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梁启超
我们从小就知道，《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约成书于春秋中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由周代采诗官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进行整理、谱曲，然后演唱给周天子听。
“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周天子一听，还不错，对于施政很有参考意义，便保存记录下来，作为礼乐的教辅资料进行宣扬，以达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的目的。
关于《诗》的作者们，大部分已不能考证，也无法考证，司马迁也只能曰：“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诗》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因为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但，胡适认为《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而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他的这句话误导了很多人，以至于现在我们都认为《诗经》只是一部歌谣，只是起名字的参考书，恰恰相反，《诗经》的经典，已经达到国学的巅峰，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精神纽带。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
这些醉到心里、美到灵魂的出自《诗经》的诗句难道不经典吗？
胡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当时要完成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我们称之为“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
作为经典的《诗经》，便成为他从“源头”诋毁的对象。
此举受到众多非议：
季羡林：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章太炎：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李敖：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唐德刚：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
毛爷爷：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众说纷纭。
暂不论《诗经》经典与否，我们先了解它在当时发挥的作用。
周朝伊始，为配合政治上维护宗周统治的分封制，周公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全面革新，将上古至殷商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
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
《诗经》则在相当程度上直观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为宣扬周礼的载体之一，是当时尤其是贵族子弟学乐、诵诗的官方教材。
也就是说，对《诗经》的熟悉和熟练的运用，是一种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是高层交往比较独特的话语体系。
打个比方。
公元前582年，鲁大夫季文子奉命到宋国嫁女——鲁成公的妹妹，穆姜的女儿伯姬。
在为季文子嫁女归来举行的宴会上，季文子吟诵了《大雅·韩奕》一诗的第五章：
“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xū），鲂鱮（xù）甫甫，麀（yōu）鹿噳噳（yǔ），有熊有罴（pí），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
（蹶父强健勇武，足迹踏遍很过国家，就为女儿韩姞找婆家，觉得韩国最好。韩地很富有，川泽遍布水源足，鳊鱼鲢鱼肥又大，母鹿小鹿聚一处，山林有熊有猫有猛虎。庆幸找了这个好地方，韩姞很满意。）
那意思是告诉鲁成公，伯姬嫁到宋国一切都好，就请放心吧。
在内室担心女儿出嫁后受苦、一听到这首诗的穆姜就有些喜不自禁，跑出来向季文子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后，就吟诵了一首《绿衣》一诗的最后章：“絺（chī，细葛布）兮绤（xì，粗葛布）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穿上葛布衣服，还是觉得冷风嗖嗖的吹，这是因为我思念亡故贤妻的缘故，也体现出了我此刻悲痛的心情如寒风一样冷。）
这首诗虽然表达了丈夫悼念亡妻的深厚感情，但古人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于“赋诗言志”，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
所以，穆姜用《绿衣》称引的重点在“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八个字，表达的是对季文子办事的谢意。
这还只是一般的高层交往。
春秋时代，虽然王道渐衰，但礼法信义仍在当时社会起主导作用，各诸侯国为了所以维护原有统治秩序，存亡继绝，必须坚持周礼。
所以，学《诗经》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在于外交场合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诗以达意”（司马迁）——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互相交往之间，常常是要吟诵《诗经》的，是不是能够熟练灵活的吟诵《诗经》，是一种观察“盛衰”的一个指标。
汉代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面曰过：“诸侯卿大夫结交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其意是说，不学好《诗经》，就无法进入政治舞台。
我们拿晋文公重耳逃亡到了秦国，希望得到秦穆公支持的事例打一个比方，双方在会面时，便运用《诗经》中的诗句，进行微妙而寓有深意的交流。
会面。
秦穆公很直接，上来就吟诵《小雅·采菽》:
“采菽采菽（shū，大豆），筐之莒（jǔ）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ɡǔn，礼服）及黼（fǔ，黑白相间的花纹）。”
意思是说采豆子用方筐、圆筐盛之，诸侯君子来朝见，拿什么赐给他？即使没什么赐给他，就把驷马给他乘。还有什么赐给他？黑白相间的礼服吧。
这是周王赐诸侯命服的乐章，表达秦穆公对重耳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无以言表的心情，同时也借吟诵《采菽》篇，张扬自己的实力，比一般的外交辞令更加工于委婉，尤显含蓄、讲究恭敬。
重耳的随臣赵衰熟读《诗经》，深知其义，便请重耳“降拜”，也就是下阶致谢，表明自己的恭顺态度。
秦穆公也高兴——“降一级而辞焉”。
其后，赵衰提醒重耳吟诵《小雅·黍苗》作为回答：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这句意思很简单，不翻译，表达只有仰仗秦穆公的支持，我们才能壮大，就像黍苗期盼甘雨的到来一般急切。
这个马屁拍的相当到位，让秦穆公高兴不已，但是这种心情又不可以过于显露，于是，秦穆公压抑激动地心情，回应重耳一首《小雅·小宛》：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斑鸠虽小，却可展翅高飞，以此暗示重耳这个忙我帮定了，并表达了自己对晋国先君的怀念，无形中又拉近了一层关系。
这句称引相当到位，复杂的外交谈判通过《诗经》中的诗句，寥寥数语，便含蓄地表现了出来，显示出秦穆公平时扎实的学习功底。
得到明确答复的重耳摁下心中喜悦，随即吟诵《小雅·沔水》：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yù）彼飞隼，载飞载止。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诗句是说条条河流水弥漫，倾注大海而去。空中游隼疾飞，时而飞翔时而停留。可叹可悲我兄弟，还有乡亲与朋友，却无人考虑家国乱事，谁无父母任怀忧？
重耳对晋国当权者不制止祸乱深为叹息，表达若日后成功回国即位，必将如流水归海，竭力侍奉秦国之意。
秦穆公闻之动容，以《小雅·六月》做最终表态：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秦穆公表示，战车已修葺一新，自己即将高呼出征，以救助你的国家。
好了，搞定！
精彩绝伦，先秦时期的外交辞令不愧是中国古代外交艺术的瑰宝。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晋文公重耳雄踞霸主之位。
诵《诗经》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语言沟通。
在当时普通话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有效的沟通需求同落后的沟通手段成了当时外交场合的主要矛盾，指不定两个国家的高层在一起交流一天，都不知道对方说了啥。
但是《诗经》不一样，《诗经》是以周王室的语言体系为基础进行传唱、吟诵，也是大周官方指定教材，大家都要学，在这种情况下，《诗经》当仁不让的充当了沟通的纽带。
这就好比你不会普通话，但是你唱歌的时候普通话就不由自主的蹦出来了，这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双方首先寒暄下，对某个事情连划带比的先行沟通做个铺垫，待大家一知半解的时候，一起来诵个《诗经》，以诗达意下，忽的一下子茅塞顿开，这事情算是沟通圆满了。
由此可见，在春秋时期庄重的外交场合，熟悉、掌握和运用《诗经》实是必不可缺的技能。
如果一个人不会赋《诗》，将会怎么样？
从小不好好学习的齐国大夫庆封给我们做了一个典型。
公元前546年，庆封坐着非常华美的车子到鲁国去访问，鲁国执政大夫叔孙豹请他吃宴席，但不可一世的庆封表现得很不友好，让叔孙豹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于是叔孙豹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吟诵了《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叔孙豹没有“断章取义”，他是吟诵的全篇，这基本上是一种顶级的咒骂了，而且是面对面的。
谁知庆封竞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原来他对于《诗经》是一窍不通，更别提赋诗应答了，这在当时各诸侯国大夫中被传为笑柄。
赋诗明志，听诗会意，这种独特的外交方式避免了直接的外交冲突，激烈的交锋在和谐的氛围中进行，也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乃至外交史上的一大景观了。
这也不全怪庆封学习不好，用《诗经》说话是不容易的，即使你对《诗经》烂熟于胸，如不能恰如其分地说话，辞不达意，也会贻误一些事情的。
比如楚令尹王子围就犯了这样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