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的国民普遍享受着来自国家的福利，安定，归属感十足。“欲安其家，必先安于国。”如果想建立个人幸福的小家，必须先让国家安定、繁荣。如果没有大环境的安定，和谐的秩序，即使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也很难感受到幸福。
“优秀的总统”能让我们的幸福更加牢靠
2004年，《福布斯》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谁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总统？
在美国前总统里根去世后，这一原本没有定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美国人争论的焦点。最后，曾经历过性丑闻的克林顿荣登榜首。
为何克林顿会被评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总统呢？原因很简单，克林顿很懂经济。美国政府一向以财政赤字闻名，而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财政赤字却转为盈余。
克林顿入主白宫的8年内（1993～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年均增涨3.5%。这个数据要高于卡特和里根两人在任时的水平，只是稍逊于肯尼迪和约翰逊在任时的表现（20世纪60年代美国腾飞）。
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的就业形势一片大好，新增的就业机会远高于除卡特外的任何一位二战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很会把握时机，他在美国人均收入涨幅停滞多年，刚刚出现上升势头的时候，适时提出增税，使联邦政府的收入出现大规模的盈余。
最终，克林顿凭着一个规模最小的政府机构，实现了自约翰逊时期以来美国GDP最强劲的涨幅，也使美国政府自杜鲁门以来，首次真正出现了财政盈余的局面。
美国人之所以将克林顿评为最优秀的总统，根源还在于美国国民感受到的幸福感。美国的繁荣，经济的强势发展，给了美国国民更多的财富。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幸福，但财富仍起决定作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财富的增加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
从美国回到我们国家，国家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幸福感会更加真切。
2004年10月1日的《长沙晚报》中，有这样一篇文章：
55年前，如果长沙的普通市民说，今后要购买小汽车，那么，周围的人肯定会讥笑他是“白日做梦”。但是，现在这个许多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已变成了现实。在解放初期，长沙只有几台用木炭做燃料的公共汽车，市民外出一般“以步当车”。随后，自行车很快普及，摩托车也进入不少家庭。而到2004年，普通市民购买私家汽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与此同时，新老“三大件”的更替更证明了国家繁荣带来的变化：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然后是8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再后来是90年代以“大屏幕彩电、热水器、电话”为标志的三大件。到了2004年，已经进入到“汽车、电脑、住房”为代表的“新三大件”时期。
1949年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成立。那时，长沙人均产值只有89元，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131元，农村居民仅有41元，平均每人一年用于购买消费品的开支不到30元。“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是当时城乡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55年过去了，长沙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长沙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933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6倍多。2004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突破万元大关，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3647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近90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整体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当时长沙市民只求温饱，幸福程度普遍很低。而在改革开发之后，国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不仅能够满足市民们的物质需求，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得以实现。这个时候，长沙市民的幸福感大幅增加。
国家繁荣，财富或GDP是整个社会幸福程度提高的基础。有了更多的GDP，人民才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物质与文化享受，更好的教育与医疗，有了这些我们的生活才称得上幸福快乐。
虽然在国家财富增加的同时，会伴随着环境污染等问题，但也只有财富增加了才能有效治理环境。比较一下穷国与富国的环境，哪个更好？财富的增加也可能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但富国穷人的生活条件也比穷国富人强。有了财富才能讲分配，连财富都没有，讲收入平等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何时，发展经济增加财富，都是国家的根本。
对于任何人来说，收入或财富都是其幸福的基础。人们财富增加了，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幸福感会提升。而国家的财富增长，会带动整个国民收入的增加，有了坚实的财富基础，幸福才会更加牢靠。
一个国度对经济学的态度是幸福的来源
富人和穷人是一对邻居，富人看穷人很可怜，决定帮穷人一把。富人从自家牵了一头牛送给穷人，并告诉穷人：“好好把牛养着，到了明年春天，我再送你些种子。你把种子种下去，秋天就可以收获了。”
穷人很感激富人，开始认真养牛，他整天憧憬着明年秋天的大丰收。可是，牛养了一段时间后，穷人有些不耐烦了，整体伺候牛吃喝，自己的日子过得没有以前轻松。
穷人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决定先把牛卖了，再去买几只羊。买回来五六只羊后，穷人决定先杀一只羊，犒劳犒劳自己，然后再让剩下的羊生小羊卖钱。于是，穷人就先杀了一只羊，美美地吃了一顿。
过了一段时间，穷人养羊也养烦了，又想吃肉。他陆续杀了好几只羊，最后只剩下一只羊了。穷人想想羊是没法再养了，干脆卖掉最后一只羊，去买几只鸡。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穷人老毛病又犯了，他开始一只接一只地杀鸡。
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年春天，穷人只剩下最后一只鸡了。生活越来越困难，穷人把心一横，干脆连最后一只鸡也给杀了。这时候，富人正好来给他送种子。看到穷人正在吃鸡，富人问穷人：“牛哪去呢？”穷人含含糊糊解释了半天，富人弄明白后，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穷人继续过着他的穷日子，最后活活饿死在家中。
穷人与富人间的区别，在于对财富的不同态度。富人懂得如何利用资源增长财富，而穷人缺乏理财的头脑，对于经济学没有准确认识，最后落得个悲惨下场。
对经济学不了解，不仅会让个人身处困境，对于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是一场灾难。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沃特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不了解经济繁荣根源的人很容易作出损害自己和国家的决策，一个经济学文盲的国度是不会长久繁荣的。”
个人不懂市场经济可能只会损害个人利益，无碍大局，但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不懂市场经济则危害极大。因为不合理的政策，不仅会妨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
1984年巴西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外国计算机进口，其目的是对处于初级阶段的巴西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提供保护。这个法令得到了严格有效的执行，不过，法令执行的最终结果却令人惊讶。
巴西生产的计算机，在技术上比世界水平落后了许多年，消费者却需要支付2～3倍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项法令使巴西消费者每年要多付出9亿美元的代价。同时，由于巴西的计算机价格太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巴西的众多计算机公司无法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产品获得经济效益。
计算机的高价极大地损害了巴西的经济，1990年巴西经济部长卡多索·德·麦罗不得不承认：“由于这一不理智的爱国主义，我们变得更加落后，计算机产业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巴西其他产业的现代化。”
1992年，巴西政府正式宣布取消计算机进口禁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商场中便摆满了各种进口的电脑。巴西本国的计算机研究水平也得到直线上升，很多计算机公司开始从计算机改革中获益。
巴西政府最初的禁令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市场的，一味闭关锁国是不懂经济的表现。在没有外来竞争对手的环境下，巴西的计算机产品能够得以生存，但缺乏竞争力，而且与整个世界的经济市场脱轨，最终只会面临被淘汰的尴尬境地。计算机禁令让巴西吃了大亏，巴西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经济学的运用不仅在科技领域适用，即使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也有巨大效用。在非洲一些国家，偷猎者们为了取得象牙而大肆捕杀大象，大象到了频临灭绝的境地。
为了对付偷猎者，部分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已经把猎杀大象并出售象牙视为违法行为。但这些法律一直很难得到执行，偷猎行为仍在发生，大象在继续减少。
而另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则采取另外的方式。他们通过法律允许人们捕杀大象，但只能捕杀作为自己财产的大象，这样一来大象便成为私人物品。人们有了保护自己土地上大象的激励了，结果在这些国家，大象的数量开始增加，在南非甚至出现了大象猛增的情况。
非洲国家制定的不同法律，其根源在于对经济学的掌握程度。大象之所以被猎杀，是因为象牙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并不是所有具有商业价值的动物都面临着这种威胁。比如黄牛，作为有价值的食物来源，没有人会担心黄牛灭绝。这是因为对牛肉的大量需求，使人们大量饲养黄牛，从而保证了这种动物的繁衍延续。
为什么象牙的商业价值会威胁到大象的生存，而牛肉的商业价值却保证了黄牛的繁衍呢？这时候，经济学帮助我们找到了答案。因为大象是公共资源，而黄牛是私人产品。
大象遍布在非洲的热带草原中，不属于任何人，每个偷猎者都会尽可能多地猎杀它们，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偷猎者人数众多，每个偷猎者都想获得别人没有的利益，大象就会被疯狂地猎杀。而黄牛是私人放养的，每个养牛人都会维持自己牛群的动力，因为他能从养牛中得到收益。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实行南非等国的法律制度，将大象私有化。在这样的制度刺激下，大象的灭绝得到了有效控制。
国家对经济学的不同理解，会伴随着不同政策的出现。无论何种政策，都会给经济带来一定影响。对经济的正确把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出现；而对经济的错误认识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学，只会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给国家带来灾难。两种对经济学的不同认知，也直接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来源。
经济发展的七个条件
18世纪时，亚当·斯密发现，在同样的技术背景下，有些国家的经济总是在快速增长中，而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却停滞不前，甚至还出现了倒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经济学家们在亚当·斯密提出的问题下，经过不断研究，慢慢找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七个条件。
首先，法律体系是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条件。法律体系的存在，为财产的保护和契约的履行提供了基础保证。
市场交易过程中会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法律体系能够保证协议与契约的公平履行，这有助于扩大交易数量，从而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
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是法律体系的第一个作用，它的另一个作用则是保护产权。贸易取决于产权，有保障的产权才能带动经济的繁荣。有效的法律体系能够让产权更加明晰，从而使经济能够运作顺畅。
资本的有效形成和贸易产生的收益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完善有效的法律体系能够保证两者的存在。所以，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体系。
经济进步的第二个条件是竞争市场的存在。竞争有利于促进产业效率的持续提高，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并能促进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