但同时，该思潮也显示了其较之前两者更为保守的倾向。
“自由派右翼”和“自由派左翼”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不同在于，前者强调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但二者都面临着不同困境，就前者而言，缺乏有效民主监督的权威，如何实现“权威的效率”？就后者而言，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主，又如何保证民主制衡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社会控制功能，亦即通过对人观念的控制，实现对人行为的控制，但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社会控制正从单纯的观念的控制进化为客观化和技术化的法律体系，然后利用法律体系来完成社会控制的职能，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
总之，当代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冲突性绝不仅仅流于舆论空间表层的“冲突性”，还有社会心理层面的社会态度对立，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冲突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
应该说，这一系列层面的冲突，在社会转型期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但潜伏的问题是，社会的凝聚力如果减弱，社会的稳定和向心力也必然随之减弱，由此不仅容易引发人们的信仰危机，而且也会引起人们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怀疑。因此，及时、有效地应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不仅意义深远，而且迫在眉睫。
第二节社会问题的权宜应对——舆论调控
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需要社会问题的治理，但对社会问题的治理方法和途径选择，往往与对社会问题的成因、特性的判定有关。具体来说，社会问题治理有三种类型：利益层面上——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制度层面上——公共政策的实施；理念层面上——舆论调控，当某一有争议的社会问题成为舆论客体之时，传媒予以适时、适度地报道，让这一问题呈现出其应有面目，进而促动社会问题的终极治理。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之下，舆论调控的发挥从来没有止息过，其具体手段也不拘一格，或明或暗，或隐性或显性，皆因舆论之于一个社会的凝聚力至关重要，它对保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引导大众意识和行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那么，面对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传统的舆论调控手段是否适宜？舆论调控面临的新问题又是什么？
一、舆论调控的前提：必要性和可能性
对于舆论调控的探讨，离不开对舆论调控的前提，即舆论调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探讨。就舆论调控的必要性而言，源于舆论自身的非理性/理性的分野，以及舆论自身的无机/有机性的分野；而就舆论调控的可能性而言，一方面是由舆论的表层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传媒营造的“虚拟世界”决定的。
（一）舆论调控的必要性
一方面，源于舆论自身的非理性/理性的分解。
舆论在形成、变化过程中，虽然会集中社会的理性，但不能不承认有非理性的成分、非合理性的成分。
因为舆论的主体——公众是一个数量相对比较多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体，不是简单的个别人、少数人。它的不同就在于，之所以能称之为公众，首先是“要具有问题相关性，也就是舆论问题相关所及的那些社会成员”。这也使公众成为针对某一问题的心理群体，而心理群体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与理性经济人不同的特点。法国心理学家勒庞极为精致地描述了这一集体心态，他认为，孤立的个体可能是理性的，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也可能是有教养的，谨言慎行的；但在这种“组织化的群体”中，个人的理性消失了，他表现得身不由己，要么狂热，要么残暴，要么英雄主义，要么受本能支配充满热情；此时，孤立的个人所具有的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似乎消失了，“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有时表现为赴汤蹈火，有时甚至是血腥暴行，其结果要么是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要么使文明倒退好几步。
虽然勒庞的断言有其局限性，但其对群体心理的非理性认识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他认为在“组织化的群体”中，存在“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事实上，这一洞见，与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1974年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假说有异曲同工之效。诺依曼认为，意见的表明和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就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情况相反时，就会屈于环境的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更进一步说，舆论的形成不单纯是社会公众的“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诸如人对孤独的恐惧、个人对强势意见的知觉以及公开表达的外部压力所导致的从众结果。
舆论在互动和整合的过程中会有两种可能的方向，要么是理性成分的扩大，要么是非理性成分的扩大。理性地面对社会问题，可以有助于社会问题的建设性解决，而舆论的非理性成分的扩大不仅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容易使非理性的意见累积为一触即发的社会行为，甚至恶性事件。
另一方面，源于舆论自身的无机/有机性的分野。
舆论作为公众意见，它体现了个体意见与社会群体意见的关系，体现着特殊和普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一个社会群体内的众多个体总是从各自的需要、利益出发对众多个体共同感兴趣的“普遍事务”发表意见，从表面上看，各种意见林林总总，有很大的杂乱性；另一方面，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里，任何一个看似孤立的个体意见总会与社会公众主体的需要、利益发生一定程度的联系，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着社会群体主体的意志和意见，而社会群体主体的意志和意见不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或者某种倾向性。
比如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丛生，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那么到底如何认识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舆论，社会问题的舆论动态到底对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挑战？环球舆情中心发布了于2010年7月18日—7月31日在七大城市进行的《中国社会稳定局势民众预期调查》，调查数据显示，88％的中国人认为未来10年社会将朝着稳定方向发展，46％的民众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满意；64％的人认为社会不公和官员腐败是未来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挑战。通过这一调查，人们对当前扑朔迷离的社会形势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即当前中国社会基本面，至少就城市来说是稳定的，但社会稳定本身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稳定的认识不仅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客观认知，事实上也是大家的普遍心理预期。
虽然说，舆论所呈现的无机性是舆论的常态，但一个民主社会的管理决策却决不是以无机的舆论为基础的，而是以有机的民意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在舆论的互动与整合的过程中，通过科学方法的考量，将杂乱无章的舆论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即有机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舆论方可为社会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总之，无论就舆论的理性/非理性特征，还是舆论的有机/无机特征，都显示了舆论作为一种评价性意见的变动不居特性，也同时显示了舆论之于社会问题正、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增强社会问题解决的某种预见性，对舆论的了解、把握和调控就成为社会管理的必要内容。
（二）舆论调控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由舆论的表层性决定的。
就舆论的本体——意见来说，它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表层意识。这种表层性一方面是指老百姓面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而不是深藏内心的一种想法，即所谓的公开性。另一层意思，是指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讲，舆论意见居于社会心理的最表层。社会心理三个层次的分解：深层的价值观、中层的社会态度、表层的具体意见。如果说从自身流变的角度来看，价值观作为深层的社会心理，其发展、变化得极其缓慢，如同固态的物质，其自身的变迁很难以时日、肉眼分辨；社会态度是个体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旦形成，具有相对持久性特征，如同液态的物质，流动着，却不甚活跃。相比较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具体意见就如同气态的物质，运动状态是最活跃的，随时都可能因为舆论客体——社会问题本身的发展发生偶然或必然的改变。
另一方面，是由传媒营造的“虚拟世界”决定的。
人们感官的有限性决定了人自身认识外部世界的局限性，但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又无形中令人们的自我感官得以扩张和延伸，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人们不仅接受以往感官可接触的物质世界，同时，也不知不觉中也接纳了传媒所营造的各种自身无法直接接触的“虚拟”世界，这一“虚拟世界”虽无法等同于完整的真实世界，但却是对真实世界的临摹。传媒对真实世界的临摹既包括一些事实性的信息，也包括评价性的意见，而每个人能够感觉社会上存在着某种舆论，除了人际传播的因素之外，主要是通过接触大众媒介的文字、声像或多媒体传播的内容，而被告知的。
在舆论形成过程中，正由于在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和人们关注的话题之间，插入了一个巨大的中介因素——大众传播媒介，较大范围内舆论的产生和消失，往往是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和设置话题的结果。正由于传媒对舆论影响的程度，也提供了舆论调控的可能性，即通过传媒的调控，实现舆论的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