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让叶剑英读这首词来看，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接班人问题。当时，林彪叛党后已自我爆炸；选王洪文进中央工作后发现他能力不行；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虽然是重用邓小平，但看到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过“左”的东西，毛泽东也不想把权力交给邓小平。这样，到毛泽东身体已经不行时，实际上，接班人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使他担心在他身后会出现“战未休”的危险局面。
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有一个“孙仲谋”那样的人物，即有一个可以放心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须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接班人。如同孙仲谋那样，既继承父兄基业，又有王者之能力，尽管在动荡的环境中，也能够发展这个基业。
毛泽东之所以担心“文革”被否定，不仅是因为邓小平的态度，也是因为当时党和人民的政治倾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九个年头，结果如何？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紊乱、暴力事件频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个现实，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在思索。经过思索，人们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毛泽东所估计和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动乱不休，纷争不已。人们开始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及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通过整顿，全国能够安定下来，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后来概括说：“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看到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这两种态度的毛泽东，在晚年特别担心在他身后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一句话，他怕出现“反复”。
毛泽东当时已经感到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整顿，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情，使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怀疑。但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久经历练的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时，邓小平专注于实际工作，从来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那一套，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怀疑，不放心。这种怀疑最终导致了1976年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
三、一次引起政治风波的“谈话记录”
1975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做了一次眼睛白内障手术。术后，他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东西，而这只眼睛也不太好。鉴于此，中央办公厅决定：为了保护毛泽东的视力，除了重要的文件让毛泽东亲自阅读外，其余的都由工作人员念给毛泽东听，即“代读”。报纸、文件、一般的书，工作人员可以给毛泽东念，但对于古典文学书籍，不太懂得古典文学的工作人员就读不了了，因为书中有许多古汉语。工作人员提出，可否从大学中找一个懂得古典文学的人来为毛泽东“代读”，这样就可以在毛泽东阅读文件之后，帮助他读一些古典文学着作，调节一下。经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同意，中央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古典文学的教师——芦荻来帮毛泽东读古典文学书籍。于是，芦荻走近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芦荻就对她说明白了，他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这样，从1975年7月下旬开始，芦荻开始为毛泽东读书。
芦荻不光是帮助毛泽东读一本书，而是帮助毛泽东读包括《水浒传》在内的不少书。芦荻曾经回忆她帮助毛泽东读书的情形时说：“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当时，芦荻对古典文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不甚清楚，就想请教毛泽东。事先，她曾问过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玉凤说：“那是可以的，但要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高兴的时候就问，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要问。”那时，毛泽东手术后恢复较好，心情也较好一些，芦荻见毛泽东心情好，就于1975年8月13日向毛泽东请教了几部古典文学着作中的问题。
毛泽东先是讲了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又讲了对《红楼梦》的评价，然后谈到了对《水浒传》的评价。张玉凤问毛泽东：“主席，19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传》时，主席就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毛泽东回答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术界对《水浒传》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约写一篇批判《水浒传》的文章时，却批判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芦荻自己也听到了这个说法，但她不相信，因为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的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后来也没有发表。后来听说毛泽东有个讲话，其中提到《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此芦荻便想找个机会向毛泽东请教这个问题。
这天毛泽东鼓励她提问题。这时芦获就问道：“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这时，坐在一旁的张玉凤也插话说：“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
于是，芦获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
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的一大段议论。
芦荻的笔，沙沙地做记录，记下了毛泽东的话。
后来，芦荻这么回忆：
“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传》的评论，称赞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传》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和大量发行的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
毛泽东说，应该出全本——百回本，叫出版部门印行。他说，印行百回本，让读者了解故事的始末，了解全貌，知道梁山好汉们怎样兴而又怎样败，还其本来面目，让读者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芦荻忙于记录。她觉得毛泽东的见解，颇为深刻。她只是从学术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张玉凤毕竟是秘书，她从秘书的角度考虑问题。她以为，毛泽东的话就是指示。毛泽东说要印百回本，那就应当加以执行、贯彻。于是，她问毛泽东：“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传》印出来？”
毛泽东答道：“好。”
这时，张玉凤便对芦荻说：“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从未起草过文件之类，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写下他的这么一段话：“《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毛泽东补充道：“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芦荻遵嘱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送给张玉凤。
这时毛泽东说：“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毛泽东的那两句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毕，微微颔首。
芦荻站了起来，告退。
毛泽东朝她挥了挥手，道：“好，再见！”
芦荻准备离开时，张玉凤却叫住她，说：“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便到了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书桌前。一会儿，张玉凤进来了。她对芦荻说：“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传》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传》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传》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于是，芦荻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很快整理出了刚才的谈话记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这些谈话内容，只是芦荻、张玉凤与毛泽东谈古典文学的笔记，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
毛泽东读书，谈论书，向来不是纯文学的，他总是联系实际的，总是有所指的。他在这一番谈话中，透露出了他内心的隐忧，即担心中国出现“反复”，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认为，那就是“投降”了。他所说的“招安”“投降”，都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提出印《水浒传》的三种版本，就是为了宣传他的这一想法——防止出现“反复”。
芦荻也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十分重要，但她是从古典文学角度，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重视研究古典文学着作有价值。谈话之后，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一句句整理出来，交给张玉凤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
由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传》，因此，毛泽东把这份记录稿交给汪东兴，要汪东兴交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1975年8月14日，汪东兴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稿交给了姚文元。
从这一天开始，路线斗争又被摆上台面，“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这是芦荻、张玉凤完全没能预料到的。
第六节《水浒传》与“文革”末期的政治风云
一、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
邓小平于1975年1月复出之后，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教、卫生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一改之前混乱的局面。
这个时期也相对比较安定。自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四人帮”后，“四人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江青不再出头露面了，张春桥不再发指示了，王洪文干脆去打鸟、钓鱼了，姚文元也不再直接安排人写批判文章了。到了7月份，邓小平对文艺工作的调整启动后，“四人帮”感到形势越来越被动。
而在他们四个人中，数姚文元最收敛。因为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批的，就是姚文元搞的“以反经验主义为主”，由此引起的话头。毛泽东当时说，我要做自我批评呢，我对春桥的文章没有看仔细，放过了“以反经验主义为主”这句错误的话。毛泽东的讲话，明显表示了对姚文元的不满，这一点，姚文元是清楚的，政治局也是清楚的，姚文元由此感到很不舒服。他“韬晦”了很长时间，甚至连一些应该他参加的会议也借故推掉了。
1975年8月14日，汪东兴传来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谈话记录稿后，姚文元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可乘之机。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聪明的姚文元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记录中，看到了毛泽东内心所包含的隐忧，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反对“投降派”、“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语，正是他们可以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炮弹，反击邓小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