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1月2日，星期五
（莎士比亚的伟大有赖于时代；谈《维特》和“维特热”）
在歌德家进餐，席间谈话轻松愉快。
饭后其他人走了，我却留下来与歌德坐在一起，讨论了其他某些有意思的事。
我们谈到了英国文学，谈到了莎士比亚的伟大，认为在出了这位文学巨人之后，所有英国剧作家的处境真叫不利。
“一位戏剧天才，”歌德继续说，“如果他真正称得起天才的话，就不可能不注意莎士比亚，是啊，不可能不研究莎士比亚。可是研究的结果必然意识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做过最高、最深的发掘，对于他这个后来者，从根本上讲已没剩下任何可写的东西啦。谁要在灵魂深处意识到已经存在那样一些无比精湛的、不可企及的杰作，并对其心悦诚服，谁还能从哪儿获得勇气提起笔来呢！
至于我，五十年前在亲爱的德意志祖国情况就好多啦。我很快浏览了现有的作品，它们没能让我长时间佩服，我的天赋也自然得到发展，逐渐具备必须的创作能力，取得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创作的成功。可要是我生而为英国人，那年纪轻轻、刚一省事，就会让所有那些丰富多彩的杰作和巨著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会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必定要长久地思索，以便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我把话题引回莎士比亚，说：
如果我们把他从英国文学中抽出来，单独放到德国进行观察，那我们就不得不惊叹他那巨人一般的伟大真是一个奇迹。可如果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寻访他，那么，莎士比亚伟大纵然伟大，可我们却会获得一个信念，那就是他创造的精神奇迹许多都并非不可企及，他的许多成就都得归因于他的时代和他生活那个世纪雄劲的创作风气。
你说得完全对，“歌德应道，”莎士比亚的情况如同瑞士的群山。如果将勃朗峰直接搬到一望平川的吕内堡大荒原，对它的高度你会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可要是你去造访它连绵雄伟的故乡，看见勃朗峰时虽然仍觉得是个巨人，但它却不会令我们惊诧莫名啦。
歌德继续说：谁要不肯相信莎士比亚的伟大许多都要归功于他那伟大、雄劲的时代，那他最好问问自己：
在时至一八二四年的今日英国，在报刊的批评争吵闹得文坛四分五裂的糟糕时日，还可能出现莎士比亚似的令人惊叹的天才吗？
“那样一种不受干扰的、天然纯净的、患梦游症的创作状态，唯一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创作状态，完全不可能再有了。我们现在的所有天才，全都置身于向公众展示的托盘里。各类报刊拙劣的、多半唱反调的文艺评论，尽管也把一种亚文化普及到了民众中，但对于一个创造的天才却无异于妖氛，无异于毒液。”
“还有啊，经过了窝窝囊囊的两百年，生活本身也变得何等地驯顺和羸弱了啊！什么地方还能遇见一个富有个性的天才！
什么地方还有谁能尽显本色，让人看见他本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反过来又影响诗人作家，他感到外界的一切已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于是只好返回来求诸内心。”
谈话转到了《维特》。歌德讲：
“它是这样一部作品，我可以说就像鹈鹕一样，用自己心中的血液哺育了它。它蕴含着我内心那么多的情愫，那么多的感受和思想，足够写出十部同样长的小说呐。还有，我已一再说过，这本书出版以后我只重读了一次，时时小心别再去碰它。它纯粹是一堆火箭啊！
一读它我心里就不自在，生怕再一次经历自己早已逃离的重病状态。”
我提到他会见拿破仑的事。
“拿破仑当面对您提到《维特》里边一处看来经不起严格审视的疏漏，您也向他承认了。我很想知道，他具体指的什么地方。”
“你猜猜！”歌德神秘地微笑着回答。
“喏，”我说，“我猜想多半是绿蒂给维特送去手枪，事先却对阿尔伯特只字不提，也没有把自己的预感和担忧告诉他吧。”
“你的意见自然是不错，”歌德回答，“只是拿破仑所指是这个地方或是另一处，我看还是不挑明为好。不过呢我已经讲了，你的看法和他的一样正确。”
我提出来，《维特》一出版便引起极大的轰动，其原因是否在于时代呢。我道：
“人们普遍这么认为，我却不能苟同。《维特》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原因就在它出版了，而不在它出版于某个特定的时候。每个时代都有那么许多不曾说出的痛苦，那么许多隐秘的愤懑不满和厌世情绪，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那么许多与世界的矛盾，那么许多个性与市民社会的冲突，在此情况下《维特》总是会引起轰动的，即使它直到今天才出版。”
“你说得很对呀，”歌德回答，“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今天和当初一个样，还影响着某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我呢，当初也根本不必从时代的一般影响中，从我读过的这本那本英国小说中，去获得自己青春的苦闷。倒是个人切身的现实境况令我躁动不安，烦恼苦闷，把我置于自然会产生出《维特》的心境。我曾经生活过，曾经爱过，曾经忍受过许多痛苦！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进一步观察，人们谈论很多的‘维特时代’自然与世界文化的进程无涉，相反倒与每个个人的生活阶段有关；
人天生喜欢自由自在，却不得不勉强适应、屈从一个已然腐朽的世界的种种规范。幸福遭阻挠，活动受拘束，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毛病，毛病在每个人自己身上；
要不是人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感觉《维特》仿佛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阶段，那才真叫糟糕呐。
1824年1月4日，星期日
（对法国革命及现存社会制度的看法和态度）
今天饭后歌德和我一起翻阅了拉斐尔的绘画册页。后来谈到了他的《西东合集》，特别是其中的《郁愤篇》；诗集的这个部分，抒发了歌德郁积在心的对自己敌人的愤懑。
我是够克制自己的啦，“他补充说，”人们压根儿没对我满意过，我一年到头尽心竭力，写出一部新作来想讨一点世人的欢心，他们却反过来要求我对他们感恩戴德，原因仅仅是承他们高抬贵手，说了我的作品马虎过得去。要是他们表扬了我，他们就恨不得我能说一些谦虚、推辞的套话，把我的人格和我的作品骂得一文不值。这可违反我的本性啊；
如果我真这样虚伪，这样说假话，那我必定是个可怜的浑蛋。我可是够强大的啦，自己感觉是什么样子就表现为什么样子，于是便被人视为傲慢，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在宗教问题上，在科学和政治中，我到处遇见麻烦，就因为我不阳奉阴违，就因为我有勇气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我还触了一个霉头，就是我发现牛顿关于光和颜色的学说是一个错误，并且有勇气驳斥了这一公认的信条。我认为光纯净而真实，并把捍卫这一真理当作自己的职责。
歌德沉默了，一丝带讥讽意味的笑意慢慢在庄严的脸上扩散开来。他接着讲：
更别提政治方面啦！我曾经遭遇怎样的困厄，吃过多少苦头，简直没法讲。你知道《激动的人们》吧？
它是我在法国革命时期写的，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我当时的政治自白书。我把伯爵夫人塑造成了贵族的代表，通过她嘴里说出的那些话，表明了我认为贵族应该有的想法。伯爵夫人刚刚从巴黎回来，在那里亲眼目睹了法国革命的前后过程，从中吸收了不坏的教训，从而坚信民众是可以统治，但却不可以压迫；
下层民众的革命起义乃是大人先生们多行不义的结果。任何在我看来不义的行事，她说，我将来都要严厉杜绝；
即使对别人的这类行径，社会上的也好，宫廷中的也好，我也要大声说出我的意见。我发誓不再对任何不义之举默不作声，即使会因此被骂成一个民主分子。
“我想，”歌德继续说，“这样的信念极为可敬。当初这是我本人的信念，现在仍然是。可为了奖励我，人家给我扣上了各式各样的帽子，我不想再提它们。”
“其实只要读一读《哀格蒙特》，”我接过话头，“就了解您怎么想。我不知道还有任何一个德语剧本，能为民众的自由发出比您这部戏更大声的呼吁。”
“人们就爱不以我的本来面目看我，”歌德回答，“总是对我所有的真实情形视而不见。相反席勒——咱俩私下讲吧，他比我贵族得多，但说话也考虑得周到得多——异常地幸运，被当成了民众亲密的朋友。我打心眼儿里祝他好运，并聊以自慰，想想从前别的一些人遭遇还不如我啊。
的确，我是不能成为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暴行离我太近。再者，当时德国有人自以为是，企图把法国因大势所迫所出现的场面人为地搬过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漠然置之。
“不过，我同样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并且完全相信，发生任何一场大革命责任都不在民众，而在政府。只要政府能够适时进行改良以满足民众的愿望，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
可由于我仇视革命，人们便称我作现存制度之友。然而这是一个含义暧昧的称号，恕我不能受领。设若现存的一切都好，那我绝对没有意见。可是在有许多好的方面的同时，还存在许多坏的、不合理与不完善的地方，这样一来，现存制度之友往往差不多就等于坏的和腐朽的制度之友。
“时代呢却永远在前进；每隔五十年，人世间的事便会换一个样子。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好的制度只可能从自己的本原，从广大民众的需要中产生，而不是对别人进行模仿。要知道，某种食物对于一个已发育到一定阶段的民族是高级营养品，对另一个民族也许反倒成了毒药。因此，只要不是出自植根于民族本原的需要，一切引进外来变革的尝试都是愚蠢的，这样子的革命企图都不会成功；
因为它们没有上帝支持，上帝避之唯恐不及。反之，如果在民众中存在大变革的真正需要，上帝便与之同在，革命便会成功。
1824年1月27日，星期二
（回顾一生，唯有辛劳和工作）
歌德跟我谈起他续写自传的事，眼下他正忙着完成这项工作。他提到，写他晚年生活的部分不会像写青年时代的《诗与真》那样有非常详尽的细节。
后边的这些年，我必须更多地当作编年史来处理，“歌德说，”里边出现得更多的是我的活动，而不是我的生活。一般而论，个人最重要的时期是他的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对我来说，随着完成《诗与真》那细节详尽的几卷便完结了。接下来便开始了与世界的冲突；这方面如果还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话，那就仅仅是它产生的结果。
“回忆早年和中年的生活，在我现在这个年纪便会思考，那些曾与自己一起共度青春的朋友还剩几个呢，这时候我总是想起在温泉疗养地消夏的情形。刚认识一些人，过不了几个礼拜就要走啦。失去他们令人难过。那就去结识下一拨人吧，但他们这拨人也要走，剩下我们孤零零的，还有就是第三拨在我们即将离去时才到的人，和这些人你就完全没什么交道好打啦。
大家常称赞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我自己呢，也不想抱怨。只是呢，归根结底只有辛劳和工作，别的什么都没有；
大概可以讲吧，在我长达七十五个春秋的一生中，真正安逸快乐的日子不到四周。这就像一块永远要往下滚的大石头，你得没完没了地重新往山上推它。
“我真正的幸运是我的文学思考和创作。然而我所处的环境，又多么严重地干扰、制约和妨碍了我哟！
要是我能离社会活动和日常事务远一点，多一些离群索居的时间，那我会更加幸福，取得的文学成就也会多得多。一位智者曾说过：
你对世界有了贡献，为报答你世界就会做出安排，让你别又一次这样做。现在看来，此话在我身上应验喽。
闻名遐迩，位高权重，在生活里本是好事。只不过我靠自己的所有名和位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换来的只是对别人的意见保持沉默，否则便会得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我总知道别人怎么想，别人呢却不知道我怎么想，要不然啊，真就开了一个愚蠢透顶的玩笑。
1824年2月24日，星期二
（学习须符合实际需要；古典雕刻艺术的长处）
今天午后一点去见歌德。我发现他给我的评论文章《印度贱民》做了个附录，内容既涉及那部法国悲剧，也涉及他自己的抒情诗三部曲，如此一来，这个题目就在一定意义上做得完整全面了。
很好，你借写评论的机会熟悉了印度的情况，“歌德说，”因为说到底，我们搞研究最终只是掌握了自己实际使用的东西。
我承认他说得对，告诉他我在上大学时就有这样的经验，听了老师们许许多多报告，能记住的也只是自己本已倾向于实际使用的内容；
相反，所有将来不可能用上的东西统统让我给忘记了。
总而言之，大学里学的太多太多，而且是太多毫无用处的东西，“歌德说，”还有一些个老师拼命延伸自己的专业，教授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学生的需要。早年化学和植物学一起归入药物学讲授，学医的学生只听它就够了。现在倒好，化学和植物学都自成一门无边无涯的大学问，掌握其中任何一门都须要人穷其一生，可是医学院学生硬是两门全得念！
结果呢什么也学不到，顾此失彼嘛，统统忘得精光。谁个聪明，就会拒绝一切叫人分散精力的要求，而专心致志于一个专业，把一个专业学精学通。
随后歌德给我看一篇他关于拜伦的《该隐》的短评。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起来。
你瞧，“他说，”教会的信条不足以影响像拜伦这样的自由心灵，他正是通过此剧，极力摆脱一种强加给自己的教义的束缚。英国的教师们显然不会因此感谢他。
在这些文学讨论之后，歌德把我的兴趣引到了造型艺术上，让我看一件昨天他已经兴致勃勃地谈起过的古代石雕。我观赏着，惊讶于它表现手法的质朴单纯。我看见一名男子从肩上往下放一只水桶，为的是让一个男孩喝水。可男孩还感觉不舒服，他的嘴还够不着，桶里的水还流不出来，于是只见他把自己的两只小手按在桶上，仰起脑袋望着男子，像是求他把桶再向自己倾一点。
喏，喜欢吗？“歌德问。”我们现代人自然也体会得到一个如此纯粹自然，如此质朴天成的题材有多么美。
随后我们观赏柏林的勃兰特雕琢的一枚徽章，表现的是年轻的提苏斯正从巨石下取出他父亲的武器。
人物的姿态有许多可称赞之处，只是要搬动巨石四肢还显得用力不够。再有，年轻人既用一只手拽武器，还用另一只手搬石头，看来无论怎么讲都考虑欠妥；
要知道，按道理他该先将沉重的石头撂到一边，然后再拾起武器。歌德随即说：
作为对照给你看一件古代的宝石雕刻；它的题材完全相同，但出自一位古人之手。
于是他让我看了一件一位古希腊艺术家处理的同一题材作品。只见小伙子使尽全力推那巨石并也承受得起它的重量，因为这重量眼看就要被征服，石头已给推到了快要滚到一边的节骨眼儿上。年轻的英雄使出浑身的力气顶住沉重的巨石，只有目光向下瞅着压在面前石头底下的武器。
我俩都欣赏这再合乎实际不过的处理。
迈耶经常喜欢讲，“歌德笑着插了一句，”最难莫过于构思啊！——可糟糕就糟糕在，“他接着说，”我们再怎么思考也无助于构思；
你必须天生是这个材料，只有这样好的想法才会像上帝自由的孩子似的不请自到，并冲着你喊：瞧我们来啦。
1824年2月25日，星期三
（诗的形式作用巨大；经历丰富是个”大便宜“）
歌德今天给我看了他两首极有意思的诗，两首总的倾向都高度伦理化，但一些个母题却自然、真实得毫无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习以为常地称其为不道德的诗。也正因此吧，他把它们密藏起来，不打算公诸于众。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养能转变成公众共同的财富，“他说，”那当诗人就太美了；
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彻底真实，不必害怕说出最精彩的话。可事实上他经常不得不有所节制，有所考虑，他的作品会落到各式各样的人手里；
他因此有理由顾忌，别因为太坦率引起多数好好先生的反感。还有时间也是个古怪东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无常，对同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在不同时代会表现不同的脸色。古希腊人允许说的话，我们再说就不合适；
莎士比亚强健的同时代人感觉美妙的事物，一八二〇年英国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种莎士比亚家庭版的需要。
还有形式也影响很多，“我补充说，”两首中的一首音调、格律都合乎古代规范，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另一首诗相反，音调、格律都是阿里俄斯托的，就麻烦得多了。
内容是一次现代历险，语言也现代，于是便无所遮掩地直通通进入咱们的现实，一些个大胆的细节便显得肆无忌惮多了。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诗体格律里面，蕴藏着各种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罗马哀歌》，如果有人将其改译成拜伦《唐·璜》式的音调和格律，那它的内容必定也跟着变得十分粗俗。
接下来歌德回顾了历史，谈了许多普鲁士军队在七年战争中的情况，说在腓特烈大王的带领下这支军队所向无敌，因此变得骄纵自满起来，结果后来在许多大战役中吃了败仗。所有的细节他全历历在目，我称赞他记忆超凡，实在幸运。
我占了一个大便宜，“他接着说，”能出生在这么个世界风云际会，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
先是七年战争，然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接着又来了法国革命，最后才是整个拿破仑时代直至这位英雄覆灭，以及随之发生的种种事变，我成了亲身经历这一切的历史见证。这样一来，我的观察结果和看法就可能与人完全两样；
现在才出生的人只能通过书本了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们是怎么回事。
“往后的一些年将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言；只是我担心咱们不会很快获得安宁。世人生性可不谦虚知足。只有使人性变得完美，现实也才可能完美；
实际是将无休止地动荡摇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难，另一部分人安乐享受；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将永远作祟，党派之争将没了没完。
最明智的办法是人人各司其职，生来适合干什么，学习过干什么就干什么，别去妨碍他人干自己的事。鞋匠就该守着他的楦头，农民就该扶着他的犁头，君主呢，就该懂得治理国家。
随后歌德又谈起法国的报纸，说道：
可以让自由派人士发言嘛，因为如果他们讲的有道理，别人就乐意听。但是保皇党手握重权，就不宜讲话，而必须行动。他们不妨调遣军队，砍人脑袋，让人上绞架，这都是他们的权利；
可要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否定别人的意见，为自己的举措辩护，就有失体统啦。除非读者全都是君主，否则掌权者还是别发议论为好。
“至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歌德接着讲，“我总自认为是一个保皇派。让别人爱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呢，认为怎么好便怎么干。我了解自己事业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要是我独自犯了错误，能够重新将其挽回；
可错误要是三个人和更多的人一块儿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为人多不同的意见也多。”
1824年2月26日，星期四
（只表现与自己天赋相近的题材；天赋与预感）
陪歌德吃饭。饭后收拾好了，他让用人施塔德尔曼搬来几只收藏铜版画的大夹子。
随后我们打开画夹，开始观赏里边的铜刻画和素描。为了我歌德翻看得很慢，并且只让我看每一类画中的杰作，给我详细讲解作者的立意和成就，以使我能体会大师们的想法，重温大师们的感受。
“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所说的品位，”他讲，“须知品位不能用中等货色养成，只能用杰作上品。等你这样打好了基础，便有了评价其他作品的尺度，不会估计过高，也不会过低。我让你看每种画中最成功的佳作，使你懂得没有哪个画种可以轻视；
只要一位伟大的天才得到登峰造极的发挥，任何画种都会赏心悦目，令人欣喜。”
歌德把画递给我，我兴致勃勃地观看起来。画面是夏季别墅里一间惬意的房间，透过敞开的门和窗看得见外面的花园，以及园中的一群俊男靓女。房间里坐着一位三十岁光景的美妇人，手捧一本乐谱，像是刚刚才展罢歌喉的样子。往下一点，在她的旁边，倚坐着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在敞开着的窗前，脸朝外站着另一名年轻女子，怀里抱着一把琴，好像仍在弹奏。这当儿进来一位年轻的先生，女士们的目光全给他吸引了过去。似乎是他打断了她们的娱乐弹唱，因此微微躬着身子，使人觉得他正在说抱歉，而他的话女士们都爱听。
“这幅画，我想其温情香艳足以媲美卡尔德隆的一部杰作，”歌德说，“对此你可还有什么说的？”
说着他又递了一些著名动物画家卢斯的蚀刻版画给我。
画的全是绵羊，各种姿态、各种情状的全有。面孔长相之单一，皮毛之肮脏、蓬乱，一切一切都真实到了极点，简直就像是些真羊。
“每当注视这些牲畜我心里就会害怕，”歌德说，“它们那么呆板，那么懵懵懂懂，叫我看了不能不产生同情。我真害怕自己会变成这样一头动物，并差不多相信画家本人曾经就是一头羊。反正是极端令人惊讶呐，他怎么会通过外表把它们的内在性格如此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由此可见，如果坚持画与自己禀性相近的题材，一位伟大天才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这位画家难道没有同样真实地也画过狗、猫和猛兽吗？”我问。
“没有，”歌德回答，“这些全都超出了他的范围；
反之，那类驯顺的吃草动物，如像绵羊、山羊、奶牛等等，他却永不疲倦地画了又画——这本是他一生一世都不会离开的天才领地嘛。他这样做好极了！
与羊一类动物的同感在他与生俱来，他自然而然地了解它们的心理情感，对它们的体态外表同样生就一双敏锐的眼睛。别的生物相反也许就不那么容易让他看透了，因此要画它们他既缺少天赋，也没有激情。”
歌德的一席话在我心里激起不少类似的联想。例如不久前他还对我说，真正的诗人生来了解世界，要表现它根本用不着许多的经验，用不着见多识广。记得他当时讲：
“我创作我那部《葛慈·封·伯利欣根》时还是个二十二岁的小青年，十年后真惊讶我写的竟那么真实。谁都知道我不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和见闻，所以我必定是通过预感认识了复杂纷繁的人事情景。
一般说来，在认识外部世界之前，我先只喜欢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后来，等我在现实中发现世界确实像我想象的样子，它就令我生厌，我再也提不起兴致去表现它了。是的，我想讲：
如果我长期等待，直到认识了世界才去表现它，那我写出来的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戏拟喽。
还有一次，歌德说：
所有人的性格中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一定的倾向，和这种那种基本性格特征同时并存的还有一定的次要特征。经验足以叫人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也有少数的人这种认识与生俱来。在我身上天赋与经验是否得到了结合，我不想追究；
只不过我知道：我和谁只要谈上一刻钟的话，就足以让他在作品里讲两个小时。
随后我讲：
阁下认为诗人生来便了解世界，那我想您大概只是指内心世界说的，而非指现象和日常的经验世界吧；也就是说，诗人要想成功地表现经验世界，就必须再对现实进行研究。
当然是这样，“歌德回答，”爱与恨，希望与绝望，以及心灵其他种种称呼的状态和情感，天生属于诗人的领地，也能让他成功地表现。但是如何开庭断案，或者如何参加议会，如何给皇帝加冕，他便并非生来就了解；
要想描写这些事情不违背真实，诗人就必须通过自身的阅历或者吸取前人的经验学习掌握它们。例如写《浮士德》我能通过预感，很好地把握主人公悲观厌世的阴郁心理，还有格莉琴热烈的爱情感受；
但为了写例如：
天空中升起红色的残月，
那么悲凉，那么冷清暗淡……
就须要亲自观察自然。
可是，“我接过话头，”整部《浮士德》里没有一行不带着悉心研究世界和人生的鲜明痕迹；读者怎么也不会想，您没有极其丰富的人生体验，一切全是上天所赐。
可能吧，“歌德回答，”不过如果我没有通过预感事先在心中装着世界，那将始终是个睁眼瞎子，一切的研究和体验都只会劳而无功，白费力气。光存在着，颜色包围着我们；
可如果我们自己眼里没有光和颜色，那我们也就不会发觉身外的这类东西。
1824年2月28日，星期六
（创作尤忌功利和草率）
天性使然，歌德说，“有些杰出人物每次写作都要先静心而深入地钻研题材，决不匆忙从事，即兴命笔。这样的天才常常叫我们不耐烦，因为你很少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你眼下希望得到的东西。然而也正是如此，才诞生出了登峰造极的作品。”
我把谈话引向了拉姆贝格。歌德说：“他当然是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一位极讨人喜爱的天才，一位无与伦比的即兴挥毫大师。一次在德累斯顿，他要我临时出个题目给他画。我就告诉他：阿迦门农远征特洛亚归来刚下马车，正要跨进家门，突然心中感到不是滋味。你得承认，这个题材真是再难不过，换上别的画家必定要长时间深思熟虑。可他倒好，我话刚出口，他已经画起来，而且我还不得不佩服他，竟立刻准确地把握住了要表现的东西。我无法否认，我真想收藏几幅拉姆贝格亲手画的画。随后我们谈到了另一些画家，说他们画风浮躁轻率，结果落入俗套，自己毁了自己。”
这样的套路总是赶着完工，歌德说，不觉得创作本身有任何乐趣。货真价实的、真正伟大的天才，却能在创作过程中找到最大的幸福。
才能差一些的人不满足于艺术就是艺术；
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总是眼前只看见钱，只看见他们希望用完成了的作品去换取的报酬。可是，目的与路子如此地世俗和功利，根本出不来任何大作品。
1824年3月30日，星期二
（关于《亲和力》；蒂克和施莱格尔兄弟）
我们后来谈到了《亲和力》。这时歌德提起一位途经此地的英国人，说他自称一回到英国，就要和妻子离婚。歌德嘲笑他愚蠢，并一连举了几个离婚者作例子，说这些人离完婚以后仍旧纠缠不清。他说：
“德累斯顿已故的莱茵哈特常对我表示惊讶，说我对其他所有事情的想法都挺随便，对婚姻问题竟有如此严格的原则。”
歌德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通过这本常常遭到误解的小说到底想讲什么。
接着谈到了蒂克，以及他与歌德的个人关系。
“我打心眼儿里对蒂克好，”歌德说，“他呢，总的说来对我也很有好感；不过，在他与我的关系里，还是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而且过错不在我，他同样也没责任；
原因是另外一种性质。
就是当施莱格尔兄弟开始出人头地，他俩便感到我过分强大，为了与我保持平衡，就觉得必须寻找一位天才来跟我分庭抗礼。在蒂克身上他们找到了这样的天才，并且大肆吹捧他，使他在公众眼中为跟我抗衡而显得更加重要。这损害了我与蒂克的关系；
因为如此一来蒂克对我的态度便出了问题，虽然他本人压根儿没有意识到。
“蒂克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能认识到他杰出贡献的并非别人，恰恰是我。不过，要是不切实际地抬高他，把他与我等量齐观，那就错了。这我可以照直说出来，因为对我没有关系，我又没有自我抬高。同样如果我自比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也没有自我抬高，他原本就是一个更高的存在，对他我只有仰望，只能崇敬。”
1824年4月14日，星期三
（哲学思辨对创作的影响；不同作家的风格；
歌德的各类反对者）
午后一点乘车陪歌德出游，谈到了不同作家的风格。
“总的说来，哲学思辨妨碍了德国作家，常常给他们的风格注入了一种晦涩难解、宽泛散乱的性质。他们越沉迷于某些特定的哲学派别，写得也就越坏。而那种事业和生活型的德国作家，他们只看重实际，写得就再好不过。”
“同样的道理，在德国女作家中有些个天才，她们的风格真叫棒，甚至可以讲超过了我们某些广受赞誉的男作家。”
“英国人通常都写得很好，他们是天生的演说家和重现实的实践家。”
“一般地讲法国人也文如其人。他们爱好交际，说起话来从不忘记自己的听众，写文章力求明白易懂、有说服力，而且还要优美动人。”
“整个而言，风格乃是一个作家内心最真实的写照；谁想使作家的风格清清亮亮，他内心先就得清清亮亮；谁想写得超凡脱俗，他自己的品格就得超凡脱俗。”
歌德随后谈到了他的反对者，说这帮家伙总是死不绝。
“首先是我所谓愚蠢的反对者，这类人读不懂我，对我指指戳戳，却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他们数量可观，经常搞得我的生活挺无聊；
不过应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接着由我的嫉妒者组成了第二个大的群体。他们拽住我的荣誉撕啊扯啊，真恨不得吃了我。只有我遭到不幸，可怜巴巴，他们才会罢休。”
“再后面是另外一大批人，他们由于自身缺少成就而与我为敌。这类人中也有一些才智之士，他们不能原谅我只是因为我遮挡了他们的光辉。”
“第四类我称为我有缘由的反对者。因为嘛我是一个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和错误，我的作品也免不了有弱点和错误。只不过呢我认真提高自己的素养，不断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不懈益进，自强不息，所以常常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某个错误缺点我老早就改正了，他们却还在那里指责我。我不再理睬他们，而是立刻考虑写新的东西。”
“还有一大群是与我不同思想方法和观点的敌人。人说一棵树上几乎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那么一千人里同样也找不出两个思想观点和方法和谐一致的人。以此为前提，那我就不奇怪跟我作对的人数那么多，倒惊讶我竟有如此众多的朋友和拥戴者。我的整个时代与我分道扬镳，因为它完全朝向主观，我却努力朝客观奔去，所以就备受责难，孤独无助。”
1824年5月2日，星期日
（社交和培养锻炼性格）
歌德责备我没有去拜访此间一个有声望的家庭。
我说：“与人交往我总执著于个人的好恶爱憎，怀有自己特定的爱和被爱的需要。我寻找的总是投合自己心性的人，往往和这个人乐意倾心相交，和另一个人却不愿有任何关系。”
“你这种秉性自然不合群，”歌德指出，“可是，如果我们不肯努力改变自己的脾气，那受的全部教育又有什么用！
要求别人来将就自己是再愚蠢不过了。我从不这样做。我总是把每个人看作独立存在的个体，只希望能研究他，认识他的特殊个性，除此别无他求。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可以和每一个人交往，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人千差万别的个性，并且获得必需的处世本领。尤其要注意跟那些脾气执拗别扭的人打交道；
和他们相处会激励、发展和养成你各式各样的性格，结果是过不多久任何乖僻的家伙你都能够对付。你也应该这样办。这方面你比你自己认为的更有天赋；
但这还不够，你必须投身广大的世界，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
我记住了这些金玉良言，决心尽可能地照着做。
1824年11月9日，星期二
（谈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
晚上在歌德家。我们谈论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我很高兴听他给我分析这两个人物的伟大功绩。歌德说：
“要是没有这些杰出的先驱者，我们的文学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们登上文坛时走在时代的前面，差不多是引领着时代前进；
而今时代已经赶过了他们，曾经是那么不可缺少和重要的他们，已不再成其为有用的工具。青年人如果今天还从克洛普斯托克和赫尔德处获取教养，那就太落伍喽。”
我们谈起克洛普斯托克的组诗《救世主》和他的《颂歌》，论及他的成就和缺点。我们一致认为，对于观察把握感性世界和刻画人物性格，他都缺乏方向和天赋，也就是说缺乏一位史诗诗人和戏剧诗人，是的，甚至可以讲一般诗人最本质的东西。
“说到这里我想起他那首颂歌体的诗，”歌德讲，“那首他写德国缪斯跟英国缪斯赛跑的诗。事实上你只需想想让两位姑娘那么争先恐后，撒开脚丫，蹬踏起一路的灰尘，将会是怎样一个景象，那你就已经能够判断，克洛普斯托克这位老好人在动笔前并没有好好想象一下自己要写的内容，要描绘的场面，不然他就不至于有如此严重的失误了。”
我问歌德年轻的时候与克洛普斯托克关系怎样，当时对他怎么看。
“我像一贯尊敬长者似的尊敬他，”歌德说，“我把他看作自己的前辈。我尊重他作的贡献，从来没想到研究它，指责它。我接受他的长处的影响，除此以外便自己走自己的路。”
我们重又谈起赫尔德，我问歌德，他认为赫尔德什么作品最棒。
“他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思考》最杰出，无可争议，”歌德回答，“后来他却走向反面，变得令人不愉快了。”
“赫尔德尽管非常了不起，”我接过话头，“在有些问题上我却不敢与他苟同，发现他好像缺少判断力。他竟把《葛慈·封·伯利欣根》讥讽一通，然后不加任何肯定就把稿子退还给了你。对于某些个事情，他完全缺少感知，麻木不仁啊。”
“在这点上赫尔德情况确实很糟糕，”歌德应道，“是的，即使此刻他的灵魂站在跟前，他也不会理解咱们。”
“相反我要称赞梅尔克，”我说，“他极力鼓励你出版《葛慈》。”
“他自然是一位古怪而非凡的人，”歌德回答，“‘把这玩意儿印出来吧！’他说，用处是一点没有，但印还是印！’他不赞成修改，他是对的；
改了会变个样，但不会变好。”
1824年11月24日，星期三
（对比古代与现代，法国文学与德国文学）
晚上，我和歌德谈到了罗马和希腊史，歌德发表了如下见解：
“罗马史原本对我们已经不再合时宜，”他说，“我们已变得太人道，对恺撒的一次次胜利不能不感到反感。同样，读希腊史也引不起多少快感。这个民族尽管面对外敌还伟大、豪迈，但城邦四分五裂，内战连年不断，同为希腊人却你杀我我杀你，更是叫人受不了。再说，莱比锡战役和滑铁卢战役如此气势磅礴，已经使马拉松战役和其他古希腊的战役失去了光彩。还有我们的一些个英雄人物也不逊色呀。”
谈话转到最近时期的法国文学，提到了法国人对德国的作品一天天地更感兴趣。
“法国人开始研究和翻译我们的作品，”歌德说，“他们这样做很对；
因为他们在形式和主题方面都有局限，没有别的法子，只能向往寻找借鉴。就算可以指责我们缺少完美的形式，我们在选材方面却胜过法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哲学理想更受到他们欢迎，因为每一种理想都可以服务于革命的目的。
“法国人有理解力和智慧，却缺少实在和虔诚，“歌德继续说，”他们称赞我们从来不是出于承认我们的功绩，而只是可以用我们的观点去增强他们党派的势力。”
随后谈到我们自己的文学，谈到对我们新近出现的青年作家有害的现象。歌德说：
我们多数青年作家的缺点仅仅在于，他们主观创造性既不强，又不知道去客观世界寻找材料。充其量他们能找到与他们自身相似的素材，适应他们主观胃口的素材；
至于那种本身富有文学价值的材料，即使它们不合自己主观的胃口也一样采用，这在我们那些青年作家就根本没法想象。
“不过已经说了，只要青年们能够努力学习，深入生活，从而产生出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那我们文学的前景还是看好，至少我们青年抒情诗人的情况是如此。”
1824年12月3日，星期五
（欲成就事业不能有旁骛）
歌德问我近些天生活得怎么样，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收到一份邀请，要我在很优厚的条件下为一家英国杂志每个月写一篇报道，综述德国散文文学一月来的最新动态；
我呢，很想接受这一邀请。
听了这些话，原本和颜悦色的歌德完全沉下了脸，我看出他对我的打算一点没好气儿。
“我倒希望，”他说，“你那些朋友最好别来打扰你。那些事无助于你的发展，完全有违你的天性，你干吗要去做呢？
我们有金币、银币和纸币，它们各有各的币值和汇率，这方面你不在行，你的评价就不正确，你就会把事情搞糟。可你想把事情搞好，给每一件作品应得的肯定和承认，那你事先就得权衡比较我们一般文学作品的水准，必须认真研究，省事偷懒是不行的。你必须回过头去看施莱格尔兄弟主张什么，完成了什么；
然后还有所有新锐的作家等等你全必须读。这还不够喽。还有所有的杂志你统统必须订阅，以便你立刻掌握最新动态。如此一来，你便糟踏了自己最美好的光阴。
不，依我说就写信去推掉这件事，它不适合你。归根结底，你得防止分心，得集中精力。三十年前我要这么聪明，做出的成绩就会大不一样。我和席勒一起出版《时序女神》和《诗神年鉴》两种刊物，真不知浪费了多少时间！
这几天我正好在检阅我与他的通信，所有往事随之历历在目；
回想起当年干那些事让世人利用了我们，我们自己却毫无所获，心里就不能不气闷。有天才的人看见别人干什么总相信自己也能干；其实才不是这样，最终将后悔浪费了精力。
“你现在要做的是积累一笔用之不竭的资本，”歌德继续说，“你开始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学，就为达到这个目的。坚持学下去，随时利用与英国年轻人交往的大好机会。古代语言大部分你在青少年时代都学不到，所以要努力到一种如英国人似的杰出民族的文学中寻找依靠。再说，我们自己的文学大部分也来自英国文学。我们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戏剧，它们不是来自歌尔斯密、菲尔丁和莎士比亚又来自何处？
即使今天，在德国你哪儿找得出三位文学大家，可以与拜伦爵士、穆尔和瓦尔特·斯科特平起平坐？
一句话，巩固你的英语学习，集中精力干点正经事，丢开一切对你不适合、也不会有结果的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