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1月10日，星期一
（谈外语学习和《浮士德》《塔索》等作品）
歌德对英国人民极感兴趣，所以请我把逗留在魏玛的英国青年逐渐介绍给他。今天下午五点，他等我带H先生去见他；
关于这位在英国军队供职的工程师，在此之前我可没对他少称赞。我们准时前往，让仆人领进了一间壁炉烧得暖融融的屋子里。
等了几分钟，歌德进屋来热情地招呼我们。
“请允许我对您讲德语，”他转向H先生道，“因为我听说您的德语已经很好。”
这位呢客气了几句，歌德便请我们入座。
H先生的人品风度肯定很得歌德喜欢；他的殷勤好客和慈祥和蔼，今晚面对这位客人表现得既真诚又优美。
“您做得很对，”他说，“为了学德语，您来到了我们这儿；在这里您不只学起语言来快而且容易，还可以把语言的各种基础知识，作为精神财富带回英国去。”
“现在在英国对德语的兴趣挺大，”H先生回答，“而且感兴趣的人一天天增多，几乎没有一个出身良好的英国青年不学德语的。”
“在这方面，”歌德和蔼地说，“我们德国人可比贵国民众先进了半个世纪喽。我学习和研究英语和英国文学已经整整五十年，所以熟悉你们的作家，以及贵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要是我去英国，不会有身处异国的感觉。
“不过我说了，你们的青年人现在也来我们这里学习德语，是很好的。这不仅因为我们的文学本身的确有价值，还因为不可否认，当今之世一个人只要精通德语，就可以省下学其他许多语言的精力啦。德国民族天生尊重一切地道的外国事物，乐于适应他人不同于自身的特性。这一点加上德语巨大的灵活性，就使德文译本大多极为忠实和完美。
“再说，不可否认，一种好译本通常会让人获益匪浅。例如腓特烈大王不懂拉丁文，却可以完全跟我们读原文一样有收获地读西赛罗的法文译本。”
随后话题转到了戏剧，歌德问H先生是否常上剧院。H先生回答：
“我每天晚上都去剧院，并且觉得对理解语言帮助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听力和整个理解力总是强于说的能力，”歌德应道，“所以一个人往往很快什么都听得懂，可要他表达出来却不行。”
接下来，歌德问H先生读过哪些德国文学作品。H先生回答：
“我读过《哀格蒙特》，非常喜欢这本书，因此翻来覆去读了三遍。还有《托夸托·塔索》也给了我许多快乐。现在我正在读《浮士德》，但感觉它是难了点。”听到最后这句歌德笑了。
“自然呐，”他说，“要我就还不会劝你读《浮士德》喽。这是部疯狂的作品，超出了所有正常人的情感。可您在未征询我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读了，那就自个儿瞧瞧怎么读下去吧。不过您瞧好了，看那里边到底对您会闪现出怎样的智慧之光。《塔索》相反离普通人的感情就近得多，还有它形式的详尽细致也有利于理解。”
“不过在德国人家却认为《塔索》难读，”H先生接着说，“因此我讲我正在读《塔索》，他们都感到奇怪。”
“读《塔索》要想不难，”歌德应道，“主要条件就在于你已经不是个孩子，而且不缺少良好的社交。一个出身优越的青年，有足够的智慧和敏感，通过与上流社会的雅士高人交往而变得相当知书达理，温文尔雅，这样的人就不会觉得《塔索》难。”
谈话转到《哀格蒙特》，歌德说了下面的想法：
“我写《哀格蒙特》在一七七五年，也就是五十年前。我很注意忠实历史，力求写得尽量真实。十年后我旅居罗马，在读报时得知剧中描写的尼德兰革命的场景，于近日又彻头彻尾重演了一次。我由此看出，世界仍然是老样子，我在剧中的描写必定还有些生命力。”
1825年1月18日，星期二
（人类生活和情感具有共性；回忆席勒）
话题转到了一般的女诗人，宫廷顾问R就说，他觉得女性的诗才往往是性 欲的一种精神表现。
“你听听，”歌德注视着我，笑道，“性 欲的精神表现！请问大夫如何解释？”
“我不知道表达得正不正确，”R宫廷御医回答，“反正就是这么回事。通常女性得不到爱情幸福，就会在精神方面寻找补偿。如果她们及时结婚生子，那就想不到再写诗啦。”
“我不想考察您在这件事情上有多正确，”歌德说，“不过我发现，妇女们的其他某些天赋，倒确实是一结婚就完了。”
“不过咱们的女诗人尽管写吧，爱写多少就写多少，”他兴致勃勃地继续说，“只是我们男人别写得像女人就好啦。不信请看咱们那些杂志和通俗图书，一切都那么柔弱，而且越来越柔弱！
要是现在从切里尼的《自传》中选一章出来登在《晨报》上，那将会是何等显眼夺目哦！”
仆人通报里莫尔教授来了，宫廷顾问R随之告辞。里莫尔在我们旁边落了座。关于塞尔维亚爱情诗母题的谈话继续进行。
“世界永远是同一个模样嘛，”歌德说，“各种情景不断重复，一个民族生活、恋爱和感受如同另一个民族：为什么一位诗人就不能跟另一位诗人同样作诗呢？生活状态一个样：
为什么诗的状态就该不一样呢？”
“正是生活和情感相同，才使我们能够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学啊，”里莫尔说，“否则，在读外国诗的时候，我们就将不知所云。”
“所以呀，”我接过话头，“总有一些学究让我感觉莫名其妙，他们好像认定作诗不是从生活到诗，而是从书本到诗。他们总是讲，这是这里抄来的，那是那里抄来的！
例如莎士比亚作品里有些地方，因为在古希腊罗马的作家那儿也有过，他们就认为是他抄了古人的作品来着！多有意思哟！好像这类事情真的需要千里迢迢地去寻找似的；
好像人们不是每天都亲眼看见，都亲身感受，都亲口述说似的！
在这点上，就连拜伦爵士也未能免俗。他把您的《浮士德》拆得支离破碎，认为您这是这儿拿来的，那是那儿拿来的。”
“拜伦爵士引证的那些杰作，”歌德说，“我大部分连读都没有读过，更别提在写《浮士德》的时候想起它们来啦。确实，拜伦爵士只在作诗的时候才伟大，一需要思考就变成了孩子。所以拿那些来自他同胞的对他自己的无端攻击，他也一筹莫展；
他本该更有力地予以反击才是。他应该说，作品里的一切全是我自己写的！不管取自生活还是书本，都一个样，问题只在于我用得恰当！
拜伦爵士的魔鬼换了一副嘴脸，却仍然是靡非斯托的后代，这也没有错！
他要是异想天开，另起炉灶，没准儿弄得更糟。还有我的靡非斯托唱了莎士比亚的一支歌子，他又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莎士比亚的那支正好合适，说出了我正想说的话，我干吗要劳神费力自行编造一支？
所以我《浮士德》的序幕就与《约伯记》有几分相像，这也完全正确，为此应该受到赞扬而不是指责。”
歌德兴致极佳。这个晚上像是预定和里莫尔一起修改他自传续编的手稿，也许希望对其遣词造句作一些推敲和润色。
“艾克曼最好留下来一起听听。”歌德说。这我可求之不得。说着他把手稿放到里莫尔面前，里莫尔便从一七九五年开始读起。
整个夏天，我已享受了反复阅读和思考他所有这些年的未刊稿的快乐，只有最后的部分除外。可是眼下，在歌德本人面前聆听朗读它们，更给了我一种全新的享受。——里莫尔字斟句酌，我有机会欣赏他词汇的丰富和表达的灵活。歌德呢，那些被描写的岁月历历如在目前，不禁沉湎在了往事的回忆中，当提到这个那个人或事时便以口述的方式作些细节的补充。——真是个幸福的夜晚！
一再提到他同时代的那些个伟人；
席勒与一七九五至一八〇〇年这个时期关系最为密切，更不断反复讲起。戏剧是他俩共同的事业，歌德最出色的作品也产生在这个阶段。《威廉·迈斯特》完成了，随后构思和写了《赫尔曼与多罗苔》，为《时序女神》翻译了切里尼的《自传》，和席勒联袂替他出版的《缪斯年鉴》写作《温和的赠词》，真是每天都不缺少接近的原由契机。所有这一切，今天晚上全谈到了，歌德有的是机会作各种各样妙趣横生的发言。例如他讲：
“《赫尔曼与多罗苔》是我唯一还喜欢的长诗；
每次重读，我内心都不能不有所触动。它的拉丁语译本特别令我满意，使我感觉更加高贵，仿佛这一诗体在此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本源。”
也反复谈到了《威廉·迈斯特》。歌德说：
“席勒批评我编织进了悲剧性的内容，好像长篇小说就不能有这种东西似的。可是他错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他给我的信里，有他关于《威廉·迈斯特》最重要的意见和观点。这是我最难以捉摸的作品之一，几乎连我自己也没有开锁的钥匙。大家想寻找一个中心点，可这不仅困难，而且没一点好处。我应该讲，在我们眼前展开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本身便不无意义，并非一定要道出倾向，倾向只适用于理智。”
提起《温和的赠词》，歌德特别称赞席勒写的部分，说它们尖刻犀利，鞭辟入里；相反，认为自己写得不痛不痒，小里小气。他说：
“席勒的那首《黄道带》，每次读它总令我叫绝。它们在当时对德语文学产生的良好影响，实在无法估计。”
里莫尔回忆席勒的风采，说：
“他匀称的四肢，他走在街上的姿态，他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高傲，只有他那双眼睛是柔和的。”
“是啊，”歌德接过话头，“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高傲、庄重，可他的眼睛却挺柔和。他的才能正如同他的体魄。他常常勇敢地抓住一个大题材进行观察，直至完全将其把握。只不过呢，他似乎仅善于从外部观察事物，不擅长细细地剖析其内部。他的天才偏于散漫。他因此从来疏于决断，做事总难有结果。他常常是临到彩排才来换角色。
“他经常勇于采取行动，但不少时候没有明确的动机。我呢相反过分强调动机，结果剧本远离了舞台的要求。我的《欧仁尼》纯粹是一连串的动机，这样的作品在舞台上没法取得成功。
“席勒是天生的戏剧家。他每写一个剧本便前进一步，并且日臻完美。可是奇怪，从《强盗》开始他总没能摆脱对残忍行为的癖好，甚至在他极盛的时期也是如此。例如我还记忆犹新，在《哀格蒙特》的监狱一场里，他硬让阿尔法头戴面具、身裹斗篷，出现在舞台背景上，为的是欣赏死刑判决在哀格蒙特身上产生的效果。他啊，真是个既伟大又奇怪的人。
“每过八天他便会是另一个人，一个更完美的人；
每次再见面，我都觉得他在读书、博学和判断力方面有所进步。他的信件是我对他珍藏的最美好的纪念，也属于他写得最出色的文字之列。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视为自己宝藏中的一件圣物。”歌德说着站起身，去取来了那封信。“瞧，你念念吧。”他把信递给我说。
信上的字迹优美、豪放。内容是对歌德评介《拉摩的侄儿》一文的意见；歌德在文中谈及当时的整个法国文学，把手稿送给了席勒过目。我给里莫尔朗读了信。
“你瞧，”歌德说，“他的判断多么准确，多么集中，字迹毫无一点病体衰弱的迹象。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正当盛年却离我们去了。这封信的日期为一八〇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席勒逝世于五月九日。”
我们轮流观看书信，既玩味它清朗的措辞，也欣赏它秀美的书法。歌德还讲了些怀念亡友的话，直到深夜十一点我们才离去。
1825年2月24日，星期四
（评说拜伦）
歌德继续谈论拜伦爵士，说道：
“他生性天马行空，好高骛远，能以遵守‘三一律’来约束自己真是一件好事。要是在道德伦理方面，他也懂得节制就好了！他办不到这点，便是他的致命伤；
完全可以讲，他毁就毁在放纵不羁。
“他一点没有自知之明。他总是狂热、冲动，头脑发昏，既不清楚也不考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事。他自己为所欲为，看别人却一无是处，这一来肯定自己也没好结果，把全世界都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他在哪儿都觉得空间狭窄，他享受着无边无际的个人自由仍感到憋闷；
世界对于他是座监狱。他奔赴希腊并非心甘情愿的决定，是他与世界的别扭关系驱赶他去了那里。
“还有他老是反对别人、挑剔别人，同样有损他自己的那些优秀作品。倒不仅仅是诗人的不满情绪会传给读者，而是一切的反对都会导致否定，而否定的结果只有虚无。我如果见坏就说坏，那又能得到多少好处？
可如果我把好的也说成坏的，那害处可就大啦。谁真要想成就事业，千万不要咒骂，千万不要去忧心那些做颠倒了的事情，而应该永远只做正确的事。因为需要的不是摧毁，而是建设；
建设将使人类感受纯粹的快乐。”
听了这连篇妙语我顿觉心旷神怡，它们在我如同铭语箴言一般值得细细玩味。
歌德继续说：“可以把拜伦爵士既看作一个人，看作一个英国人，也看作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好品质，主要都来自于他作为人的天性；
他还有一些坏品质，则由于它是一个英国人，一位英国上议院的议员；至于他的天才嘛确实无人可比。
“所有英国人生来都不爱独自思考；精力分散于各种琐务并热衷党争，根本静不下心来提高自己的修养。但作为实践家，他们却很伟大。
“这样，拜伦爵士从来不能好好自我反省；因此他即使进行反思也从来不会成功。
“然而他的创作却都成功了，真可以讲，他这个人是灵感取代了思索。他写起诗来就像女人生孩子；她们不用思考，也不知道是怎样生出来的。
“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一位天生的诗人；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身上有他与生俱来的那么多作诗的天分。还有在把握外在事物和洞悉历史情境方面，他也与莎士比亚一般伟大。不过作为纯粹的个人，莎士比亚更加杰出。对此拜伦心中有数，他真恨不得将莎士比亚给否定掉，因为他的快活爽朗如同横在他前进路上的一块巨石，他感觉自己无法越过。他不否定蒲伯，因为他清楚，蒲伯于他只是一道背景而已。”
歌德谈起拜伦来似乎滔滔不绝，我呢，听他讲也不知疲倦。在几段小的插话之后，歌德接着讲：
“身居英国上议院议员的高位，对拜伦十分不利。因为任何天才都要受外界的影响，更何况出身又如此高贵，家资又如此豪富。中等的家庭环境，对于一位天才要有利得多；
所以我们也发现，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全都出自中产阶层。再说，他出身如此地高贵，还有哪个等级能令他心生敬佩和顾忌呢？
他心里想的什么就说什么，这便使他与世人的矛盾难分难解。
“看着真是令人惊讶，”歌德继续说，“这个高贵、富有的英国人，竟把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耗费在了私奔与决斗中间。
“他确实一直生活在原始状态；以其秉性，他必定时刻觉得有自卫的需要。因此他总是放枪。他不得不随时准备着有人去找他决斗。
“他没法独自生活。所以他尽管有很多怪癖，对自己交际圈内的人却极其宽容。作为诗人，他表现温顺如同绵羊。换上另外一位，可能就会叫那班高朋见鬼去。”
1825年3月22日，星期二
（剧院失火；歌德如何培养演员，管理剧院）
夜里十二点刚过，我们突然被失火的喧闹声吵醒了。只听人们高呼：剧院着火啦！剧院着火啦！
我胡乱披上衣服，赶到火灾现场。人们极其惊慌失措。在这刚刚还提供给我们精神享受的地方，眼下那最可怕的毁灭性元素正狂暴地发着淫威。
我回家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在上午去见歌德。
仆人告诉我，主人身体不舒服，正在床上休息。可是歌德却叫我进去，并主动伸过手来与我握。
“这对我们大家都是损失啊，”他说，“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小沃尔夫一大早就来到我床边，抓着我的手，睁大眼睛望着我说：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喽！’除了我亲爱的沃尔夫用来安慰我的这句话，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一个见证我三十年心血的场所，而今变成了废墟瓦砾。一整夜我极少合眼，从前边的窗户看着火苗不断地往天上冲。你可以想象，此刻我浮想联翩，回忆起了过去的岁月，在内心中免不了有些个激动。因此我考虑，今天最好还是就待在床上吧。”
歌德请我在床面前的一张椅子里坐下来，和他待上一会儿。
“我想到了你，并且深深为你惋惜，”他说，“如此一来，你夜晚可怎么过哟！”
“您知道，”我回答，“我爱剧院爱得要命。实话实说，在剧院里度过的这两个冬天，就成了我一生所经历的最纯洁无邪、最珍贵可爱的时光。我对戏剧如此痴迷，不但看演出一场不漏，还获得了准许看彩排；
是啊，就这样还不满足，白天经过剧院只要偶然发现大门开着，我就会进去在池座的空座位上一坐半小时，想象舞台上可能出现的演出场面。”
“你真是个疯子，”歌德笑道，“不过我喜欢你这样。要是上帝让所有观众都变得这么孩子气，那有多好！
——归根结底你是对的，剧院值得留恋。谁要是没被惯坏又足够年轻，那他就不容易找到一个比剧院更令人感到惬意的地方。那里有诗，那里有画，那里有歌唱和音乐，那里有演技，那里什么没有啊！
当所有这些艺术，当所有这些青春和美的魅力汇聚于一个晚上，而且在一个高水平上得到展现发挥，那就将成为一个节日，一个无与伦比的盛大节日啊！
即便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即便好的只是一部分，那也总比伏在窗前傻望街景，或者关在烟气刺鼻的屋子里玩一局威斯特强得多喽。你已感觉到了，魏玛剧院绝对不容轻视。”
“我要是能目睹二三十年的盛况就好啦！”我接过话头。
“那确实是个给了我们许多大便宜的好时光，”歌德应道，“你想象一下吧，令人乏味的法国时尚刚刚过去不久，观众的神经还没有因过度刺激而变得迟钝，莎士比亚有如旭日东升，莫扎特的歌剧一样朝气勃勃，最后，年复一年，席勒的剧本在这里诞生了，然后经他亲自排练，在魏玛剧院的舞台上初放光彩——你可以想象，我们以这样的美味佳肴款待老少观众，他们也就始终对我们的剧院心存感激。”
“一些曾躬逢盛世的老一辈观众，”我插话道，“对当时高水平的魏玛剧院确实是赞不绝口。”
“我不否认，”歌德回答，“这挺重要。不过，更重要的是，公爵给了我绝对的行动自由，让我想怎么干怎么干，想怎么管理怎么管理。我不看重华美的布景，靓丽的服装，而非常重视好的剧本。从悲剧到闹剧，任何形式我都认可；
只是剧本必须像样，否则别想我开恩批准。它必须大气、感人，爽朗、优雅，无论如何也得是健康的，并有某种坚实的内核。
“我用好的剧本提高演员嘛。因为老是排高尚的东西，演高尚的东西，必然会使一个人出息起来，只要这个人没有被老天抛弃。再有，我与演员经常保持个人接触。我指导他们对台词，给每一个人分析他的角色；
我出席彩排，和他们讨论某个环节如何改进；公演时我从来不缺席；发现有什么不足之处，第二天全部一一指出。
“就这样，我使他们的技艺得到了长进。——还有，我还努力提高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办法是让他们中最优秀的和最有前途的进入我的交际圈，以此向世人显示我尊重他们，认为他们值得我亲密交往。这样一来，魏玛上流社会的其他人也不甘落后，男女演员们于是很快体体面面地进入了高尚的社交圈子。所有这一切努力，必然使他们获得里里外外的良好修养。
“席勒本着与我同样的准则行事。他跟男女演员们交往也很多。他跟我一样排练也总是到场，大伙儿一起享受成功，一起讨论下一次演出可有什么需要改进。只不过，席勒一来到魏玛，就发现咱们的演员和观众修养水平已经相当高；
这一点，不可否认，帮助了他的剧本迅速取得成功。”
歌德如此详细地谈一个我一贯感兴趣的题目，一个由于昨晚的火灾对我变得尤为重要的题目，真令我喜出望外。
“您和席勒许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剧院，”我说，“昨天夜里一下子给烧掉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结束了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对于魏玛不会很快再现啦。当时剧院在您督导下取得了异常卓越的成就，您从中想必也体验到不少乐趣吧！”
“还有不少艰难和困苦！”歌德叹口气回答。
“要使一个人数众多的团体始终秩序井然，”我说，“可能很困难吧。”
“许多事都需要严厉才办得到，”歌德回答，“更多地则通过友爱；但是，最有效的还是通达世事，公正无私，不管对谁都一个样。
“在此我必须警惕两个危险的敌人。一个敌人是我太爱才，它容易使我掉进偏袒的陷阱。另外一个我不想说，但你一定猜得到。在我们剧院里有不少既年轻貌美，又极富内在魅力的女性。——我感到她们中的一些深深吸引着我，也不乏乐意走一半路来迎合我的人。只不过我克制住自己，对自己说：
别再往前去了！——我清楚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在这个位子上担负的职责。我在这里不是个普通人，而是一家机构的首脑；
对我来说，这个机构的发达兴旺，比我个人一时半会儿的幸福更加重要。我要是坠入了情网，那就会像一只旁边摆着块磁铁的指南针，指起方向来便不可能正确啦。
“反之，我绝对洁身自好，始终能够自持，也就始终能够主宰剧院；因此我从不缺少大伙儿对我的必要尊重，没有这样的尊重，任何权威都会立马化为乌有。”
1825年3月27日，星期日
（谈剧院重建及管理）
在歌德家进餐。席间客人较多，歌德拿出新剧院的设计图来给大伙儿看。和前几天他对我们讲过的情况一样，设计图表明剧院的里里外外都将非常漂亮。
也提到了，剧院既然这么漂亮，演出的布景和服装也该比过去更好才是。大伙儿还认为，剧院的人力已开始渐渐吃紧，不管是排正剧还是歌剧，都必须补充一些优秀的年轻演员。可同时大家也不讳言，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花费，仅靠过去的票房收入是无法维持的。
“我很清楚，”歌德插进来说，“借口节省开支，人们会聘用一些花钱不多的孬人儿。可就是不想想，这样干是否对票房真有好处。在这类基本措施上抠门，对票房的损害再大不过啦。必须考虑的是使剧院每天晚上都满座。一个年轻的男歌手或女歌手，一位出色的男主角或女主角，他们天赋超群，色艺俱佳，所起的作用很大很多。是的，只要我还领导剧院，我一定进一步改善它的票房状况；
诸位肯定能看见，我是不会缺少必要的经费的。”
我们问歌德，他打算怎样着手。
“我将使用一个极其简单的办法，”他回答，“我将安排礼拜天也演出。这样一来，我将增加至少四十个晚场的收入；
只要情况不是太糟糕，这样一年就会多挣一万至一万五千塔勒喽。”
歌德让魏玛礼拜天像其他德国城市一样也演出的想法，获得了无保留的赞同，被认为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只不过还提出了一点儿疑虑，就是这也合魏玛宫廷的胃口吗？
“魏玛宫廷够仁慈、英明的，”歌德回答，“不会阻扰我们办一件对城市及其一家重要机构都有好处的事。宫里肯定乐于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把他们每个礼拜日的晚会改到另外一天。这要是行不通，那还有许多宫里人本来就不爱看的剧本可以放在礼拜天上演；
它们相反绝对适合普通百姓的口味，将会让票房赚足赚欢。”
话题转到了演员，就他们才能的发挥以及被滥用的问题，翻来覆去谈了很多。
“在长期的实践中，”歌德说，“我发现事情的关键在于，你永远别着手排演一出话剧或者歌剧，除非你已经预见到，它肯定能一连成功地演上几年。没有谁能充分估计，排演一部五幕话剧甚或同样长度的歌剧，需要花多大的力气。所以一听见外面上演了某出新的歌剧并受到赞扬，我便立刻派导演或是剧院另一位可靠的成员赶赴当地，让他亲自了解演出实况，看这出受赞誉的歌剧究竟有多好有多棒，我们的实力是不是能够对付。与如此得来的巨大好处相比，与由此避免了的可怕失误相比，旅行的花销真是不值一提。
“还有，那种总是排演新戏，一出费尽力气才排成的话剧或歌剧只演一场、充其量两场的癖好，还有在两次演出之间停演长达六至八周以致老需要重排的做法，都是对剧院真正的伤害，都是糟蹋演职员的辛劳，实在不可原谅。”
歌德看样子很重视这件事，看样子对它很是上心，以致谈起来异常地激动；这在平素极为稳重宁静的他，是十分少见的。
“在意大利，”他继续说，“一出好的话剧或者歌剧，往往每晚上演要持续四至六周，伟大的意大利儿女们不要求有任何变动。有教养的巴黎观众反复欣赏自己大师们的经典之作，直至能辨别每一个音节的重音。在这儿魏玛，为对我表示敬意，也上演我的《伊菲根尼》和《塔索》；
可有多经常呢？难得每三四年演一次！
观众觉得没有意思。完全可以理解。演员演这些戏没有经过训练，观众也缺少欣赏它们的素质。只要演员经常反复排演到能进入角色，使演出获得了生命，台词念起来不再是背诵，而是从自己心中涌溢出来，这样观众肯定就不再会没有兴趣，不再会无动于衷。
“我确实一度心存过妄想，以为有可能创建一家德国的剧院。是啊，我曾妄想能亲自出一些力气，能给这宏伟的建筑奠上几块基石。题材不缺，只是如已经说过的，缺少能有血有肉地演出它们的演员，缺少能感受和欣赏它们的观众。”
1825年4月14日，星期四
（谈演员培养和角色分配）
晚上在歌德家里。由于不久前谈过剧院和剧院管理，我便问他以什么标准挑选新的演员。
“这个问题我几乎没法回答，”歌德说，“我有各式各样的标准。如果一个新演员先前已经挺有名，那我就让他登台，看他能不能适应其他人，看他的表演风格干不干扰咱们剧院的风格，或是通过他恰好能弥补剧院的不足。要是来的是个从未登过台的年轻人，那我首先就观察他本人，看他身上是不是有什么讨人喜欢和吸引人的品质，特别是有没有自制力。因为一个演员缺少自制力，不能随心所欲地向一个陌生人做自以为最好的表演，一般说来就是个庸才。须知演员这个行当就要求他不断否定自我，不断进入角色，带着别人的面具生活！
——如果来人的外表和举止讨我喜欢，那我就叫他朗诵，既了解他发音器官的力度和音域，也考查他心灵的各种能力。我给他一位大诗人崇高的诗句，看他能不能真正感受和表现崇高；
然后再给他激情澎湃的、狂野粗鲁的东西，以测试他的表现力度。再往后换成为理性清醒的，富于睿智的，含讥带讽的，滑稽调侃的，看他面对这样的情形如何表现，是不是有应付自如的足够脑子。最后再让他表现一颗受伤的心灵的痛苦，一个伟大的灵魂的苦难，以确定他有没有能力完成表现动人心魄的表演。
“我这各式各样的要求他要是都能满足，那我就有理由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要是他在某几个方面明显地比其他方面突出，那我就记下他特别适合什么行当。他的弱点现在我也清楚了，因此就首先努力使他增强和锻炼这些方面。如果我发现他发音有方言即土话的毛病，那我就坚持要他改掉，并建议他与在舞台上发音完全纯正的演员交朋友，以此得到练习。然后我问他会不会跳舞和击剑，要是不会，就派他去跟舞蹈和击剑教练学一段时间。
“如今他终于可以登台了，我便让他演那些符合他本性的角色，并且暂时不要求他别的，只要他演出他的本色。这时如果他表现得火气过于旺盛，我就让他演生性冷漠的人物；
如果他表现过于安静和迟钝，我就让他演火爆脾气和急性子，以便他学会摈弃自我，进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谈话转到剧本的角色分配，歌德说：
“如果以为一出中不溜儿的戏可以安排一些中不溜儿的演员来演，那就大错特错啦。一部二三流的剧本，由于参加演出的是一流的演员，将会得到难以想象的提升，真正变成为一部好戏。相反，二三流的剧本也让二三流的演员来演，那一点也不用奇怪，结果演出的效果等于零。
“二流演员演伟大的剧本可以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正像油画上处于阴影里的人物，可以很好衬托出强光中的人物，作用是挺大的。”
1825年4月20日，星期三
（批评文坛浮躁之风和文艺家不守本分）
今天晚上歌德给我看了一个年轻大学生的来信。在信中，年轻人请歌德把《浮士德》第二部的写作提纲给他，说他打算自己来完成这个作品。
“国家的不幸就在于，”歌德说，“没有谁愿意安居乐业，人人都想施政掌权。文艺界也是，谁都不肯欣赏已经成功的作品，而一定要自己动手重新创作。
“还有，没人想到可以通过学习别人的作品提高自己，而是谁都希望马上创作一部同样的作品。
“再就是没有顾全大局、以大局为重的认真负责精神，而是只想个人出风头，在世人面前尽可能地表现自己。这种错误倾向无处不见，而始作俑者就是新近受到追捧的音乐大师，他们不选那类听众能获得纯净音乐享受的曲目来演奏，而偏偏选一些演奏者能够炫耀技巧、博取喝彩的曲子。到处看见的都是突出个人，哪儿也找不到个人服从全局、为事业真诚奉献的努力。
“结果就是，人们在创作中养成了粗制滥造恶习而不自知。还是小孩儿已经在写诗啦，一个劲儿写下去，到了青年就以为真能干出些名堂，直至成年后才恍然大悟，知道了现存的杰作是什么样子，再回头看看自己走冤枉路所浪费的光阴，便禁不住心悸心惊。
“是啊，许多人永远认识不到杰作之完美和自身之不足，直至终老都在制造一些半吊子的东西。
“设若每个人都能及早意识到世界已经充满杰作，要创作出足以与之媲美的作品需要满足怎样的条件，那可以肯定，在现有的一百位文学青年中，很难有一位还会觉得自己具备足够的毅力、天才和勇气，能够心情平静地继续去争当同样的大师。
“许多青年画家如果及早了解了一位像拉斐尔那样的大师究竟创作了些什么，他们就会永远不会再拿起画笔。”
谈话转到了一般的错误倾向，歌德继续说：
“比如我实际从事造型艺术的志向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不具备这样的天赋，也没法发展出这样的天赋来。对于周围的自然我是具有一定的敏感，因此最初的绘画尝试也挺有希望。到意大利的旅行破坏了这一实践的乐趣；
眼界扩大了，备受珍爱的绘画技能却丢失殆尽，由于艺术天才不是靠提高技术和审美修养所能发展起来的，结果我的努力便化为了乌有。
“人们说得对，要全面培养人的能力，包括最优秀的品质，”歌德接着说，“可是，人生来并非如此，人人只能发挥其特长，只不过应该努力理解人类的含义。”
同样的道理，应该把人的修养和他的职业很好地区分开来。
例如诗人，他的修养要求千方百计地训练眼睛，以便把握外在世界的诸多事物。在此前提下，歌德尽管称自己把对造型艺术的爱好变成职业的想法是错误的，但作为一个诗人的修养，他这爱好却又完全适得其所。
“我的诗歌具象生动，”歌德说，“归功于我十分注意训练眼睛，并对我观察所得的高度重视。”
不过需要防止修养的范围超过限度。歌德说：
“自然科学家最容易受到越界的诱惑，因为观察自然的确需要有广泛而协调的知识修养。”
反之，对于一个专业所必需的知识，又应力避狭隘和片面。
就说一个剧作家吧，他应该掌握舞台知识，以便能够掂量供他使用的表现手段，知道究竟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同样，一位歌剧作曲家想要分辨好坏，不为不成气候的东西浪费艺术才能，就不可没有对于诗歌的了解。
“韦伯不该为《欧里扬特》谱曲，”歌德说，“他应该一眼看出，这是部很坏的素材，用它写不出任何好东西。这样的见识作曲家必不可少，是他从事自己艺术的前提。”
同样，画家应当有分辨各种事物的眼光；因为他的专业就要求他知道什么可以画，什么不可以画。
“说到底，”歌德讲，“最大的本领还在于严格限定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一些不属于我本行的事情上，”有一天歌德对我讲，“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想想维迦的成就，便感到我自己作品的数量太少啦。我本该把精力更多地用在自己的专业。”
“要是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弄那些石头，”他另外一次说，“而是干正经一些的事，我很可能已拿到最美丽的金刚钻啦。”
1825年4月27日，星期三
（反感革命暴力，赞扬开明君主）
傍晚去看歌德，他曾派人来邀我和他一起乘车去游览他园林的下区。
“在我们动身之前，”他说，“我想先给你看一封策尔特的信，我昨天收到的，他在信里也谈到了咱们剧院的事情。”
除了其他内容，策尔特还写道：
“你不是那个适合在魏玛给民众建剧院的人，这我早已看出来了。谁把自己变成绿色，山羊们便会将他吃掉。其他大人先生也该好好想想这点，要是酒还在发酵他们就想塞上塞子。朋友们，我们已经见识过这种事，’是的，还会见识。”
歌德望着我，我俩笑了起来。他说：
“策尔特人不坏，也挺能干，只是有些时候并不完全理解我，曲解我所说的话。
“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一生致力于民众的教育，为什么又不可以为他们建立一座剧院呢？
只不过在魏玛这么座小小的都城，如大家开玩笑说的连居民也没几个，可诗人却有成千上万，哪儿谈得上什么民众呢——更别提一座什么民众剧院！
魏玛有朝一日无疑也会变成一座大都市，但咱们无论如何还得等上几个世纪，魏玛市民的数量才会多到足以把剧场坐满，才能建设和维持一家剧院。”
“奇怪，真叫奇怪，对于公众舆论人们太容易盲从啦！
我不知道自己啥时候对民众犯下过什么样的罪孽，可人家称我不是民众的朋友，而且永远也变不了啦。我当然不是那些革命的暴民的朋友，他们四处抢掠烧杀，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只顾追逐最卑劣的私利。我不是这种人的朋友，正如我也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一样。我憎恨任何的暴力颠覆，因为破坏的和赢得的一样多。我既恨那些这么干的人，也恨那些造成这么干的根源的人。可是，我因此就不是民众的朋友了么？
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难道不都跟我想法一样么？
“你知道，任何前景光明的改良，都令我欢欣鼓舞。相反，如我已经说过，任何的暴力，任何的冒进，都让我在灵魂深处产生反感，原因是不符合自然规律。
“还有人说什么，我是公侯的仆从，我是君王的奴隶。好像这么讲有什么意义似的！——难道我效力的是一位暴君？是一位独 裁者？
——难道我服务的是一个只知道搜刮民财来供自己荒淫享乐的统治者？
——这样的君主和这样的时代，赞美上帝，早已经成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和大公爵同心同德，我与他一起努力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
可是，如果我准备讲，我知道有那么一天公爵不曾考虑做点什么为他的领地造福的事，或者对改善每一个臣民的处境有益的事，那我必定是在撒谎。——身为一个邦国的国君，他为自己谋取到的除了重负和辛劳，还有什么哟！
——他的住宅，他的衣着，他比一位殷实市民略微丰盛的餐桌吗？
——咱们只须去到我国的一些滨海城市，就会在一位体面的商人家里，发现人家的厨房和酒窖要比他府中的更好。”
“今年秋天，”歌德继续说，“我们要庆祝公爵执政五十周年。可我仔细想想，他的所谓执政，除了坚持不懈地为国效力，还有什么啊？
完全是为实现伟大的目标效力，为民众谋福利效力！
——设若我不得不当一名国君的奴仆，那至少我仍感到欣慰，因为我为他当奴仆的那位国君，他本身也不过是大众利益的一名奴仆。”
1825年5月1日，星期一
（票房收入与演出质量；希腊悲剧何以衰落）
在歌德家吃饭。可以设想，修改剧院建设规划，将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话题。我担心这极其出乎意料的举措，会深深伤害歌德。谁知一点儿影子也没有！
我发现他和颜悦色，兴致好得不能再好，绝对没有任何小心眼儿的痕迹。他道：
“人们极力从经费预算和改变规划可以大大节省开支入手说服公爵，他们成功了。这我完全无所谓。一座新剧院归根到底永远不过一堆新木柴，或迟或早一不留神又将付之一炬。我以此自 慰。至于多一点，少一点，高一点，低一点，根本不值一谈。你们无论如何会有一座过得去的剧院，即使它不正好符合我的愿望和想象。你们会去看戏，我也会去看戏，临了儿将会万事大吉。
“公爵对我发表了他的意见，”歌德继续讲，“认为一座剧院根本无须是一件建筑艺术的杰作；
整个而言，他这意见自然没啥可反对的。他还讲，始终不过是一幢以挣钱为目的的房子嘛。乍听起来，这话有点金钱第一；
但仔细想想，却也不缺少高尚的一面。须知一家剧院不只是要他掏钱，也可以替他省钱、赚钱，这一来所有事情都非做得极其出色不可。上边必须有最好的领导，演员必须绝对的一流，始终必须上演优秀的剧目，以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达到使剧院每晚都满座的目的。这可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说清楚了几乎说不清楚的问题。”
“大公爵靠剧院赚钱的意见看来非常实际啊，”我接过话头，“它逼着大家始终保持最佳状态。”
“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想法也如此，”歌德接着说，“他俩也首先用他们的剧院赚钱。为了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他们孜孜以求的使一切始终保持最佳水准，并且还与时俱进，给传统的好东西不断加进一些精彩的、有吸引力的新东西。《伪君子》遭禁演，对莫里哀是个沉重打击——但不仅是对于剧作家莫里哀，对于剧院经理莫里哀也一样，他必须考虑一个大剧团的出路，必须看看上哪儿去为自己以及自己领导的演职员弄面包吃。
“对于一座剧院的兴衰，”歌德继续说，“最危险的莫过于它的领导层生活无忧无虑，票房收入是多是少对他们个人毫无影响，一年中他们因票房减少的收入到年终反正有其他来源补偿。人生性如此，只要不受利害驱使，就容易松懈下来。现在尽管还不能要求像魏玛这样一座小城的剧院自给自足，不需要每年再从公爵的国库领取补贴。但是一切都得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限度；
每年多赚或者少赚几千塔勒，决非等闲小事，特别是因为收入减少和经营变差自然相伴而行，也就是说失去的不光是钱，同时还有声誉。
“我要是大公爵，等将来调整监管人的时候，就会一劳永逸地给每年的补贴规定一个数目；
我会从最近十年的补贴算出一个平均数，然后再略略加以减少，得出一个足以像样地维持运转的钱数。剧院经理必须用这笔钱进行经营。——然后我再前进一步，说：
经理和他的导演们如果领导得力，经营有术，到年终票房有了盈余，那这多出来的银子就用于给经理、导演和工作表现最优异的台柱子们发奖金。到那时你看看，人们将怎样干劲十足，剧院将怎样摆脱已逐渐陷入的瞌睡状态。”
“我们的剧院管理条例尽管有各式各样的惩罚规定，”歌德继续说，“却缺少了一条，就是没有对成绩优异者的鼓励和奖赏。这是一个大缺陷。因为既然我每出一点错都担心可能扣工资，那么如果我干得超过了对我的预期，就必定也希望获得奖励。要是人人都做得比要求和希望的更多，那剧院自然会兴旺。”
天气晴好，我们在花园里来回漫步；
随后我俩坐在一条长凳上，背靠着一道新叶繁密的宽厚树篱。我们谈尤利西斯的弓弩，谈荷马史诗的英雄们，谈古希腊的悲剧作家，最后谈起了那个广泛流传的说法：
古希腊戏剧的衰亡，都怪欧里庇得斯。歌德压根儿不赞成这种观点。
“一般地讲，”歌德说，“我不认为一种艺术可能因为某一个人而走向衰败。必定是有许许多多因素在一起起了作用，而这些因素却不是容易说清楚的。古希腊的悲剧艺术不可能因为欧里庇得斯而衰落，就像古希腊雕塑艺术的衰落，不可能归咎于某个与菲底阿斯同时、但却逊色一些的大雕塑家。因为真正伟大的时代，总是从善如流，不懈前进；
相形见绌的东西产生不了影响。
“欧里庇得斯的时代，是何等伟大的时代啊！那时的文艺趣味，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雕塑艺术尚未达到它的顶峰，绘画艺术才刚刚萌芽。
“与索福克勒斯的作品相比，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即使有很大缺点，但这并不等于说，后来的作家们都必定模仿这些缺点，并因此而完蛋了。反之，它们要是有很大的优点，某些优点甚至超过了索福克勒斯，那么，后来的剧作家为什么不学习这些优点，或者为什么不至少变得跟欧里庇得斯本人一样伟大呢！
——
“事实是在著名的三大悲剧家之后，的确没有出现同样伟大的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悲剧家；这，自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人呐，是一种简单的存在。不管他看上去多么形形色色，丰富多彩，深不可测，他生存状态的圆环却很快都会跑完。
“如果当时的情况像我们今天可怜的德国人这样，莱辛写了两三部过得去的剧本，我写了三四部，席勒写了五六部，那么，给第四、第五和第六位悲剧作家也许还留下了用武之地。
“希腊人呢情况两样，三大悲剧家那么高产，每一位都写了一百或将近一百部作品，荷马史诗和希腊英雄传说里的悲剧题材已被处理过三四次了；
面对着如此丰富的遗产，我说不难揣想，素材和情节已经渐渐用完用尽，一个紧接在三大悲剧家之后出世的剧作家，真会走投无路哩。
“再说，归根到底，还写做什么！——难道一段时间不是已经足够了嘛！
难道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不都是意蕴深刻、艺术精湛的杰作，可以让人看了又看，而不容将其庸俗化从而夺取其艺术生命吗？
——是啊，就连传承给我们的这少量残篇断简，气势也如此宏伟，意义也如此巨大，我们可怜的欧洲人已钻研、利用它们几个世纪，并将在今后的几个世纪里继续钻研，从其获取养料。”
1825年5月12日，星期四
（谈莫里哀等先驱和席勒等同辈对他的影响）
歌德极为兴奋地谈起了米南德。
“继索福克勒斯之后，”他说，“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剧作家像他那样为我所热爱了。他极其纯粹、高尚、伟大和欢快，他的幼芽不可企及。他留给我们的如此之少，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即使这很少的一点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可以让有才能的人们从中学到很多很多。
“关键总在于我们学习的人必须符合我们的资质天性，”歌德继续说，“例如卡尔德隆吧，尽管他非常伟大，尽管我极为赞赏他，他却对我毫无影响，不管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对于席勒，卡尔德隆却挺危险，他会把席勒领上歧途，因此非常幸运，他是在席勒逝世以后才在德国得到普遍认可。”
我们谈到莫里哀。歌德说：
“莫里哀实在伟大，你每读他一次都会重新感到惊讶。他独具风格，喜剧作品近乎于悲剧，写得机智圆熟，没谁有勇气步其后尘。他的《悭吝人》让贪欲彻底排挤掉了父子之情，尤其杰出而具有高度的悲剧性。倘使该剧的德文改编本把亲儿子变成了一位亲戚，那就弄巧成拙，不会有更多的价值。人们害怕直视罪孽的本来面目；
可改了结果怎样，难道有什么比不可容忍的罪孽更富于悲剧效果吗？
“人们总在讲原创性，可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影响我们，而且不断影响，直至生命结束。说到底吧，除了精力、体力和意愿，究竟有什么我们能称作是自己的东西呢！
要是我能一一道出我从伟大的先行者和同代人身上得到的一切，那剩下的真就不多了。
“莱辛、温克尔曼和康德比我年长，前两位影响了我的青年时代，后一位影响了我的老年，这对我说来至关重要。
“再有，席勒比我年轻许多，当我已开始厌倦尘世他正好意气风发；同样，洪堡兄弟和施莱格尔兄弟都是在我目睹下登上了文坛，这些对我也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由此我获得了说不完的好处。”
说完伟大人物对他自己的影响，又谈他对别人产生的影响。我提到比尔格尔，说他让我感到奇怪，好似一位纯粹的天才，全然没有一点受过歌德影响的迹象。
“作为天才，”歌德说，“比尔格尔显然与我有着亲缘关系，不过他的伦理修养之树却扎根于别样的土壤，与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每个人怎样开始自己的修养，就会怎样继续向上发展。一个在三十岁时写出《施尼普斯夫人》这样一首诗的男子，必然走一条与我不一样的路。他也以他的大才赢得了观众，满足了观众，因此也没有理由改弦易辙，去借鉴一位原本跟自己关系不大的同道的长处。
“一般讲，”歌德继续说，“人们只学习自己喜欢的人。例如向我学习的想法，我发现眼下正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俊都有；
然而在我的同时代人那里却很稀少。是的，我几乎不知道有哪一个重要人物，他看我完全顺眼。甚至对我的《维特》，他们也百般挑剔，我如果把他们批评的每一处都删去，整本小说便一行不剩啦。不过所有吹毛求疵都丝毫无损于我，因为个别尽管也属权威人士的主观判决，自然会受到群众的纠正。可不是吗，不存赢得一百万读者的希望，就该一行都别写。
“到今天公众已经争论了二十年：席勒与我谁更伟大？其实他们真该高兴啊，毕竟有两个家伙可以供他们争论。”
1825年6月11日，星期六
（时代与文学；特殊与一般）
今天进餐时歌德就帕里少校写拜伦的书谈了许多。他极力称赞此书，说它描绘的拜伦形象比在迄今写他的所有书都丰满得多，拜伦对他自己以及自己种种意图也有清楚得多的认识。
“帕里少校本身必定同样是一位非凡的、甚至高尚的人，”歌德继续说，“所以才能这么纯粹地把握他的朋友的本质，这么丰满地描绘他的形象。他书里的一个提法特别令我喜欢，可谓正中我的下怀，配称是古希腊史家的手笔，普鲁塔克的手笔。帕里少校写道：
‘高贵的爵士缺少所有那些装点中产阶级的品格，他的出身、教养和生活方式，都妨碍他获得这些品格。可不是吗，他的批评者全都来自中产阶级，自然会对他吹毛求疵，表示遗憾：
在拜伦身上竟找不到他们本身具备并因此沾沾自喜的那些品质。这些个好人不想想，拜伦位高爵显，所具有的优秀品质非他们所能想象。’喏，怎么样，”歌德说，“这样的见解不是每天都能听见吧？”
“很高兴帕里少校公开发表这样的见解，”我回答，“它对所有责难和贬低伟大天才的小人是个沉重打击，将使他们永远闭住嘴巴。”
随后我们谈到世界历史题材与文学的关系，具体讲，谈到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能比另一个民族的历史对作家的发展更加有利。歌德说：
“作家应该把握特殊，只要这个特殊是健康的东西，他就可以在特殊中表现一般。英国的历史非常适合用文学来表现，因为它是有为的、健康的，从而也是一般的和重复出现的。法国的历史则不然，它不适于文学表现，因为仅仅是一个不会再出现的生活阶段。这个民族的文学既已扎根在那个时代，就只能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过时的特殊而存在。”
“现阶段的法国文学，”歌德接着又讲，“眼下还完全没法评判。渗入其中的德国影响正在发酵，要在二十年后方可看出结果如何。”
1825年10月15日，星期三
（文学界所有弊病的根源全在缺少人格）
我发现今晚上歌德兴致特别高，并有幸从他嘴里又听到了一些重要谈话。我们谈到了德国文学的最新发展动态，歌德于是说：
“咱们当代文学所有毛病的根源，都在一些个理论家和作家缺少人格。这种情况特别是在文学批评方面危害极大，它要么颠倒是非，要么用鸡毛蒜皮的真理，取代意义重大因而对于我们也更有益的东西。
“从前是人都相信路克里提亚和斯克夫拉的英雄气概，并从中得到鼓舞。现在可好，跑出来一帮历史批评家，说什么这样的人从来不存在，而只是罗马人伟大的精神所杜撰，只可看成为寓言和臆造。我们拿如此鸡毛蒜皮的真理做什么用啊！
既然罗马人伟大到足以杜撰出这样的英雄，那我们至少也应该大气到足以相信他们才是。
“同样，十三世纪时弗里德利希二世皇帝得与教皇周旋，地处北方的德国得面对所有敌人的进犯，这时候的每一个壮举总令我欢欣鼓舞。亚洲的游牧民族也真打进来了，铁骑一直冲到了西里西亚；
可是里格尼兹大公打败了他们，吓跑了他们。他们于是掉头去占莫拉维亚，可在那儿又遭施特恩伯爵痛击。这些英勇的统帅因此迄今一直活在我的心中，被我视为德意志民族的伟大救星。
现在可好，跑出来一些历史批评家，说什么那些英雄的自我牺牲毫无意义，因为亚洲人的部队原本已经接到命令，即将不战自退。如此一说，一桩伟大的爱国壮举就一笔勾销，就意义全无，叫人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儿。”
发表了对历史学家的看法，歌德又谈起另一类文学理论家和作家。
“我终于认识了这类人的渺小可怜，胸无大志，”歌德说，“我之所以能如此，完全是因为我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时对他们有所领教。我发现，搞科学对于多数人来说仅仅为的是谋生，因此只要能保住饭碗，他们不惜把谬误奉为神圣。
“文学的情况并不妙一点。同样少见远大的目标，少见对于真与善的纯洁追求和张扬传播。你吹捧抬高他，因为他也抬高吹捧你，真正伟大的作品却为他们所反感，真恨不得把它从地球上除掉，以便他们自己能稍微出人头地。多数人都是这样，个别的精英也未必就能够免俗。
“波提格尔才高八斗，学识渊博，原本可以对民族大有贡献。可是同样由于缺少人格，他不但没有对民族作出理当作出的卓越贡献，也使自己失去了民族对他的尊敬。
“我们缺少像莱辛那样的人！因为这个人之所以如此伟大，正是由于他的人格，由于他的坚持精神！非常聪明、非常有学问的人很多很多，可哪儿还有这样一位人格高尚的人呢！
“许多人聪明绝顶，博学多才，可同时也满脑子的虚荣；为了博得一班浅见的庸众的赞赏，让他们视自己为智者，这种人会不知羞耻，无所忌惮，对他们任何东西都不再神圣。
“根里斯夫人批评伏尔泰自由放纵，因此完全有道理。因为归根到底，一切不管多么富有睿智，却对世界毫无补益；
以此为基础只能毫无建树。是啊，相反甚至有害之极，因为会使人思维混乱，失去必需的支撑。
“还有呐！我们知道什么，凭我们所有的智慧我们到底能走多远！
“人生来不为解决世间的问题，可也要发现问题之所在，并且随后在可知解的边界上坚持不懈地努力。
“人的能力不足以测知宇宙的所有运动，站在他渺小的立足点上，想给宇宙以理性的解释绝对是徒劳。人的理性和上帝的理性完全是两码事。
“一当我们给人以行动自由，那上帝的全知全能就完了；因为一当上帝知道我将干啥，那我就会被迫如上帝已知的那样行动。
“我说这些只为表明，我们知道的多么少，对于种种神秘的事物，还是不碰为好。
“只有那些有益于世界的崇高法则，我们可以直言不讳；别的应该自己保留着，可它们像隐藏着的太阳仍将散发出温柔的亮光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动。”
1825年12月25日，星期日
（谈莎士比亚与拜伦）
随后歌德给我看一部极有意思的英文书，一个莎士比亚全部作品的铜版插图本。书里每一页用六幅小图概括一部喜剧的内容，每一幅图下面印有几行诗，如此一来，每部作品最重要场景的主旨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莎士比亚所有不朽的悲剧和喜剧，就这样像举行假面游行似的从我们心里走过。
“浏览这些小插图真叫人震惊，”歌德说，“现在我才发现，莎士比亚真是无限的丰富和伟大！
人生的几乎没有哪个题材他不曾表现过，探讨过。而且一切都那么轻轻松松，挥洒自如！
“对莎士比亚真是没得说的，说什么都不足以表现其伟大。我在《威廉·迈斯特》里曾探讨过他，但那没多少意思。
他不是戏剧家，从不考虑舞台的要求，舞台对他博大的心胸过于狭窄；是啊，甚至整个可见的世界对他都太狭窄啦。
“他过于宏富，过于有力。一个作家每年只能读他一部作品，不然就会让他给毁掉。我做得挺聪明，写完《葛慈·封·伯利欣根》和《哀格蒙特》就摆脱了莎士比亚；
拜伦也很聪明，没有对他过分崇拜，而是自己走自己的路。有多少杰出的德国作家毁在了莎士比亚，毁在了卡尔德隆！
“莎士比亚给我们送来一银盘子的金苹果，”歌德继续说，“我们呢通过学习他的剧本接过这只银盘子，然而只用它来装了些土豆，真是糟糕透顶！”
歌德这个绝妙的比喻叫我高兴得笑起来。
随后歌德给念了一封策尔特谈柏林上演《麦克白》的信。策尔特在信里批评演出时的音乐跟不上剧本的伟大精神和气魄，对此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肆意进行旁敲侧击。
“我认为《麦克白》是莎士比亚最出色的剧本，”歌德趁机指出，“它体现了莎士比亚对舞台艺术最深刻的理解。你要想认识他的自由精神，就去读《科洛伊卢斯和克里希达》好啦；
在这部戏里他对《伊利亚特》的素材做了独具特色的处理。”
谈话转到了拜伦，具体说到他与莎士比亚的纯真欢快相比却是逊色；还有就是他作品中多有表现的否定倾向经常招来多半是不公正的批评。歌德讲：
“拜伦要是能够在议会中放言无忌，把郁积在胸中的反抗情绪统统发泄出来，那他就会成为一个纯粹得多的诗人。然而在议会上他几乎发不了言，所以就把所有对自己国家的愤懑憋在心中，想要摆脱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写诗。因此，大部分拜伦富于否定精神的作品，我都想称作被压抑的议会发言；
我相信，这样称呼它们没啥不妥。”
最后我们谈到普拉藤，同样批评了他的否定精神。歌德说：
“不能否定他有许多光辉品质，但是他缺少——爱！他不爱他的读者，不爱别的诗人，他只爱他自己；这样，他就落入了可以用那位使徒的名言来评判他的境地：
‘尽管我用的是人和天使的舌头在讲话，可由于缺少爱，听起来也只像发出声音的铜铁和叮当作响的铃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