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利的第二个要义是建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思想。互利是一种贸易或者交换，是平时人们之间的交往基础。人们同意一桩交易是因为他们期望增加收入。这种动机可以归结为：“如果你做了对我有利的事，那么我也会做对你有利的事。”
人们交往的动机在于使社会了解自己，承认自己，同时获得个体所需要的利益，交往所追求的目的就是维持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利关系。交往双方若在满足对方需要的同时，也得到对方的报答，人际关系就能继续发展，若交往只想获得而不给予，人际关系就会中断。互利性越高，交往双方的关系就越稳定、越密切，反之，交往双方就疏远。
前文已经说过，幸福是在与人交往中产生的。《鲁宾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宾孙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他的生活应该毫无幸福可言，因为他吃鱼或吃菜根都难以找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来进行比较。如果他能感到幸福，是因为他在与以前的正常生活作比较；如果读者觉得他幸福，是读者在拿他的生活和自己作比较。我们只有生活在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中，才会产生幸福或者不幸福的感觉。
互利正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缔结社会关系，所以，它是幸福之源。
比较优势是幸福的养料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的比较心理。有一首打油诗这样写道：他人开宝马，我独骑单车，回顾拉车人，顿觉好一些。这位骑单车者，见有人开着宝马名车从身边威风而过，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当他回头看到身后还有拉车卖煤球的人，心里顿时觉得豁然开朗。环境并无变化，前后心境却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他把自己同不同的人作了比较。
与人比较，有人因此感到幸福，有人却痛苦。由此可以引出一个概念：主观幸福感。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它是一种主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它是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主要由情感平衡和生活满意度这两大部分构成。
情感平衡是指与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相比较，占相对优势的愉快体验，是个体对生活的一个总体，概括评价。情感平衡包含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但这两个维度并不具有必然的相关性，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变量。一般而言，当一个人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时，就会感到幸福，反之，则不幸福。
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的综合判断，作为认知因素，它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衡量主观幸福感更有效的指标。生活满意度包括职业满意度，婚姻满意度，事业满意度。尽管健康、金钱、地位等外在客观条件对幸福感会产生影响，但它们并不是幸福感的内在和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满意度越高的人，越容易获得幸福。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源于收入对幸福边际效用的作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赖恩的研究表明，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同样的现象在法国、英国等经济发展较快的欧美发达国家也有发生：上述这些国家中，最近的十几年间，精神抑郁的人数与年俱增，差不多占了总人口的11%。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非洲国家，此比例仅为7%左右。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赖恩只能说收入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对幸福的作用开始下降。他给出的结论是，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体现了边际效应，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层次之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但是随着收入变动对生活质量变动的影响减弱，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
当收入对幸福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主观认知对幸福感的影响，希望能从心理的主观方面来解释幸福问题。195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首次提出了“社会比较”这一概念。这个概念表达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评价自己的能力时，往往不是根据纯粹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通过与周围其他人的比较来获得。
随着研究的深入，费斯廷格发现，为了使这种比较更为精确和真实，人们一般都喜欢拿与自己的资源条件相同或接近的人作比较。比如，有一位青年教师，整天为自己不足千元的工资而自怨自艾。突然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某些贫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还不足三百元，顿时觉得生活给予自己的并不比别人少，自己理应感到幸福。从此，心情豁然开朗。
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时常为管不住淘气的儿子而感到痛苦。有一天她带着8岁的儿子在小区旁边的公园里玩耍，一位瘦弱的母亲牵着一个10岁左右的脑瘫孩子从她们身边经过。那孩子走路时总是踮起脚，一只手卷缩着，在经过公园大门前的台阶时，孩子差点摔倒，那位妈妈很吃力地把他扶稳。看着他们渐渐远去，这位母亲再看看自己的儿子飞快地奔跑，好像永不疲倦，心里顿时生出幸福感。
唐骏作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身价十亿，在职场上打拼的白领们千千万万，很多人的月薪不足五千，几乎很少有人拿自己的工资与唐骏作比较。很多人会认为这种比较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更愿意与那些社会上与自己地位、职业、年龄、背景相同的人作比较。费斯廷格认为，人们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社会比较的驱动力就越强。因为相似的人可以提供更多可供参考的信息，所以，这种比较才为众人所乐衷。
社会比较的结果是，有人发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而心生怨气，有人发现自己超过了别人而心生优越。所以，有人说幸福隐藏于社会比较之中。经济学上的相对效用假说支持了这种观点。所谓相对效用假说，就是说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与同层次其他人生活状况的比较，而不是其实际生活水平的高低，即相对于同自己联系最密切的人而言，一个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则幸福感越强烈。这种攀比心理被称为“向邻居们看齐”。
解释相对效用假说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富翁和一个乞丐同时获得100元钱，这笔钱对富翁来说微不足道，甚至还不够买一包香烟，效用很小；但对乞丐而言，就大不相同了，这名乞丐可以因此而幸福地生活一个星期。相对效用假说揭示了城里人为什么苦恼：周围人群收入消费差距巨大，身边富有者比比皆是，这种来自比较的压力使他们对生活毫无满足感。
在经济学家眼里，他们并不歧视比较，反而找到了比较的正向作用。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后人称为“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
缩小到每个人的生活领域，每个人都应该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创造更大价值。2006年超级女声的比赛已经进入全国总决赛的阶段，五强选手产生。很多人在欣赏之余，一直在寻找她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因为单从歌唱实力来看，她们并不是绝对优于那些已经被淘汰的选手，有人甚至对厉娜﹑刘力扬的唱功颇有微词。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她们很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特质，从而牢牢抓住了评委和观众的眼球。
厉娜性格内敛而蕴涵着极大张力，腼腆中透着优雅，这种独特魅力是她一路过关斩将最锋利的武器；刘力扬帅气干净的中性形象，豪爽而又悠扬的嗓音，是她傲然挺立于舞台之上的坚强后盾。而其他三位也无一不是个性鲜明，气质独特。联想到2005年超级女声的三强选手李宇春和周笔畅：李宇春的歌声并非无可挑剔，最后之所以成为冠军是因为她的舞台魅力令其他人望尘莫及；周笔畅的舞台表现一般，但嗓音如同天籁，观众为之震撼。她们都是以其自身某一处不可复制的优势战胜了所有对手，从而获得成功。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说：对于你不太擅长的领域，尽量避免花费力气，因为要从“不太胜任”进步到“马马虎虎”，其中所花费的力气和工夫，要远多于从“一流表现”提升到“卓越优秀”。比较优势告诉我们，专长创造价值。当我们创造比别人更大的价值时，我们就会产生优越感，进而产生幸福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幸福既隐藏在比较之中，比较优势又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