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期待
救亡意识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之下，勇于面对现实的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这种深沉的救亡意识是他们通过反思历史和观照现实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是他们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是他们对祖国民族的命运、民生的疾苦的关切而升腾出的一种责任感。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流动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救亡意识，使他们能够了解人民的悲伤和疾苦，听到民族的呻吟和怒吼，推动着救亡运动向更高的层次跃进，推动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努力寻找救亡图存的先进理论，而20世纪前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导入，使中国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的新理念，也成为中国无数社会成员共同表达的主题思想。本书试图从经济思想入手，重新阐释这种主题思想形成的原因和结果。
（一）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交织着忧患与觉醒的历史。侵略与自卫，正义与邪恶，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尘锐的两极对垒，复杂的矛盾冲突，使得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比以往任何时代显得更强烈、持久和深刻。既然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多事之秋，那么，“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如何救亡图存，就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核心内容。
外敌入侵隆隆重炮声，封建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的严酷现实，迫使知识分子从皓首穷经的封建学术牢笼里跳出来，寻求“炼石补天”之术。
从“药方只贩古时丹”的龚自珍开始，一些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们“经世致用”的主张，曾经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救国方案。恪守考据学的龚自珍、魏源何故醉心于经世之学？尽管我们尚未发掘出令人置信的最初动因，但有心的学者早已发现，在近代中国进入“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转折关头，“大忧”、“大患”、“忧患”等字眼，多次出现在龚自珍的笔下。这种忧患，绝不只是诗人个人生活的失意和不满，而是诗人伤国忧时的真实写照，是诗人愤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同情民间疾苦的直接反映，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拯救祖国危亡心情的自然流露。他异常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历史地进入它的“衰世”，看到了它内在的矛盾和危机，人民的痛苦和期望，并执着地宣传变革的措施和主张。
如果说龚自珍的忧患多因触及清政府的腐败而产生，那么林则徐、魏源的忧患则多因外来的刺激而勃发。魏源在为后世所称道的《海国图志》原序中就明示自己的创作动机：一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二为“忧患与发愤”，“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在魏源看来，忧患意识为一种精神动力，靠着它国家方能安定，人民才能觉醒，才能讲求攻夷、制夷之道。这里，魏源也为我们传递出他的海防思想、经世思想，亦多由愤悱、忧患而产生。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更是怀着强烈的忧患置身于反侵略斗争，直到临终前还向国人敲响了忧患的警钟：“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正是这种萦绕于心中的忧患，推动着无数知识分子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
近代中国每添一份灾难，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就多加一份忧患，救亡图存运动随之走向一个新高潮。人们不会忘记，维新变法从一种思潮逐渐演变为一场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其界标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又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忧患。谭嗣同有诗鸣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维新志士那里，这种忧国伤时的言论比比皆是。梁启超早就走出学堂，高声疾呼：“痛乎哉！以吾中国四万万戴天履地，含生负气之众，轩辕之胤，仲尼之徒，尧舜文王之民，乃侁侁，忍尤攘垢，然为臣为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以偷余命而保残喘也。”巨大的忧患又升腾为知识分子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康有为指出人民的苦难、祖国的不幸已达于“举四万万圆颅方趾聪明强力之人，二万万方里膏腴岩阻之地，而投之不测之渊，掷之怒涛之海，悬诸绝涯之下，施以凌迟之刑，羁以牛马之络，刲之缚之割之鬻之”的极度悲惨的境地，再不大声疾呼，揭鼓长号，发愤为难，救亡图存，“则是真死亡矣不可救矣！”维新志士凭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国民之忧患心与争竞心，遂益不振矣”，因此，“如欲存中国则不可不和众，不可不多人”，把忧患意识从知识分子群体狭窄范围，推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激起全民的“畏惧心、扞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得力于维新爱国志士的积极努力，才出现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的局面。
粱启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钜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尽管这种说法不无偏颇之处，但至少为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维新志士所以风起云涌，是战争带来的巨大忧患。
虽然以振兴国家民族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功败垂成，但他们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风气即开，一泻千里，“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连外国人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时代过去了”，“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不会一日休止”。
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是伟大的，一个洋溢着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会自甘沉寂。戊戌变法后涌起的知识分子，虽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代表不同的阶级，但激励他们走上救亡之路的“原始冲动”，仍是他们观照国家民族的现实而产生的忧患，仍是中国文人传统思想中的济世思想的体现。孙中山青年时代就矢志不渝“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独恐志愿宏奢，力有不逮”，才使他奋发不倦；鲁迅自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以来，他“无日不处忧患之中”蓄之愈久，其发愈烈，深沉的忧患终于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救救孩子”的呼号；同时代的***，更是密切关注着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的发展，革命后的第二年，正当人们欣喜若狂，欢呼“共和万岁”之际，***则相反表现出冷静而深沉的忧患，写下了着名的《隐忧篇》和《大哀篇》。带着这种深沉的忧患，重新探索艰苦卓绝的救亡之路……，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基于生生不息的忧患意识的推动，而献身于救亡运动的历史。
正如没有生命的阻力，人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一样，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只有在忧患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才能在痛苦甚至忧伤中奋发向上而不是消极和绝望。近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救亡中虽有无数次的失败但没有一次是绝望的结局。即使蒙受巨大的冤屈，林则徐仍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千古绝唱；谭嗣同面对屠刀，让人看到的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感人形象；陈天华自尽生命为的是感撼人心。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一种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出世的力量，是在严酷的现实中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争奋发，不甘沉沦而积极进取的力量。从他们的形象被世世代代相传的事实中，足见他们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氛围。那种单纯把知识分子说成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双重人格的流行观点，恐伯失之片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已跨入了新的时代，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仍为人所注目和称颂的内在原因。
（二）
在中华民族进入20世纪的最初岁月里，那些忧国忧民而又锐意进取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呼啸而来的新世纪作出应有的判断和反应。历史的转折召唤着他们毫不倦怠地探索个人、民族、国家在未来世界中的座标。
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创建“少年中国”和“青年中华”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竞相阐发的理论命题，集中反映了这一代人随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少年中国”和“青年中华”既区别“天下中心”自居的古典中国，更一扫“老大国”的暮气沉沉，追求中华民族精神的青春化。
史料显示，“中国”在最初和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用来形容和比拟中华文化的权威地位的象征性词汇，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她不仅意味着自身在地理版图中处于世界的中心，更深刻的内涵是指与周边民族或邦国的文化比较中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不是一般意义的差距，而是文明与野蛮、开化与封闭之间的截然对立与分野。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中国人历来的传统看法是，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人们或许说中国人最缺少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
中国人缺少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也可以说，“中国”在古代并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涵义，而是“天下主义”或“文化主义”。因此，作为古代文化帝国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不需要和不曾想到民族国家的国体名称，而只是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国”而存在。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以其辉煌的成就为世界的进步作出了贡献，那种“万邦来朝”的恢宏盛景也进一步强化了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世所公认，“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伟大而又崇高的“中国”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也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首先感受到这个新时代来临的要数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上承黄宗曦、顾炎武，下启康有为、梁启超，开“慷慨论天下事”的新时代。龚自珍对西方国家的状况近于无知，但对晚清“呼喇喇大厦将倾”的现实刻画，让人感受到圣武之后清朝的“末世”与“昏世”来临。
因而，在踏上中世纪的门槛上，龚自珍赢得了与西方的但丁相比肩的位置。魏源、林则徐等代表了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国人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轮廓，认识到自己不过是自己整个世界大家庭的普通一员，甚至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远见卓识。但《南京条约》后中西表面上的相安无事又使晚清统治者“雨过忘雷”。龚自珍、魏源的警世之言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溅起几朵浪花又转入平静，正统士大夫又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昏昏睡去。
在依然弥漫着华夏优越感的氛围中，洋务派属于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大变局的群体。李鸿章有代表性地把这种大变局描述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类似言论在这一时期相当普遍，一时间“变动”、“变局”、“变端”、“创事”、“创局”等概括性术语应运而生，体现着一颗颗恐慌不定的心灵。应该看到，没有这些上层洋务派官僚的危机意识，洋务新政能持续30年之久是不可思义的。然而，在“中体西用”平台上放射出的“同治中兴”之花，其目标无非是梦想再现康乾盛世和三代之隆，并没有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差距的本源。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但梦醒时分未必是理性自觉的开始。维新派把自己的理想与封建皇权捆绑在一起，始终未能结出君主立宪之果。发生在19世纪末年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无法胜任使中国走出中世纪的任务。曾为一代人之师表的康有为在其晚年竟成为封建皇权的卫道士。开辟历史新纪元、建设新国家的使命历史地留到了20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