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陈培德出生于福建省晋江的一个小渔村。家境贫寒，穷就像条绳索勒得一家人喘不上气来。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父亲胡子拉碴，穿着短裤和敞怀的皱巴巴衬衫，打着赤脚；母亲除料理家务之外迈动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到处借债，出门一脸无奈，回来满身凄凉；烧饭时，姐姐和妹妹睁着无神的眸子，窘促地拎着像肚皮一样空瘪的口袋挨家挨户借米。可是，读过三年私塾的父亲对他寄予的最大期望却不是富贵，而是“德”。在他的家乡“德”与竹谐音。父亲给他取名为“培德”，一是他命中缺木，以竹补木；二是想让他像竹子那样正直。母亲是文盲，可是她却比当今拥有高学历高职称的母亲还要称职，没教过陈培德英语、钢琴、绘画，她教会了他做人。她教育他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人什么都可以亏，唯独良心不能亏。
父母肯定没想培养培德当体育局长，可是他们给了他最适合做体育官员的品质——正直。正直既是优良品质，又是致命的弱点。正直让陈培德深得别人信任，拥有众多挚友；正直又使他的眼睛容不得沙子，嫉恶如仇，敢讲真话，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八年前，组织上派他到体委当主任时，他以为体育是一块净土，竞技最讲究的是公平、公正和公开，搞体育的人大都纯粹。到任不久，他就发现体育这条洁白哈达已被擦成肮脏的抹布，见不到本色。全运会的“东道主现象”（在哪个省市举办全运会，该省市的总分就第一），兴奋剂泛滥，年龄或体重等的弄虚作假，赛风不正，裁判受贿，执法不公；甲级联赛的买球、赌球、黑哨……体育腐败已成为组织行为，有的是领导默许的，有的是领导支持的，有的是领导主抓的。腐败犹如一具腐尸，食客不止于苍蝇蚊虫，乌鸦、秃鹫、鬣狗、老虎、狮子各得其所。
体育关系到国家的荣辱，民族的兴衰。小时，父亲教导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有责的事儿，作为正厅级的体育官员怎能没责？陈培德想，全国的体育，我管不了；浙江体育归我管，为官一任，负责一方。他坚持“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确保了浙江体坛的干净。可是，体育腐败对他来说犹如眼中钉，肉中刺，看见就想说，知道就想管。2000年4月，袁伟民被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陈培德感到中国体育有希望了，袁伟民不仅带领中国女排创下了“三连冠”，而且还是一位爱体育、懂体育的领导人。他怀着中国体育重返净土的憧憬奋笔疾书，向袁伟民献计献策：“新官上任，烧什么火？我想进一言：不必烧三把，一把就行：在体育战线大刮横扫腐败的‘龙卷风’……‘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的行动’，现在行动比纲领、宣言更重要。现在普遍存在的兴奋剂行为、赛风不正问题屡禁不止，多半属于组织行为，而虚假成绩，又可以名利双收。针对这个，我提议……”他提出了五点制裁措施，在结尾写道，“我在体育战线工作了八年，所见所闻，深感体育应该多出政治家，而杜绝政客；凡是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的地方，其背后都有搞权术的领导撑腰。我常为此感到悲伤。我真诚希望我的进言能得到采纳，并愿意从我做起，从我管辖的浙江做起，当尚方宝剑临头，我决不会眨眼。”为清除腐败，他已不惜拿自己开刀，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足以感天动地。可是，信发出后却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2000年夏天，在温州召开的华东地区体育局长会议，在他的倡导下，六省一市的体育局长在《华东区体育界反对使用兴奋剂的倡议书》签了字。他激奋不已，热血沸腾，好像看见一面体育反腐的旗帜迎风飘扬，激越的冲锋号“嘀嘀嗒嗒”吹响。
对甲B中的“黑哨”和半公开的猫腻，他已有所闻。据说，每场比赛之前，“中间人”就像发情的老鼠兴奋得乱窜，或以主裁判的亲友或学生的名义给俱乐部打电话，许诺帮忙搞定比赛。于是，俱乐部就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给裁判送钱，少则三五万，多则几十万。有的裁判贪得无厌，吃完主队吃客队，在比赛时时而“照顾”主队，时而“照顾”客队。
目前体育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治理腐败。对一个患有癌症，或染有三期梅毒的病人来说，要先治病再强身。病不治愈，怎么滋补，怎么锻炼都没用。遗憾的是，体育界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没有过反腐行动，没处理过一位贪官。
陈培德没有想到的是“黑哨”在眼前吹响，出现在杭州，甲B联赛是不归他管，浙江体育在他的管辖区域，他不能不管。
第二天，陈培德指示浙江足球协会副主席王之海对黑哨事件向中国足球协会申诉，讲清情况，表明看法。接着，他对赶来采访的记者表明态度和观点：“球迷闹事显然不对，可是事出有因，造成球迷不冷静的主要原因是裁判执法不公。对这场比赛的执法，无论杭州球迷还是上海球迷都很不满意，裁判所犯的一连串错误激怒了球迷。”接着，他义愤填膺地说，“中国足球之所以步履维艰，一波三折，常出乱子，很多时候都是裁判造成的。所以当务之急与其说请洋教练，不如说是要请洋裁判，否则丧失了执法的公正性，也就失去了体育竞赛的价值。我认为，不从反腐败入手，中国足球投入再多也只能是窝里斗，也不会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