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肖科长让他再去，他便有了再去的理由。他在10点35分又去了，果然他办公室没有别人，郑厂长热情地接待他，要给他沏茶，他连忙按住郑厂长柔柔的手。正待转入正题，办公室的门咚地响了，几个人推门就进，像回到自己家一样随便。郑厂长起身接待，张罗着沏茶递烟。一个络腮胡说道，你郑厂长在厂里不行哩，影响不够深远呢。郑厂长问，李毛胡你什么意思？另一个瘦子说，在门口说是找你的，人家说不认识哩，你还要进一步扩大影响才是。郑厂长说，你肯定说是来找小郑的，你说郑厂长他们能不认识？众人嘻嘻哈哈坐下来。
明诗只好磨磨蹭蹭站起来，郑厂长问道，王师傅，你还有其他事吧？明诗嗫嚅道，还有点儿小事。郑厂长说，你说。明诗面有难色，郑厂长说，咱到门口说。说着先走出门，明诗跟着出来。站在门外，郑厂长道，你说吧。明诗犹犹豫豫，此事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简单地说我想在科里负责，这成何体统？传出去不被笑话死？便道，等我有空再说吧。又觉得不妥，改口道，等你有空我再说吧。便慌慌张张地溜了。
讲到这儿，明诗呵呵笑着对我说，两次努力，我都没有坚持住，说明我命里没有这个官了。下楼时我拍拍巴掌，对自己说，随他去吧，多年没当官不也过来了，被人瞧不起，我还瞧不起那些跑官的呢。这样一想心里便释然了。他不再向肖科长打招呼，径直回了家。
回到家，明诗看着张兰做饭，庆幸自己如果仍被当官的念头纠缠着，就很可能要在厂里表现一番了，父亲那儿的安排就是个难题。因为争取当官就要在工作上做出样子，眼下因家务事拖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连考查这一关也过不去的。做做样子也要半个月一个月的，自己忙工作就要找个替身，工作单位找不到，家里也找不到，儿子小林在邻省打工，只有张兰一个女人，父亲洗屁股的事她是代替不了的。再说明书找人替，自己再如此，老人会在临终之际不愉快。那个小官能当一辈子？当又如何，不当又如何呢？
张兰看见明诗嘴角勾出一丝笑纹，问，你笑什么，做了当官发财的梦？明诗道是不想当官的好梦。张兰道，不当官还是好梦？当官才是好梦呢。明诗道，当官有什么好，最起码早去晚归，工作比人家干得多，捐款也比人家拿得多。张兰道，你就不看人家明里暗里得到的有多少，吃喝嫖赌都报销，红白事份子钱都不是自己的，有人说那是公事，他收了份子钱怎么不交公？再说了，红白事也办得风光。等你爸死了，家里有没有当官的，谁是当官的，外人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这句话点到了明诗的痛穴，心脏和双手不由得一紧。家有当官的，红白事办得就牛气。去年小周卖花圈的亲戚说，那小区死了个不起眼的老头儿，他一天就卖了150只花圈，三天一共卖了300只花圈！这还不算其他花圈店。一打听才知道那老头儿是某区委书记的公公。还不是看在“权”字上？封建社会有句话：太太死了压断桥，老爷死了无人问。说的是太太死了吊唁的人多，老爷死了就谁也不去了。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些酸，人不比人不生气呀，好在家里有明书，他能撑起这片天。
下午他接到肖科长的电话，说你马上到厂里来。
再说郑厂长送走客人，想起明诗找他的事，就在办公室看着文件等他再来。他对明诗的印象不错，认为他任劳任怨，不张扬不虚假，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至今还是大头兵。正好肖科长向他汇报工作，他布置完工作又把明诗找他的事说了，问，是不是他家有什么困难，他父亲的病情怎样了，他好像心里有事？肖科长便说，他勤勤恳恳工作30年，如今大头兵一个，难免有情绪，想向领导反映呢。郑厂长沉吟一下，说，这也不是坏事，不想当干部的人不是好工人呢。我会向组织反映的，不过你先不要告诉他。肖科长答应了，却转脸就向明诗泄密了。
王明诗决定在工作上好好表现，首先就盘算起寻找一位替身陪护。他琢磨来琢磨去只有一个办法，去劳务市场找个农民工。之前他之所以不找替身，一是自己能占用工作时间，更主要的是怕父亲不高兴。父亲对于花钱雇人陪床的直接看法就是儿子厌烦了，连亲爹都不愿意伺候了。现在他明书单位有人替，自己为什么不可以说这个农民工是自己厂的同事？同是工作需要，不应厚此薄彼。只是解释起来费些周折。明书是单位领导，有人替他办事任何人都能想得通，自己单位出人替说起来谁都不信。不过有个有利条件，父亲病重得已经不爱说话聊天，不会刨根问底的。只要交代好农民工别多嘴多舌就行。事不宜迟，他抽个空子去了镇河牛劳务市场。
明诗把自行车放在远处只身走来，他把自己装扮成路人，为的是不成为围观的对象。即使如此，自他一走来，找工作的农民工像饿狗般纷纷围上来，远处还有人拿着瓦刀等工具往这儿奔跑。他们随他而移动脚步，连珠炮似的问：要请什么工？水工电工木工瓦工？他在农民工中间穿行，要找的是穿戴得像是城里的人，这样才好欺骗父亲。
