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报纸曾说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陆方面到了‘外国’一致对外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印象深刻”。大陆海协会与其驻新使馆，感觉上是合作无间，台方代表处在“幕后”全力协助，却处处强调民间，似仍有“难言之隐”。这恐怕也不摆平。
难为了，海基会和他背后的“陆委会”官员们！呵呵！
4月23日下午，唐树备与邱进益开始第二阶段预备性磋商，地点在海皇大厦第26层会议室。
磋商结束后，唐树备和邱进益分别下到4层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第一天磋商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双方是分别举行记者会，没有按台方希望的“国际礼仪”同时举行。这可能怕摆不平，因为届时多数媒体的焦点恐怕会更倾向唐树备。
唐树备很高兴，面带笑容说：“下午的磋商很顺利，气氛很好。”
唐树备正式宣布，双方敲定，“汪辜会谈”将在27日上午10点在海皇大厦正式举行。
唐树备还特别介绍说，双方谈到了两会在未来交流制度化后的会谈问题，并且也获得了结论。即董事长及会长原则上一年会面一次，副董事长及副会长半年一次，副秘书长及处长级人员每三个月一次。为求方便，这些机制化的会面或会谈，将不再在第三地点举行，而是轮流在两岸举行。至于高层人士之会面，仍不排除在第三地举行的可能性。
邱进益也很兴奋，在记者招待会上以“气氛良好”概括下午的磋商，他谈的其他内容与唐树备大同小异。
24日上午，海协会咨询部副主任周宁与海基会法律处处长许惠佑，就在此前在北京达成的八点共识进行进一步讨论。
当天下午，唐树备与邱进益及两会人员，就“汪辜会谈”共同文件内容和名称进行不公开的磋商。
会后，唐树备对记者表示，他和邱进益希望能在26日前，也就是辜振甫和汪道涵会晤前，完成最后的文字工作。然后由他和邱进益看一遍，再由两会的领导人签署或发表。这份文件正式的名称，他和邱进益正继续就此商讨。
邱进益表示，对“共同文件”的名称，海基会较属意“备忘录”，海协会认为“备忘录”太正式、太官方。而海基会又认为“纪要”只是给双方看看，无约束力，明日大概能有个结果。
不过，这第二阶段预备性磋商也不是没有问题。
在23日的磋商中，邱进益提出大陆修改“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的要求，而唐树备则提出鼓励台商直接投资，开放大陆原料、半成品进口台湾，大陆经贸人士访台及年底召开两岸经济交流会议等建议。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立场差距极大，暂时难以达成初步共识。而事实上，国务院早在1988年就颁布了鼓励和保护台商投资的法规。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当时来大陆投资的台商还都是间接投资。因此，中国大陆要求台湾方面首先要开放直接投资，并且取消对台商投资的许多限制。由于李登辉实际上并不希望台商来大陆投资，因此海基会不同意开放直接投资和取消各种限制。所以，双方在谈到这个问题长期陷入僵局。
25日晚，坐镇台北遥控的台湾当局指示海基会，“如果海协会不同意将八项保障台商权益列入会谈共同文件，我方就不可能在年内召开两岸民间经济交流会议。”
26日，双方对经济交流问题仍未达成共识。同时，唐树备批评海基会动辄修改文字、不守前议的做法。而海基会谈判代表则向台湾当局强烈抱怨“只能发展完善陆委会授权”，他们感到自己像个小媳妇，不敢越层峰和“陆委会”划定的雷池一步，导致在磋商中难以见机行事、处处被动。
1993年4月25日晨，北京，数辆中国省部级以上官员乘用的国产奥迪牌轿车在警车的引导下，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首都机场。
在第二辆车内谈笑风生的那位年长者，正是即将飞往新加坡参加40多年来海峡两岸第一次高层会谈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兆国亲自前往机场送行，并预祝新加坡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汪道涵会长对随行记者们说：“能让我担当此重任，感到很荣幸，不过做好这样重大的事，不是靠我一个人，要靠两岸，特别是两岸人民之间的密切配合。”
8点10分，汪道涵会长一行向王兆国等送行人员挥手告别，飞向新加坡。
下午17点10分，汪道涵一行乘坐的CA957次航班飞抵新加坡。
唐树备和中国驻新领事馆代办在接待室迎候汪道涵一行，上百名前来采访。
小憩之后，汪道涵进行了记者招待会。
汪道涵首先发表谈话说。
各位朋友：
今天，我再次来到美丽的新加坡，心情格外愉悦。请允许我代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谨向新加坡各界人士致以诚挚的问候。
众所周知，我此行是专为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会谈而来。我为能与在台湾政界、工商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辜振甫先生就两岸关系发展的问题会谈，感到高兴。会谈中我们将要讨论台湾海峡两岸经济交流及科技、文化交流的问题，也将讨论海协与海基会两会会务的问题。这次会谈，虽然是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但也是两岸交往中跨出的重要一步。
这次会谈能够举行，是海峡两岸有关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去年初，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之初，就邀请海基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秘书长赴大陆访问。当年8月4日我又再次函邀辜先生会晤。辜先生给予了积极回应，8月22日亲自加函表示愉快地接受邀请。为尊重辜先生的意愿，我们商定在新加坡举行会谈。今年4月8日至10日，海协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先生与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先生在北京进行了会谈的预备性磋商，最终确定了这次广为各方关注的会谈。在此，我谨向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和各界人士为促成这次会谈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认为，为了中华民族包括二千万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两岸同胞都更具有前瞻性地去面对未来，把握住国际发展的趋势所赋予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机遇，以宽阔的胸怀向前看，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共同振兴中华。我们主张和平统一，只要双方都有发展两岸关系、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就没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的问题。我深信，只要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一定能使这次会谈顺利进行，并取得积极成果。
我与辜先生此行，身负着两岸同胞的殷切期许，任重责深。本人愿以满腔热忱，为维护两岸同胞正当权益，为发展两岸关系，竭尽绵薄之力。我衷心地希望这次会谈能为发展两岸关系作出贡献。
借此机会，我再次向为会谈提供一切方便与帮助的新加坡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所有关心祖国统一、中华民族振兴的海外侨胞表示衷心的感谢。
汪道涵会长的讲话，可谓情真意切、充满善意。
有记者问：“汪先生对即将举行的会谈有何期许？”
汪道涵自信地说：“唐树备、邱进益二位先生的磋商，已经为会谈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对这次会谈充满信心。”
第二天上午9点，唐树备在下榻的丽晶酒店向汪道涵汇报了第二阶段预备性磋商情况。
下午15点，汪道涵前往新加坡总统府，专程拜会新加坡资政李光耀。
李光耀诚恳地说，他希望过一两年，像这次两会双方首长的会谈能够在海峡两岸举行。
汪道涵会长表示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一个半小时后的4点半，唐树备在丽京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汪、李会见情况。
在回答记者关于备受关注的大陆台商投资保障的提问时，唐强调说，大陆一贯重视保障台商利益，不管海基会是否提出此问题，这一工作都要继续做好。至于是否将此写入会谈最后的共同文件，则可视情况而定。
他同时还介绍了大陆方面对台方的三项要求：一是放宽并取消对台商大陆投资的限制；二是放宽大陆产品销往台湾的限制；三是放宽对大陆经贸人员访台的限制。
海基会方面，4月26日早晨6点20分，辜振甫一行从台北市区出发，直奔桃园机场。
为他送行的有前“行政院院长”、“总统府”资政孙运璇，“陆委会”主委黄昆辉、“副主委”叶金凤等。
当天下午，辜振甫一行到达新加坡。
按照“对等”的新安排，台方安排辜振甫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首先发表致辞。他说：
本人今天再度来到这个美丽的国家，心情特别愉快。首先要感谢新加坡政府对这次会谈所给予的协助，使本人能顺利地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汪会长道涵晤谈。
这次会谈是一项民间性、事务性、经济性及功能性的会谈。本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先生与海协会常任副会长唐树备先生这个月上旬，为此曾经举行过预备性磋商。他们一共达成了七点共识。本人期望双方能在这个基础上，坦诚交换意见，为两岸关系的将来，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
海峡两岸，不仅有地理、历史、文化的溯源，更有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总统”李登辉先生明白告诉我们：“台湾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是切不断的。”
展望未来，如何消除彼此间多年来的隔阂与离异，这的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企盼海峡双方都能以开阔的胸襟、理性的了解、高度的智慧、务实的态度以及稳健的步伐来加以推动。
综观当今的世界潮流，“对抗”已经为“和解”所替代，而“和解”逐渐迈进“互利互惠”的阶段。今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应该扬弃“零和”的逻辑，秉持“双赢”的理念，相互扶持，在经济上，增进市场效应，在文化上，发扬传统价值。
海基会与海协会已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我祝愿也相信这一步可以为两岸的中国人在追求他们的理想上，带来更大的希望与更强的信心。
当时有记者评论说，辜振甫这番话语没有汪道涵说得那么明白，似乎透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
下午5时，辜振甫前往新加坡总统府拜会李光耀。
到6时，台湾“驻新加坡代表处”为欢迎辜振甫及海基会代表团的到来，在莱佛士饭店举行招待酒会。不过，此前被涮了一把的莱佛士饭店，没有把对海基会的怒气迁到台湾当局“驻新代表处”头上，给了辜振甫这位老者应有的面子。
与此同时，唐树备在会谈的正式场所──海皇大厦接受了台湾媒体记者的采访。这次采访被向台湾现场直播，这是海峡两岸分隔40年来的第一次。
不过，当日晚，当台湾驻新代表处为辜振甫一行举行隆重的欢迎酒会进行时，10余名民进党人进入会场，当场举起了“反对国共统一会谈”标语牌。未等在场的台湾官方人员及海基会代表有所表示，另一台反对党“反共爱国统一战线”代表团团长许承宗即冲过去，向民进党高声抗议，一名成员振臂高呼：“打倒台独！”，其他人随声大喊口号，“中华民国万岁”、“台独汉奸”等口号声响成一片。
见此情形，早有所备的新加坡警察迅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许承宗用英语高声叫道：“他们这是违法行为！”。无奈，新方警察温和地把举着标语的民进党人请出酒会大厅。
1993年4月27日，历史性的日子到来了，“汪辜会谈”正式开场。
此前，海峡两岸双方代表团一定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因为要做好迎接这历史性一刻的充分准备。
会谈地点：海皇大厦4楼会议厅。
9点30分，辜振甫、邱进益等人先行来到海皇大厦。
9点45分，汪道涵、唐树备等人来到海皇大厦。
9点55分，从海峡两岸和世界各地来采访会谈的记者在会场外经过警察严格检查后，进入谈判会场。
当时，民进党人到现场抗议静坐。在汪道涵一行人入场时，他们举起了“坚持一中一台，反对国共和谈”的标语。不过，标语打开后旋即被警方收走，许多在场记者甚至都未察觉。在以后的几天中，民进党也主要是在海皇大厦楼前采取了此类相对温和的举动。新加坡警方的公开态度也非常明确：你要是举标语、游行，我就立即阻止，把你驱散；你要是只在那里待着，我就不睬你。但是，对直接现场，新加坡警方没有一丝含糊。警方对于进入大厦人员的检查极其严格：记者进门时，要先后两次按新方专发的证件验明正身，然后，按指定电梯上楼。所乘电梯也由专职警卫人员驾驶，直达会场所在楼层，不可中途下梯。会场门外，所有记者需排队接受警方对所带物品的盘查。最后，再经男警或女警以手持扫描仪探测后，方可进入室内。因为现场采访对于记者们至关重要，最初许多人在排队等待检查时急得直跳脚。到后来，见新方警察毫不动容，绝对地公事公办，大家只能争取下次早些到会场了。
27日至29日共两天半，记者们至少需进入会场十次。警方每一次均一丝不苟，不仅坚持要求每个人打开随身背包检查，而且还要打开背包的每一道拉链窥个究竟。笔者有两次提了笔记本电脑赶往会场，每一回都需打开机器盖子通过检查，对方才放行。采访“汪辜会谈”的各国记者至少有250人，估算下来警察的例行检查最少进行了2000次！可见新加坡警方的敬业精神和认真态度。
进入会谈现场后，不知内情的记者们大吃一惊：谈判桌是长方形的，可以用“狭长”来形容，不是一些人事先猜测的圆形。
有记者评论说，长方形与圆形虽然都可以代表“对等”，但长方形要比圆形显得双方的关系更疏远一些，这准是台湾方面的主意。因为如果双方坐得太亲近，台湾代表团方面会感到被“矮化”，因为海协会背靠的后盾，毕竟比海基会强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