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的表态被媒体报道后，如同巨石投进“5·19”的池塘，溅起冲天的水花。有人说，陈培德把事情搞糟了，球迷可以骂中国足协，地方体育局怎么得罪得起足协？足协是足坛的上帝，一手遮天，烧香都不见得能找到庙门呢，哪能跟他们叫板，还想不想搞足球了？有人说，陈培德不会做官，不懂官场规则；也有人说，陈培德太正直了，也太幼稚了，别人的官越做越大，他的官却越做越小；还有人说，陈培德锋芒太露，沽名钓誉……
在官场，陈培德是另类，时有惊世骇俗之举，这可能与经历有关。他没有像其他高官那样沿着漫长的台阶一级级攀上来，他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起点很高。
196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陈培德被分配到金华县，先在农村当了10年的小学教师，“文革”后又调到金华四中，教了5年语文和政治。1983年，他被选进金华地区宣讲团，讲党的十二大精神和政治经济学。他的讲座不仅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而且声音雄浑有力，富有磁性，深受干部群众欢迎。那年正好党中央提倡领导干部“四化”，省委考查组到金华选拔干部，采取群众推荐，组织考查，不带任何条条框框。当提到宣传部长的人选时，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地说：“金华四中的‘陈铁嘴’最合适！”
陈培德就这样从一名普通中学教师擢拔为浙江省金华地委常委、宣传部长。
1986年，浙江师范大学领导班子不团结，省委派他去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擢升为正厅级官员。1991年，他奉命调到浙江省委，任副秘书长，级别没变，地位高了，可以一览众山了。1993年初，省委副书记找他谈话，“培德，省委考虑你性格外向，协调能力强，又善于跟年轻人打成一片，决定让你去体委当主任……”
“是您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到底是教委还是体委？”陈培德瞪大了眼睛，疑惑地问道。
“我没有说错，你也没有听错，是体委不是教委。”副书记笑吟吟地说。
陈培德有点儿蒙了，他读中学时爱打乒乓球，读大学时是系篮球、足球、排球和乒乓球四球队的队员，可那毕竟是业余的，凭那点底子当省体委主任怎么行？体育专业性强，外行怎么能领导内行呢？
省委书记又找他谈话，“培德，省体委领导班子闹矛盾，省委派你去当这个主任。你的任务之一就是把领导班子团结起来。”
他服从了组织安排。有人对他说，老陈啊，体委可不是省委省政府直属机关哪，从省委副秘书长到体委主任，级别是没变，地位可就差多了，离开了主干线，政治前途就暗淡了。
“可能是这样吧，不过当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事。只要把事做好了，对得起机关门口那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也就行了。”他淡然一笑地说。
到体委报到时，陈培德惊呆了，没想到体委竟是个烂摊子！体育馆像艘搁浅的渔船，无可奈何地任凭岁月风蚀；办公楼破破烂烂，像中东难民睁着苦难深重的眼睛望着他这位新上任的体委主任。他从零开始，从头学起，五年之后，周总理生前关心过的黄龙体育中心的主体育场建成了，并在那里举办了女足世界杯比赛。浙江省体委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运动先进单位，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连续获得金牌。
这时，省委领导又找陈培德谈话了，这次要派他到省教委当主任了。教委主任的权力可比体委主任大多了，下面正厅级高校就有几十个。不仅如此，教委主任比体委主任距副省也近了许多。从教委主任提拔的副省级举不胜举，从体委主任提拔的近乎零。他却上书省委请求留在体委，放弃了擢升副省级的希望。
“5·19”过去两天了，浙江省足协的申诉也提交上去了，中国足协那边却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性急的陈培德忍不住了，拨通了阎世铎的手机。
他跟阎世铎有四年的交情。1998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的阎世铎主持起草《2001～2010年中国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陈培德是起草小组成员。他们白天一起工作，晚上一起打牌和聊天，友情就这样渐然加深了。2000年中国足球处于低迷之际，阎世铎空降至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出任主任，兼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陈培德认为，在中国体育界最难搞的是足球，最复杂的地方是中国足协，所以对“不懂足球、不懂外语”的阎世铎出任中国足球掌门人既惊讶又担忧。
中国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个机构两副面孔（在中国这种怪物很多），足协是民间社团，中心是政府管理部门，它既沾计划的边，又搭市场的界。有人占了便宜，自然就得有人吃亏，足球俱乐部要承受两种体制的弊病和负担。对中心而言，足协犹如阿庆嫂唱的，“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对阎世铎说，“足球的天塌下来，也要你去顶着。”足球出了事，中心不会顶着，要让足协顶着。阎世铎戴着无顶帽子，不论什么掉下来都得用头皮去接着，没人顶他顶着。
一次，陈培德在北京见到阎世铎，笑着说，“领导要想重用你就不会让你到足协，领导要不想再用你就让你去足协。”玩笑开过之后，他对阎世铎说媒体是战友，不是对手，要学会跟媒体搞好关系。阎世铎感激地将手机号码留给他，“这个电话一般人不知道。有了这个电话，你任何时间都能找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