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提出自己有咽喉炎。这个办法其实一点也不高明，因为用嗓子工作的人，大都有这种毛病。领导让我去指定的医院检查。那位女医生的年纪比我稍大一点，我很坦诚地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她。想不到她竟然理解了我，给我开了一纸医生证明。她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的声带质量非常好，有这么棒的声带为什么不学声乐呢？当然我理解你对自己专业的热爱。我也是一个热爱自己专业的人，如果不让我当医生，就像要了我的命一样。”但是这张医生证明并没有如我所设想的那样“蒙骗”领导。他们对我说，因为老用嗓子，干这行的差不多都有咽喉炎，“组织上可以给你治”。现在想来，他们对我真是仁至义尽，可是当时的我，用一句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领导决定再让我录一次音，请他们特别信任的一个人监听。为了请他们“放”我，在这次录音时，我特地把声音压低，并用压迫会咽软骨和收缩鼻翼的方法使声音变得哑一点，改变了自己原有的音色，稿子也不好好念。这样恶作剧的结果是，有关领导终于同意让我离开。我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我如此做的结果却深深地伤害了一位我尊敬的人。
这位人士就是我的前辈马尔芳女士。她是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创始人，她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她是一位聪明、美丽、正直的领导者，又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和幸福的母亲。当时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的组长之一。后来，当她也来到了广播学院，奉梅益先生之命创办播音专业的时候，又与我成了同一个系里的同事。有一次，她只含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第二次录音时是成心不好好念。可惜我当时不在组里。要是在，我一定指出你的恶作剧来。你知道我们为了要你，费了多大的劲吗？”她指的是中央广播总局与大学和教育部之间的诸种人事关系，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几乎等于白痴，但我明白，马老师一定为我费了很多精力。她为的是什么？她与我过去素不相识，她完全是为了工作。她是一个很有眼力的人，许多优秀的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都是她挑选来的，而我的恶作剧却可能使个别人对她的判断力产生怀疑，这是我对不起她的地方。多年之后，我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在我前去探望她时，与她谈起这段往事，我对她说：“马老师，在这件事上，我很对不起您。”她却很大度地说：“我后来理解你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士，在“十年浩劫”期间，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一个心术不正的坏人，利用这一不正常的时机，造了许多侮辱她人格的谣言，挑唆不明真相的学生打骂她，她几乎丧命。后来，林彪的所谓“一号通令”下达，马老师和我都被迫离开北京，到黄泛区的腹地劳动改造，我们终于能够坦诚交心，成为忘年交。现在，她已经接近耄耋之年，我衷心地祝愿她和她的丈夫汪小为先生（“十年浩劫”前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新时期的第一任北京电视台台长）健康长寿。
（原载《传记文学》月刊2002年9月号，被收入《2002年度中国最佳传记文学》一书，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回眸
——“文革”纪实一、反常的春天
1966年的春天，像往年的春天一样，终于迟迟地又突然地来了。北京的冬天实在漫长，常常能够听得见北风呼啸，常常能够看得见飞沙走石。在那漫漫的冬日里，我们总是盼望着春天早些来临。终于又洒满了和暖的阳光，终于又看见轻柔的、白色的柳絮在身前身后飞舞，终于又能够穿起长裙，把彩色的绸结系在自己的发辫上。春天来了是多么好啊，它就像青春本身一样美丽。
就在这样的一个好容易盼来的春日的早晨，忽然从邻居的收音机里传来了吵闹的、声色俱厉的声音。因为在我们所住的这套单元的四个房间里，住着四个家庭四对年轻的夫妻，四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走廊，所以只要一家打开收音机，其他的三家都能听得见。
播音员仿佛是在念一篇很重要的报纸社论。后来才知道，这篇非常吓人的社论叫做“五·一六通知”；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仅仅是开始，以后凡是需要发表什么“最高指示”或是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收音机里都会传来吵闹的、声色俱厉的声音。
噪音到处都是。窗外常常传来声嘶力竭的口号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打倒地富反坏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等等。
偶尔走到大街上，你会看见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在忙着粉刷，把原来的白色的、灰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种种颜色的墙壁和门窗，都一律改漆成了大红色，有人美其名曰“红海洋”，可是让你觉得格外刺目。
老北京的街道名称，那些经历了几百年，被无数人民大众用智慧凝聚而成的很有风格的名字，一夜之间，就被走上街头的“红卫兵”们改了名，并且“勒令”派出所改变路牌，东西长安街变成了“东方红大道”，东西交民巷变成了“反修大道”，具备着浓郁的老北京风格的许多胡同，通通变成了“革命胡同”、“红色造反胡同”、“遵义胡同”、“井冈山胡同”、“延安胡同”，等等。让人无法找到要去的地方。
胡同里和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大标语和大字报，这些大标语和大字报的内容，当然都是“打倒”谁谁谁，“揪出”谁谁谁，“横扫”谁谁谁之类。这种“横扫一切”的劲头，还越出了国境线，连当时所谓的“苏修头目”，也逃不脱被中国的“红卫兵”“揪出”的命运，在最繁华的西长安街上，就出现了“火烧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这样的充满了野蛮念头与血腥味儿的大标语，它们让人默默地记起了清末革命家徐锡麟英勇就义后，他的心肝被安徽巡抚恩铭的卫队挖出来炒食的历史典故，这是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指出过的。
走进自己教书的校园，刚好碰见操场上堆满了乱哄哄的人群，人群中间摆着一张学生课桌，课桌上面站着袁方女士，她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前辈，她当时是党委宣传部长，哲学副教授，她的丈夫冯定先生是北京大学的荣誉教授。此时，她的头发已被“造反派”剃成了“阴阳头”。所谓“阴阳头”，就是把左半脑的头发剃光，而把右半脑的头发留着。造反派们正用污秽的语言辱骂她，其中有一个剃光头的家伙（几年之后发现他有神经病）则一边骂街，一边用红色的墨水和蓝色的墨水，发疯似地泼洒到她雪白的衬衫上。她静默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像一尊雕像，任凭她曾经教导过的学生们侮辱她，始终咬紧牙关。我和我的一位同事感到气愤，但是迫于当时那种恐怖的气氛，并不敢挺身而出保护她。因为我和我的这位同事都是读书人家出身，不是当时走红的“红五类”，没有资格戴“红卫兵”袖章，假如出头保护这位副教授，就会立即被戴上“敌视革命行动”的帽子，而同样地被人家剃成“阴阳头”。
二、难忘的夏天
这一年的八月十八日，几百万“红卫兵”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涌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最高统帅”和“副统帅”都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只有敬爱的周总理还穿着银灰色的中山装。台下的几百万红卫兵也都穿上了草绿色的军装。
这些刚刚成年的，或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正处在一种需要英雄崇拜的年龄段里，他们不满现状，但是抱着理想主义的世界观，他们从小就被教育着对共产主义抱有朦胧的期待，而实际上他们却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原理知之甚少，他们只知道站在台上检阅他们的那个人是全国的也是他们自己的“大救星”，于是他们便怀着未成年男女或刚成年男女所特有的那种狂热心理，疯狂地崇拜着那个人，他们不曾读过很多书，于是便把那本“小红书”视为心中的圣经，他们崇拜这本书中的思想，尤其是崇拜写了这本书的那个人，狂热和盲从，就成了当时接受检阅的这些人的共同的性格特征。
就是在这一天，“最高统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位“红卫兵”代表，让她改名字，把“文质彬彬”的“彬彬”改成“要武”，让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要武”。
之后，“旗手”江青就率领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杀进了大学校园。北京大学和我教书的大学，都被说成是“池浅王八多”的地方，据说这五个字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最高指标”。
当时风靡的指示还有：“读书愈多愈反动”，“停课闹革命”，等等，于是用现在流行的词语来说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少男少女们，就呼啦啦一下子涌上了街头，造反了。所有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大学，都不再上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外语等等一切知识型的课程都被停掉，学生们和老师们随手携带的教科书只有一本，就是“小红书”。
不知道是哪一位同事，从什么样的地方，拿来了各种各样的油印小报，那上面登载的，都是令人十分震惊的消息。一个住在大杂院里的普通市民，被一伙过去并不认识他的红卫兵们揪斗殴打，指斥他是“逃亡地主”，他因为不堪受辱，而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了。他大概至死都不知道是哪一个熟人假手红卫兵陷害了他。一位中学老教师，被她教过的一个劣等生打瞎了一只眼睛，“革命造反派”“勒令”她“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革命活动”，不许口出怨言，而且要正常上班，接受“革命小将”的监督。
我们尊敬的著名作家、我读书时我们系里的名誉教授、给我们上过课的老舍先生，投湖自尽，不过当时这个消息油印小报上没有，只是朋友之间在悄悄传说。我们尊敬的另一位教授，绰号“活字典”的训诂学权威刘盼遂先生，也在家里自溺身亡，因为他最宝贵的财产是藏书，而这些珍贵的善本却突然被通天的造反派们抄走，据说“中央文革”里面的一个所谓“历史学家”看中了他的书。
在我教书的学校里，一个胆小怕事的青年教师跳楼自杀了，因为造反派曾经吓唬过他。老院长左荧先生被戴上了纸糊成的尖帽子。一位优秀毕业生，仅只是因为“文革”前给邓拓先生写过一封信，就被姚文元公开批判，从中央某部清洗，发配回他的家乡农村接受改造。我们人人自危，谨言慎行，仅仅是因为年轻，才没有被扫入“牛鬼蛇神”的队伍。
可是别急，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日的早晨，革命也革到我这个小人物的头上来了。一张很大的大字报，赫然地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上面写着很大的字，字迹潦草难看得不敢恭维，上面指名道姓地说我是“封资修的残渣余孽”，大字报的署名者是我曾经上过课的一个劣等生，他现在已经不是某系某班的学生，而是“延安革命分队”了。由于困惑自己何以成了“余孽”，就上街走走。我想，我的“罪行”仅仅是在课堂上公开地赞颂了中外大师的文学名著，何以就成为“封资修”的“残渣余孽”了呢？我在大学里读过一年逻辑学，那是我们的必修课，可是我想遍了逻辑学的多种原理，怎么就是解释不通他们加给我的帽子与我的所做所为之间的必然联系呢？
我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就登上了一趟公共汽车，想去散散心。可是还没等我坐稳，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就冲着我奔了过来，用她细小的食指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是什么出身？”
这种来势十分突然，我讷讷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个小女孩就继续说道：
“问你是什么出身？你为什么留着资产阶级的长辫子？”说着，她就从她的书包里拿出来了一把剪子，继续说：
“你剪不剪？不剪我们‘红小兵’给你剪！”
我看着她左臂上佩戴着的“红小兵”袖章，再看看她手中拿着的那把大剪子，回想起油印小报上登载的，穿着瘦腿裤子或者连衣裙的漂亮女孩子，被当街剪掉衣裤的消息，立即觉得头皮发紧，赶快回答：
“我剪！我下车后回家就剪！”
这个小姑娘看见我态度较好，才把她的剪子放回书包里去了。
我回到家里，就忍痛将我的好看的发辫剪去，剪成了不男不女的齐耳短发。从此，我的青春时代也就随着剪去的发辫而提前结束了。
我又想起了那个让我剪辫子的小姑娘，在她的如春花季，她的书包里不装书本而装剪子，等到将来长大成人之后，她会不会后悔浪费了宝贵年华呢？现在她该是四十三四岁的中年人了，她有能力对经历过的历史进行严肃的反思吗？
不过，比起我以后经历的事情来，被大字报点名和被迫剪辫子，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序曲罢了，不足为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