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中国航天发展的见证者，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了中国航天再创辉煌，为了国家的强大，他们仍然在默默地做着奉献。孙家栋的内心陷入了沉思，他衷心祝愿钱学森这位“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健康长寿……
2009年10月31日，大地呜咽，天地同悲。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1月1日北京的第一场大雪突如其来，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哀思。寒冷的空气弥漫着凝重与伤感。孙家栋与夫人魏素萍各自手持一束洁白的菊花走进钱老家中，他们面色悲恸，在钱老遗像前深深鞠躬，表达对钱老的无限哀思。作为钱老的学生和同事，他一直把继承钱老的科学精神作为自已的毕生追求。钱学森从1960年起就居住在阜成路的航天部大院，低调简朴地生活，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春夏秋冬，直到走完人生的旅程。钱学森搬进这栋小楼时带来的一棵小树苗，如今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被鹤毛大雪压弯了的树枝低垂着，似乎也在向这位科学老人默默致哀。
孙家栋是在头天下午1时多的电视新闻中获悉钱老去世的。看到这条消息，孙家栋震惊不已，拿筷子的手僵持了好久才放下。因为几天前他还问过钱老身体怎么样，当时秘书说钱老身体很好，精神也非常好。再过一个多月，12月11日，就是钱老99岁寿辰，孙家栋还寻思着怎么向钱老表示祝贺。每年钱老过生日，他都会送上一张贺卡。此时看到这条消息，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甚至怀疑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报错了。他马上打电话给钱老的儿子钱永刚，不通，打钱老家里电话，也不通，他又给钱老的秘书打电话，总算打通了，才证实电视上没有播错。
孙家栋站在钱老家中的灵堂，看着钱老慈祥微笑着的照片，仿佛回到了钱学森带领一班航天人的导弹测试现场。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眼光高远、诲人不倦的导师。在航天科技事业岗位上，当年在钱学森辛勤培养和真诚关怀下的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早已成为航天科技事业的栋梁之材。孙家栋跟着钱老从新中国的第一枚导弹、第一颗卫星干起，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此时历历在目、思绪万千，孙家栋饱含深情地说：“钱学森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
结缘导弹
孙家栋加入到了中国导弹研制大军的行列，但导弹从研制到装备部队使用需要诸多环节的配套才能实现。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是完成导弹武器试验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设施。导弹研制与导弹试验场的建设密切相关，孙家栋作为导弹总体组的设计负责人，积极参与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协调配套，依据导弹的总体技术要求提出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建设的一系列配套指标。殊不知，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设也同导弹研制一样，饱含着神秘色彩……
中国拥有导弹武器必须要建立配套的各种设施，最为主要的设施便是导弹武器发射试验场。中央军委做出决定，导弹武器发射试验场绝不拖后腿，必须立即组织强有力的班子展开导弹武器发射试验场建设。
1958年1月18日，由时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组织率领的导弹试验靶场勘察队整装待发，参加这个勘察队里的很多人都是身经百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他们有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军械试验场场长张贻祥少将和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军兵种的人员以及苏联专家组负责人盖杜柯夫少将等五十多人。当日，靶场勘察队人员的专机抵达兰州，以兰州军区司令部作为大本营。经过数次大规模、小范围空中勘察、地面实际勘察，对预定的各种条件因素与实际情况进行比对权衡后，大家倾向于将中国导弹综合试验靶场设立在甘肃西北的额济纳旗地区。
额济纳旗当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所辖，是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一个旗，总面积11.46万平方公里，95%以上是戈壁。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建到这里后，将意味着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被划为军事禁区，禁区所涉及的人口将占全旗四分之一，将有一半以上的各类牲畜需要整体搬迁，原来额济纳旗与外界往来的便捷交通要道酒泉至额济纳旗的公路也将改道绕行。为了国家大局的需要，乌兰夫对内蒙古下达命令，要紧急动员，要无条件、无代细眺国家的决定，要为国家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的建设创造条件，要做好当地人民群众的民族工作。
巴彦淖尔盟盟委立即组成了相应的工作组具体组织实施移民搬迁工作。工作组大都是既富有工作热情又富有民族事经验的人员，他们深入额济纳旗最基层的搬迁现场，顶烈日、抗风沙、乘汽车、骑马、骑骆驼、步行，在当地辗转行程数千公里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动员和民族协调工作。为迁移300多户牧民和喇嘛，在新址建造住房750间、喇嘛寺庙用房80间以及大量牲畜圈、暖棚等。牧民和喇嘛深明大义，为了国防建设，于9月底从世代生息繁衍的额济纳旗河上游水草肥美的牧场，赶着牛羊骆驼和勒勒车，远离家园，搬迁到150公里之外的沙漠腹地。据统计，当年搬迁的牧民占全旗人口的四分之一，牲畜头数占全旗牲畜总头数的一半。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盟委统战部领导王守玉、额济纳旗旗长塔旺嘉布等直接见证了这项工作。如今他们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内心满怀着祖国强盛的愿望，在那个对尖端技术极其保密的年代，他们心中盼望着祖国的尖端武器早日研制成功，他们都是忠诚于党的事业，忠诚于党的民族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民族工作干部。国家导弹事业兴起的这一重要环节，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之后，旗政府又搬迁到建国营，最后搬到现在达来呼布的旗府所在地，这个“三易旗府”的故事成为额济纳旗人民支援国防事业的动人佳话。历史见证未来，祖国不会忘记，中国航天不会忘记！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辕生前十分感慨地说：“额济纳旗人民对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一定要在适当时候回报他们。”
1958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正式授予导弹试验基地部队番号，经总参谋部批准基地使用“东风”为代号。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矗立在了人烟稀少的荒漠戈壁上，这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孙家栋参加研制的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实践一号”卫星、返回式卫星都是在这里发射升空的，孙家栋与这块浩瀚的戈壁大地也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国航天史上更是创造了许多个第一。
神剑冲天
孙家栋自1958年4月20日来到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总体设计部从事导弹研究，至1967年7月29日离开一分院开始人造卫星的总体研究，整整9年时间。9年弹指一挥间，我国的导弹事业从无到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自主研制的导弹武器不仅成功地完成了飞行试验，而且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中国拥有导弹核武器的这一重大事件轰动了世界。长志气、扬国威，核导弹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孙家栋参加了这期间的全部导弹研制工作，并且由导弹总体设计员、总体组长、总体设计室主任一直升任为总体部副主任。
中国最初的导弹研制是从仿制工作起步的，是从苏联送给中国的两枚“P-2”型近程导弹开始的。历史如此具有戏剧性：200年前，中国的康熙皇帝曾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古代的“火箭”，200年后，苏联“老大哥”又回赠了两枚“现代火箭”，就是这两枚火箭与孙家栋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仅仅一年多的时间，1959年7月16日，苏联突然单方面决定撤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顾问。从7月28日起，不等中国方面给以答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撤走了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和300多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蒙受了巨大损失。
孙家栋对中苏关系从亲密到分裂，赫鲁晓夫突然下令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资料，停运所有设备的过程，感到震惊。多年后孙家栋回忆说：研制导弹这么大的工作，口口声声说是援助，大张旗鼓说是支持，可是那么大的摊子，那么多搞到半截子的工作，什么也不说，第二天早上拍拍屁股就走人，这叫人特别不可理解，这对我们的工作确实是损失太大了。就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辛辛苦苦办这么件事情，你给我扔了就走，你这不是坑人是干什么呢？所以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当时大家那个干劲不是低潮，相反地激发出了一股干劲，一鼓作气，自己把导弹干起来。
孙家栋刚一细导弹总体设计部，立即参加到了苏联“P-2”导弹的仿制和改型设计的工作行列。当时的导弹总体设计部主任是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的屠守锷，孙家栋来到屠守锷领导下的导弹总体部直接开始了仿制杂的研究。
在屠守锷的带领下，孙家栋这些年轻的科技人员昼夜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图纸描红、原理起步，然而仿制消化、吸收反设计、改进创新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当时屠守锷是导弹总体工作的负责人，孙家栋是工程总体设计员，他凭着自己在苏联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很快就初露头角。
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刚开始起步，犹如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孙家栋从苏联学成归来踌躇满志，风华正茂，他日夜不停地一头扎进了摞得像山一样的资料堆里翻译资料，资料翻译出来还要系统地归类，尤其是对总体技术指标和总体技术数据还要进行验算，通过模仿设计，把导弹技术吃透，力争掌握苏联的导弹设计思路。聂荣臻老总曾把仿制形象地比喻为“爬楼梯”意思是要通过仿制把导弹技术研究透，为以后的自行研制奠定基础。孙家栋他们这些总体人员在翻译资料的同时，还以引进苏联导弹给定的技术指标为基础，用正常的设计程序进行反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